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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就出現了開頭租界會審公廨7月15日第一次公審章太炎等人的場景。當時，清朝官員知道，按照西方程序來辦太慢，太麻煩，而且判決結果還不一定有利於清政府，他們還是想把案犯從租界劫出來。之前，這六個人被關押在巡捕房，清政府不好去劫獄。第一次公開審訊，要把案犯從巡捕房轉移到法庭。袁樹勛就安排了五百名官兵，潛伏進租界，想半路把章太炎、鄒容等人劫走。
工部局想到清朝官員會來這一手，做好了防止劫獄的準備。巡捕房用馬車轉移犯人，每個犯人坐一輛車，每輛車有一個英國巡捕陪坐，同時馬車外面還有一個英國巡捕跨轅，也就是抓著馬車，貼在馬車車身上隨行。此外，車隊外圍有好多巡捕全副武裝，防止劫獄。在車隊經過的街巷隘口，也都有巡捕把守。因為巡捕房防範嚴密，袁樹勛劫人的陰謀沒有實現。
劫獄失敗後，清政府沒有選擇，只好老老實實準備庭審了。
審訊正式開始。第一天的庭審內容主要是確認犯人身份和初步的陳述。第一位被告程吉甫是《蘇報》報社的帳房，在法庭上他供稱自己在報社只管GG，不負責內容，更不管言論。第二位被告錢寶仁在法庭上說自己只是報館普通員工。第三位被告陳仲彝是《蘇報》老闆陳范的兒子，之所以抓他，和中國人“父債子償”的觀念有很大關係。陳范雖然跑了，但他涉及的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是要株連家族的，所以兒子陳仲彝也有罪，他就這樣被抓了。陳仲彝在法庭上供稱自己與蘇報案沒有關係，自己既不是《蘇報》的職員，也沒有在《蘇報》上發表文章，與本案沒有直接關係。工部局從一開始也覺得抓捕陳仲彝非常不合適。在法庭上，法官問陳仲彝：“你能不能代替父親受罪？”陳仲彝回答：“不能。”審問這三個人後，法庭認為程吉甫、錢寶仁、陳仲彝三個人和《蘇報》激進言論沒有關係，就無條件釋放了。
第四位被告龍積之，雖然與此案關係不大，但是涉嫌參與自立軍起義。所以，對他的處理結果是“取保暫釋”。他在繳納了保證金後，也被釋放了，之後再也沒有被捕，實際上等同於無罪釋放了。
本次庭審的關鍵是審訊章太炎和鄒容。面對第一次公審，章太炎、鄒容並不太懂得保護自己，不太會和清政府周旋。章太炎毫不掩飾地承認自己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作者，說自己看到康有為寫文章反對革命，袒護政府，不同意他的觀點，所以寫了這篇文章駁斥他。這就等於承認了原告對他的指控。那麼現在，我們就要說到本案的一個關鍵問題：罪名。
按照西方司法程序，原告提出訴訟，必須師出有名。你要告對方什麼？這一點，就讓清政府犯了難。蘇報案本質上是媒體言論自由的問題，因為當時清朝並沒有新聞出版法，也就沒有起訴的罪名。清朝官員和幕僚們尋章摘句，找到了大清律中與本案最相關的內容是《刑律·盜賊類》之中的“造妖書妖言”一條。這條律法的內容是：“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清朝官員想以“造妖書妖言”的罪名起訴章太炎等六人。但是，他們轉念一想，覺得這都什麼年代了，把“妖書妖言”拿到租界公堂上，估計會讓洋人和媒體笑話，不利於打贏官司。所以，清政府在表述上做了一些調整，把指控的罪名定為：“任意污衊今上，排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其中，清朝政府最重要的一項證據就是章太炎在文章中寫的“載小丑”四個字，觸犯聖諱。針對這個指控，章太炎輕蔑地回答：“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丑兩個字，章太炎解釋成是“類”字或“小孩子”。章太炎還說，自己只是《蘇報》的一個作者，《蘇報》的言論和自己沒有關係。當然，章太炎在法庭上也說了比較激進的話，比如他說自己“不認野蠻政府”。
鄒容在法庭上說自己對清朝的專政非常不滿，所以寫了《革命軍》。對於其他的，鄒容什麼也不說。
簡單的陳述完畢，第一次公審就宣告休庭。章太炎、鄒容兩人被繼續關押，等待接下來的審訊和法庭辯論。當時有許多租界的老百姓涌到法庭外的街道兩旁觀看。章太炎、鄒容乘馬車回巡捕房，圍觀的人幾乎堵塞了道路。章太炎情緒高亢，朗誦“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的詩句，像英雄凱旋一樣。
按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案犯只要對案情供認不諱，就可以給他定罪判刑了。很多清朝官員覺得，章太炎、鄒容已經承認自己寫了大逆不道的文章，完全可以判決死刑了，根本不需要再審了。但是，西方司法制度不重口供，重證據，充分保護案犯的權益。會審公廨的司法程序顯然不合清朝官員的心意。所以，第一次公審結束後，清政府決定另闢蹊徑，找辦法懲辦章太炎、鄒容。
