第147頁
陳陣說：我認為，因為那個時期華夏民族的血管里“狼血”成份很濃，“羊血”倒不太多。人類脫胎於野獸，遠古時期人類的獸性狼性極強，這是人類在幾十萬年殘酷競爭中賴以生存下來的基本條件。沒有這種兇猛的性格，人類早就被兇殘的自然環境和獸群淘汰了。但是獸性狼性對人類文明的發展危害也極大，如果一個國家裡的人群全像狼群一樣，這個國家的人群就會在互相廝殺中同歸於盡、徹底毀滅。人類的文明就是在不斷抑制和駕馭人類自身的獸性和狼性才逐步發展起來的。這是古今中外的聖賢、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所思考的根本問題之一。但是，如果完全或大部消滅了人性中的獸性和狼性，甚至用溫和的羊性和家畜性來替代它，那麼，人類就又會失去生存的基本條件，被殘酷的競爭所淘汰，人類的文明也無從談起。
因此，沒有人類的半野蠻，就沒有人類持續燦爛，不斷躍進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條保留人性半野蠻的文明發展道路，而華夏民族力圖走一條人性“無野蠻”的農耕式文明發展道路。形象地說，西方走的是一條“文明狼”的道路，而華夏走的是一條“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順利地從“古代野蠻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現代文明狼”，現在正朝著未來真正大寫的“文明人”演進。而咱們落下了不知道多少個階段，而且還是南轅北撤。
華夏先聖，懷著善良樸素的願望，受到歷史發展階段的限制，力圖實現克己復禮，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為只要剷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實現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學千年淳淳教導：“其為人也，溫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溫柔敦厚”，儒家教義具有鮮明崇羊滅狼的農耕性質。到後來的宋明理學那就更極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慾”，連正常的人慾都要滅，就不要說消滅人性中存留的獸性狼性了。在農耕民族存在的基礎上，經過千年的教化馴牧，華夏的知識層充滿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羊性幾乎成了華夏的國民性。這條道路走得太極端，後來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兇悍的草原狼群，其結果，二十四史早已記錄得血流成河。再後來，世界變小，敦厚的華夏“文明羊”遇上了兇悍的西方“文明狼”，兩種文明相撞，撞翻的當然是羊。所以，古老的華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後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楊克的談興也濃了起來，問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國怎麼就走到這麼一條絕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漢唐時期華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嗎?
陳陣開始侃侃而談：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觀環境所決定的。華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適合農業發展的、最大的“兩河流域”，也就是長江黃河流域。這個流域要比埃及尼羅河流域，巴比倫兩河流域，印度河恆河流域大得多。因此，華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農耕生活擺布，這就是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農耕性質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決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農業不占絕對優勢。狩獵業、牧業、農業、商業、貿易、航海業齊頭並進;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陸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強悍的遊牧遺風和性格頑強存留下來，而且在千年的商戰、海戰和貿易戰中得到不斷加強，後來又進入到現代工業殘酷的生存競爭之中，狼性越發驃悍，所以西方民族強悍進取的性格從來沒有削弱過。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決定民族命運。這種性格是西方後來居上並衝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觀原因。
世界上從古到今大致有狩獵、遊牧、農耕、商業、航海、工業這六種行業和六種民族。其中，農耕最特殊，因為只有農耕可以自給自足，自我封閉，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競爭、交換和雜交。除了農耕以外，其他五種行業都不是“和平”的行業，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競爭交換搏殺才能生存發展。這五種行業都是競爭激烈，風險巨大，環境險惡，你死我活的行業。如果這五種民族沒有像狼一樣兇悍頑強進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這六大行業中產生出來的六種民族，除了農耕民族以外，狩獵民族、遊牧民族、經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業民族這五個民族，都是世界上強悍進取的民族。
