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頁
面對不利局面，被告律師博易還是儘量做出努力，他抓住原告的身份問題，對清政府做出回擊。被告律師問道：“現在原告到底是誰？是中國政府呢，還是江蘇巡撫，或者是上海道台？”在場的清朝官員沒有明白被告律師這麼問的深層含義，就回答說這次審判是“奉旨”辦理。這一回答正中被告律師的下懷。既然是“奉旨”，那麼也就是來自皇帝的聖旨，也就是意味著皇帝要打官司，皇帝是原告了。博易不愧是一個優秀的律師，他立刻抓住清朝官員的疏忽：“堂堂的朝廷，和自己管轄下的小老百姓，在最低級的法庭上打官司，最後還要接受低級官員的裁判。這不是一個笑話嗎？”這一句話，狠狠地扇了清政府一個耳光。在場的清朝官員聽了，無言以對。
在這裡簡單解釋一下，為什麼說這次庭審的法庭是中國最低級的法庭。在清朝，最低級的政權是縣衙門，當時上海只是一個縣，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廨是上海縣的派出司法機構，直接審判蘇報案的是上海知縣，所以被告律師說蘇報案是皇帝和老百姓在最低級的法庭打官司，受低級官員的裁判。
案件延期審理，清政府開始了外交交涉。清政府還是希望通過外交渠道，把蘇報案的犯人轉移到自己的手上來。上海租界工部局不是拒絕移交犯人嘛，那好，我不和你打交道，我直接找你上級的上級，也就是各國駐華公使！於是，北京的總理衙門給各國駐華公使團寫信，要求移交章太炎等人。多數國家的公使對於這件事情沒有明確的態度，交或者不交他們都無所謂，關鍵是看英國，因為英國是當時世界的頭號強國，在中國力量最強，又實際控制著上海租界。所以，英國公使的態度至關重要。
清朝這次走的是上層路線，相當高端，由負責總理衙門事務的慶親王奕，給英國參贊署理公使燾訥里寫信，要求交人。清政府的依據是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一款和《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其中，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一款規定：“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查嚴拿，查明實系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倘有中國犯罪民人潛匿英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第二條規定：“凡遇案件牽涉洋人必應到岸者，必須領事官會同委員審問，或派洋官會審；若案情只系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即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館毋庸干涉。”所以，中國政府認為，租界扣留案犯沒有法律依據，英國應該交出蘇報案犯人。
英國代理駐華公使燾訥里請示本國外交部，這件事情到底怎麼辦？英國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接到駐華公使的電報後，傾向於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給清政府，他不想因為蘇報案影響了中英兩國的關係。但是，蘭斯多恩侯爵很懷疑犯人能否得到公正的審判，所以他希望清政府能夠保證不對案犯施加酷刑。可見，外交大臣總體上傾向於交出犯人，只是在細節問題上有所猶豫。
按照程序，蘭斯多恩侯爵把這件事情的材料轉給了皇家法院，請法官們提供意見。估計走完這個程序，英國外交部指示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給清政府的可能性很大。章太炎、鄒容的命運堪憂啊！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發生了一件事情，扭轉了整個局面。這就是駭人聽聞的“沈藎事件”。
1903年7月19日，中國記者沈藎遭到告密，在北京被捕，31日被慈禧太后下令在監獄中“杖斃”。此事經海內外媒體報導後，舉世震驚。輿論普遍認為，沈藎是因為向日本報紙披露了《中俄密約》，揭露了清政府的秘密外交，被清政府秘密逮捕，沒有經過審判，就被活活打死了。
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發表文章，詳細描述了沈藎被杖斃的細節，讀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聖旨最終下發，不是將沈藎處決，甚至也不是凌遲處死，而是在獄中杖斃。沒有哪種生靈會被如此嚴懲，但在刑部卻並不缺少這樣的懲罰。可怕的刑罰在四點鐘開始執行，在此後的兩個小時裡，鈍竹條像雨點一樣落在可憐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鮮血淋漓，但是犯人還沒有死。他痛苦萬分，請求行刑者速將其勒死，最終採取了類似的辦法。直到夜幕降臨，血肉模糊的身體才停止了顫動。”
事件披露後，清政府成了眾矢之的，尤其是洋人輿論一致譴責清政府。輿論很自然就把沈藎事件和蘇報案聯繫了起來，轉向同情章太炎、鄒容，反對移交。美國《紐約時報》評論：“不移交蘇報案被關押者……充其量不過是沒有與中國政府合謀屠殺主張改革的進步人士。”