清政府想到的辦法就是拖，然後背後去進行外交交涉，企圖繞開法庭審訊。
於是，7月21日會審公廨第二次公審蘇報案的時候，原告律師一開始就指出，本案“另有交涉”，要求暫停審訊，改期進行。法庭批准了。
工部局想到清朝官員會來這一手，做好了防止劫獄的準備。巡捕房用馬車轉移犯人，每個犯人坐一輛車，每輛車有一個英國巡捕陪坐，同時馬車外面還有一個英國巡捕跨轅，也就是抓著馬車，貼在馬車車身上隨行。此外，車隊外圍有好多巡捕全副武裝，防止劫獄。在車隊經過的街巷隘口，也都有巡捕把守。因為巡捕房防範嚴密，袁樹勛劫人的陰謀沒有實現。
劫獄失敗後，清政府沒有選擇，只好老老實實準備庭審了。
審訊正式開始。第一天的庭審內容主要是確認犯人身份和初步的陳述。第一位被告程吉甫是《蘇報》報社的帳房，在法庭上他供稱自己在報社只管GG，不負責內容，更不管言論。第二位被告錢寶仁在法庭上說自己只是報館普通員工。第三位被告陳仲彝是《蘇報》老闆陳范的兒子，之所以抓他，和中國人“父債子償”的觀念有很大關係。陳范雖然跑了，但他涉及的是大逆不道的罪名，是要株連家族的，所以兒子陳仲彝也有罪，他就這樣被抓了。陳仲彝在法庭上供稱自己與蘇報案沒有關係，自己既不是《蘇報》的職員，也沒有在《蘇報》上發表文章，與本案沒有直接關係。工部局從一開始也覺得抓捕陳仲彝非常不合適。在法庭上，法官問陳仲彝：“你能不能代替父親受罪？”陳仲彝回答：“不能。”審問這三個人後，法庭認為程吉甫、錢寶仁、陳仲彝三個人和《蘇報》激進言論沒有關係，就無條件釋放了。
第四位被告龍積之，雖然與此案關係不大，但是涉嫌參與自立軍起義。所以，對他的處理結果是“取保暫釋”。他在繳納了保證金後，也被釋放了，之後再也沒有被捕，實際上等同於無罪釋放了。
本次庭審的關鍵是審訊章太炎和鄒容。面對第一次公審，章太炎、鄒容並不太懂得保護自己，不太會和清政府周旋。章太炎毫不掩飾地承認自己是《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的作者，說自己看到康有為寫文章反對革命，袒護政府，不同意他的觀點，所以寫了這篇文章駁斥他。這就等於承認了原告對他的指控。那麼現在，我們就要說到本案的一個關鍵問題：罪名。
按照西方司法程序，原告提出訴訟，必須師出有名。你要告對方什麼？這一點，就讓清政府犯了難。蘇報案本質上是媒體言論自由的問題，因為當時清朝並沒有新聞出版法，也就沒有起訴的罪名。清朝官員和幕僚們尋章摘句，找到了大清律中與本案最相關的內容是《刑律·盜賊類》之中的“造妖書妖言”一條。這條律法的內容是：“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
清朝官員想以“造妖書妖言”的罪名起訴章太炎等六人。但是，他們轉念一想，覺得這都什麼年代了，把“妖書妖言”拿到租界公堂上，估計會讓洋人和媒體笑話，不利於打贏官司。所以，清政府在表述上做了一些調整，把指控的罪名定為：“任意污衊今上，排詆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國民仇視今上，痛恨政府，心懷叵測，謀為不軌。”其中，清朝政府最重要的一項證據就是章太炎在文章中寫的“載小丑”四個字，觸犯聖諱。針對這個指控，章太炎輕蔑地回答：“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聖諱。”小丑兩個字，章太炎解釋成是“類”字或“小孩子”。章太炎還說，自己只是《蘇報》的一個作者，《蘇報》的言論和自己沒有關係。當然，章太炎在法庭上也說了比較激進的話，比如他說自己“不認野蠻政府”。
鄒容在法庭上說自己對清朝的專政非常不滿，所以寫了《革命軍》。對於其他的，鄒容什麼也不說。
簡單的陳述完畢，第一次公審就宣告休庭。章太炎、鄒容兩人被繼續關押，等待接下來的審訊和法庭辯論。當時有許多租界的老百姓涌到法庭外的街道兩旁觀看。章太炎、鄒容乘馬車回巡捕房，圍觀的人幾乎堵塞了道路。章太炎情緒高亢，朗誦“風吹枷鎖滿城香，街市爭看員外郎”的詩句，像英雄凱旋一樣。
按照清朝的司法制度，案犯只要對案情供認不諱，就可以給他定罪判刑了。很多清朝官員覺得，章太炎、鄒容已經承認自己寫了大逆不道的文章，完全可以判決死刑了，根本不需要再審了。但是，西方司法制度不重口供，重證據，充分保護案犯的權益。會審公廨的司法程序顯然不合清朝官員的心意。所以，第一次公審結束後，清政府決定另闢蹊徑，找辦法懲辦章太炎、鄒容。
清政府想到的辦法就是拖，然後背後去進行外交交涉，企圖繞開法庭審訊。
於是，7月21日會審公廨第二次公審蘇報案的時候，原告律師一開始就指出，本案“另有交涉”，要求暫停審訊，改期進行。法庭批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