而且這五種行業和民族有著繼承關係，從狩獵遊牧發展到經商航海，從經商航海又發展到近現代工業。這五種強悍行業是為強悍民族準備的，也只有強民族才敢幹強行業。從低級強行業一直干到高級強行業，這就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航線。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獵遊牧，發展到經商航海，再發展到現代工業時代的。
古代農耕民族的歷史是一個閉門造車，自給自足的歷史支流，他們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遊牧民族及其後代衝進他們的流域，搶走了他們的創造發明，並把他們滅了國，滅了族，或當作附庸，便繼續在驚濤駭浪中揚帆遠航，去創造發明更先進的文明了。華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農田，走進農耕民族發展的歷史支流，越走越弱，當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虧。
華夏先民的性格絕對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樣勇敢智慧，強悍進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華夏這片世界最大的溫良敦厚肥沃的農田裡，再兇悍的狼性也悍不起來了。古代中國廣闊深厚的農田，是軟化馴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溫柔之鄉。
吉普進入邊防公路以南的草場，草已矮得貼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禿禿的練車場。楊克將車開出土路徑直向黑石山駛去。
陳陣略略翻了翻列印稿，繼續說：黃河流域並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惟一發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內蒙草原，更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據《內蒙古歷史地理》一書介紹，考古發掘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內蒙古就有人類活動。著名的“大窯文化”的歷史久遠性令世人吃驚。大窯遺址在內蒙呼和浩特市東北郊保合少鄉大窯村，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窯遺址有一個遠古人類的石器製造廠，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後長達幾十萬年。遺蹟最早的年代距今約70萬年，比北京猿人的遺蹟還早10—50萬年。到新石器時代，內蒙的古人類活動的範圍更廣。距今為止，在內蒙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約有100多處，而從這些遺址出土的器物形狀和彩陶風格，與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有區別。
還有，在西北陝西發現的藍田人距今約80—60萬年，也比北京猿人的歷史久遠。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屬於黃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遠古北方人。在遠古時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豐茂，氣候濕潤，適於人類生活。草原的遠古人類過著狩獵、遊牧和採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黃河中下游的中原，還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黃泛區”，許多地方都不適合人類居住。中原是黃土高原水土流失、並由黃河輸送泥沙而堆積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黃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類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類史更久遠，中原的原始先民來自於西北高原和草原。
因此，沒有人類的半野蠻，就沒有人類持續燦爛，不斷躍進的文明。西方民族走的就是一條保留人性半野蠻的文明發展道路，而華夏民族力圖走一條人性“無野蠻”的農耕式文明發展道路。形象地說，西方走的是一條“文明狼”的道路，而華夏走的是一條“文明羊”的道路。人家順利地從“古代野蠻狼”走到“古代文明狼”，再一直走到“現代文明狼”，現在正朝著未來真正大寫的“文明人”演進。而咱們落下了不知道多少個階段，而且還是南轅北撤。
華夏先聖，懷著善良樸素的願望，受到歷史發展階段的限制，力圖實現克己復禮，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以為只要剷除人性中的狼性就能逐步實現這一理想。因此，在性格教化方面，儒家孔學千年淳淳教導：“其為人也，溫柔敦厚”，然而，普天之下牛羊的性格最“溫柔敦厚”，儒家教義具有鮮明崇羊滅狼的農耕性質。到後來的宋明理學那就更極端了，大力鼓吹“存天理，滅人慾”，連正常的人慾都要滅，就不要說消滅人性中存留的獸性狼性了。在農耕民族存在的基礎上，經過千年的教化馴牧，華夏的知識層充滿溫柔敦厚的謙謙君子，華夏下層布滿了軟弱可欺的良民順民，羊性幾乎成了華夏的國民性。這條道路走得太極端，後來敦厚的羊群一旦遇上了兇悍的草原狼群，其結果，二十四史早已記錄得血流成河。再後來，世界變小，敦厚的華夏“文明羊”遇上了兇悍的西方“文明狼”，兩種文明相撞，撞翻的當然是羊。所以，古老的華夏道路必然被西方道路打垮，最後打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楊克的談興也濃了起來，問道：我真不明白，古代中國怎麼就走到這麼一條絕路上去了呢?在周秦漢唐時期華夏族不是走得好好的嗎?