租界工部局更是強烈反對移交，他們致函北京公使團，認為“未經審判並證明有罪，本地居民不能夠被逮捕或被帶離租界”，如果那麼做會威脅租界的持續繁榮和安全。為了儘快結束這個案子，工部局還威脅，如果上面長期不能形成共識，巡捕房就要先釋放章太炎、鄒容，等審判時間定下來了再把他們倆抓回來。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英國政府的態度發生了轉變。8月4日，英國皇家法院向清政府遞交了一份報告，認為英國政府不應該向清政府移交蘇報案犯人，理由是，之前上海道台和領事團有協議，答應在租界內審判蘇報案。所以，蘇報案必須在租界內審判，不能移交給清政府。
在這裡簡單解釋一下，為什麼說這次庭審的法庭是中國最低級的法庭。在清朝，最低級的政權是縣衙門，當時上海只是一個縣，上海租界的會審公廨是上海縣的派出司法機構，直接審判蘇報案的是上海知縣，所以被告律師說蘇報案是皇帝和老百姓在最低級的法庭打官司，受低級官員的裁判。
案件延期審理，清政府開始了外交交涉。清政府還是希望通過外交渠道，把蘇報案的犯人轉移到自己的手上來。上海租界工部局不是拒絕移交犯人嘛，那好，我不和你打交道，我直接找你上級的上級，也就是各國駐華公使！於是，北京的總理衙門給各國駐華公使團寫信，要求移交章太炎等人。多數國家的公使對於這件事情沒有明確的態度，交或者不交他們都無所謂，關鍵是看英國，因為英國是當時世界的頭號強國，在中國力量最強，又實際控制著上海租界。所以，英國公使的態度至關重要。
清朝這次走的是上層路線，相當高端，由負責總理衙門事務的慶親王奕，給英國參贊署理公使燾訥里寫信，要求交人。清政府的依據是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一款和《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其中，中英《天津條約》第二十一款規定：“中國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潛住英國船中者，中國官照會英國官訪查嚴拿，查明實系罪犯交出。通商各口倘有中國犯罪民人潛匿英國船中房屋，一經中國官員照會，領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隱匿袒庇。”《上海洋涇浜設官會審章程》第二條規定：“凡遇案件牽涉洋人必應到岸者，必須領事官會同委員審問，或派洋官會審；若案情只系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即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館毋庸干涉。”所以，中國政府認為，租界扣留案犯沒有法律依據，英國應該交出蘇報案犯人。
英國代理駐華公使燾訥里請示本國外交部，這件事情到底怎麼辦？英國外交大臣蘭斯多恩侯爵接到駐華公使的電報後，傾向於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給清政府，他不想因為蘇報案影響了中英兩國的關係。但是，蘭斯多恩侯爵很懷疑犯人能否得到公正的審判，所以他希望清政府能夠保證不對案犯施加酷刑。可見，外交大臣總體上傾向於交出犯人，只是在細節問題上有所猶豫。
按照程序，蘭斯多恩侯爵把這件事情的材料轉給了皇家法院，請法官們提供意見。估計走完這個程序，英國外交部指示把章太炎等人移交給清政府的可能性很大。章太炎、鄒容的命運堪憂啊！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發生了一件事情，扭轉了整個局面。這就是駭人聽聞的“沈藎事件”。
1903年7月19日，中國記者沈藎遭到告密，在北京被捕，31日被慈禧太后下令在監獄中“杖斃”。此事經海內外媒體報導後，舉世震驚。輿論普遍認為，沈藎是因為向日本報紙披露了《中俄密約》，揭露了清政府的秘密外交，被清政府秘密逮捕，沒有經過審判，就被活活打死了。
上海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發表文章，詳細描述了沈藎被杖斃的細節，讀起來令人毛骨悚然：
“聖旨最終下發，不是將沈藎處決，甚至也不是凌遲處死，而是在獄中杖斃。沒有哪種生靈會被如此嚴懲，但在刑部卻並不缺少這樣的懲罰。可怕的刑罰在四點鐘開始執行，在此後的兩個小時裡，鈍竹條像雨點一樣落在可憐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鮮血淋漓，但是犯人還沒有死。他痛苦萬分，請求行刑者速將其勒死，最終採取了類似的辦法。直到夜幕降臨，血肉模糊的身體才停止了顫動。”
事件披露後，清政府成了眾矢之的，尤其是洋人輿論一致譴責清政府。輿論很自然就把沈藎事件和蘇報案聯繫了起來，轉向同情章太炎、鄒容，反對移交。美國《紐約時報》評論：“不移交蘇報案被關押者……充其量不過是沒有與中國政府合謀屠殺主張改革的進步人士。”
租界工部局更是強烈反對移交，他們致函北京公使團，認為“未經審判並證明有罪，本地居民不能夠被逮捕或被帶離租界”，如果那麼做會威脅租界的持續繁榮和安全。為了儘快結束這個案子，工部局還威脅，如果上面長期不能形成共識，巡捕房就要先釋放章太炎、鄒容，等審判時間定下來了再把他們倆抓回來。
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英國政府的態度發生了轉變。8月4日，英國皇家法院向清政府遞交了一份報告，認為英國政府不應該向清政府移交蘇報案犯人，理由是，之前上海道台和領事團有協議，答應在租界內審判蘇報案。所以，蘇報案必須在租界內審判，不能移交給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