陳陣開始侃侃而談：民族最初的道路主要是由客觀環境所決定的。華夏族生活在世界上最適合農業發展的、最大的“兩河流域”，也就是長江黃河流域。這個流域要比埃及尼羅河流域，巴比倫兩河流域，印度河恆河流域大得多。因此，華夏族就不得不受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農耕生活擺布，這就是華夏民族的民族存在。民族性格也不得不被農耕性質的民族存在所改造，所決定。
而西方民族，人口少，靠海近，牧地多，農業不占絕對優勢。狩獵業、牧業、農業、商業、貿易、航海業齊頭並進;草原狼、森林狼、高山狼、陸狼、海狼一直自由生活。西方民族強悍的遊牧遺風和性格頑強存留下來，而且在千年的商戰、海戰和貿易戰中得到不斷加強，後來又進入到現代工業殘酷的生存競爭之中，狼性越發驃悍，所以西方民族強悍進取的性格從來沒有削弱過。民族存在決定民族性格，而民族性格又決定民族命運。這種性格是西方後來居上並衝到世界最前列的主觀原因。
世界上從古到今大致有狩獵、遊牧、農耕、商業、航海、工業這六種行業和六種民族。其中，農耕最特殊，因為只有農耕可以自給自足，自我封閉，自花授粉，自行退化，基本上可以不需要競爭、交換和雜交。除了農耕以外，其他五種行業都不是“和平”的行業，不能自給自足，必須競爭交換搏殺才能生存發展。這五種行業都是競爭激烈，風險巨大，環境險惡，你死我活的行業。如果這五種民族沒有像狼一樣兇悍頑強進取的性格，就不能生存。因此，這六大行業中產生出來的六種民族，除了農耕民族以外，狩獵民族、遊牧民族、經商民族、航海民族和工業民族這五個民族，都是世界上強悍進取的民族。
而且這五種行業和民族有著繼承關係，從狩獵遊牧發展到經商航海，從經商航海又發展到近現代工業。這五種強悍行業是為強悍民族準備的，也只有強民族才敢幹強行業。從低級強行業一直干到高級強行業，這就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主航線。西方世界基本上就是由狩獵遊牧，發展到經商航海，再發展到現代工業時代的。
古代農耕民族的歷史是一個閉門造車，自給自足的歷史支流，他們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但遊牧民族及其後代衝進他們的流域，搶走了他們的創造發明，並把他們滅了國，滅了族，或當作附庸，便繼續在驚濤駭浪中揚帆遠航，去創造發明更先進的文明了。華夏民族一起步就踏上農田，走進農耕民族發展的歷史支流，越走越弱，當然在民族性格上就要大大吃虧。
華夏先民的性格絕對不比西方民族弱，同樣勇敢智慧，強悍進取，狼心勃勃。可是一落到華夏這片世界最大的溫良敦厚肥沃的農田裡，再兇悍的狼性也悍不起來了。古代中國廣闊深厚的農田，是軟化馴化草原狼和狼性的溫柔之鄉。
吉普進入邊防公路以南的草場，草已矮得貼了地皮，像一大片光禿禿的練車場。楊克將車開出土路徑直向黑石山駛去。
陳陣略略翻了翻列印稿，繼續說：黃河流域並不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惟一發祥地，西北草原，尤其是內蒙草原，更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發祥地之一。據《內蒙古歷史地理》一書介紹，考古發掘證明，早在舊石器時代內蒙古就有人類活動。著名的“大窯文化”的歷史久遠性令世人吃驚。大窯遺址在內蒙呼和浩特市東北郊保合少鄉大窯村，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大窯遺址有一個遠古人類的石器製造廠，時間跨度從舊石器時代的早期、中期、一直到晚期，前後長達幾十萬年。遺蹟最早的年代距今約70萬年，比北京猿人的遺蹟還早10—50萬年。到新石器時代，內蒙的古人類活動的範圍更廣。距今為止，在內蒙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約有100多處，而從這些遺址出土的器物形狀和彩陶風格，與中原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有區別。
還有，在西北陝西發現的藍田人距今約80—60萬年，也比北京猿人的歷史久遠。即便是北京猿人，也不屬於黃河流域的中原人，而是遠古北方人。在遠古時期，北方和西北的高原和草原水草豐茂，氣候濕潤，適於人類生活。草原的遠古人類過著狩獵、遊牧和採集的生活，而大禹治水以前的黃河中下游的中原，還是定期和不定期的“黃泛區”，許多地方都不適合人類居住。中原是黃土高原水土流失、並由黃河輸送泥沙而堆積形成的平原，因此，西北高原和草原是中原之父，黃河是中原之母。西北草原的人類史自然也就比中原的人類史更久遠，中原的原始先民來自於西北高原和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