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頁
雖然說只有越過界限才能意識到界限的存在，然而我們的問題是不僅越過了界限，而且要走到碰得頭破血流，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之後，才能艱難轉身。就像一個刻薄的學者所說，中國的運動符合牛頓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動中國，符合第一定理；運動起來後就不會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頭破血流才會轉變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歷史充滿宿命。回顧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我們發現，打擺子式發展的起點的形成，與光緒皇帝個人性格不無關係。如果當初領導變法的人能夠像青年時代的恭親王奕訢一樣，現實、靈活、理智，也許能夠取得變法的局部成功，也許那次改革就會推開中國現代化的大門。也許中國就會從那個起點開始，更順暢地、更平穩地進行現代化轉型，會更快些地通過這條“多災多難”的狹長峽谷。可惜，集中了傳統文化刻板、極端、一元化思維基因的光緒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憤怒青年”主導的魯莽滅裂的戊戌變法的失敗，讓更多的人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在強大的舊勢力控制下，任何局部變革都是不可能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徹底決裂，只有一次性解決，才有希望。由此開啟了革命的序幕。從那之後，中國的歷史開始上演一部又一部充滿了絕望、亢奮、不斷試圖徹底否定自己、希望鳳凰涅槃式重生的悲劇。
十九
閱讀戊戌變法中光緒和康有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們不能不為他們熾烈的愛國之心、焦灼的憂國之情所打動。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他們置個人的生死榮辱於不顧，寧願用個人的犧牲來換取國家的進步。光緒皇帝在要求改革時曾說，如果太后不同意進行變法，他寧可不當這個皇帝。康有為在回答他弟弟的質疑時，也說：“孔子之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和權欲過強的慈禧太后比起來，光緒皇帝的愛國之心無疑更熾烈、更單純，改革派的一舉一動更少個人算計。然而，政治往往會懲罰那些單純的理想主義者，而鼓勵那些自私、醜陋的現實主義者。
“百日維新”雖然進行得轟轟烈烈，實際上卻是雷聲大，雨點小。正如時人所評“所謂新者，亦不過一紙詔書而已”。各地大臣多認為這些改革措施過急過快，對其中“十居七八”進行駁議。有的大臣反駁的語調，一副以老成教訓不懂事的年輕人的口吻，比如說什麼“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麼“輕改舊章，亦易以滋紛擾”。
改革的阻力遠遠超過了皇帝的預期。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月，詔書也發布了數百條，可是居然沒有取得任何實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擊。皇帝深感憤懣。他對這些大臣們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為所說，大臣們盡皆守舊。非用霹靂手段，不足以撼此層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開始像孩子一樣不顧後果地蠻幹起來。他因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禮部的六名正副部長全部罷免。九天後，他又決定開懋勤殿，企圖在現有政治體制之外，再設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員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沒有想到太后的反應。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2）
太后一直在全神貫注地看著皇帝的表演。改革進行不久，她就已經知道這樣的改革一定會失敗。不過，她不急於出面反對。通過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這兩件大事，她已經徹底對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個適當的時機，才會出手剝奪皇帝的權力。雖然不斷有大臣來向她告狀，說“皇上任性亂為”，太后卻仍然默不作聲。只有太后的心腹榮祿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說：“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老吏《奴才小史》）
皇帝罷免禮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為這公然違反了皇帝對她的承諾，剝奪了她對二品以上大員的任免權。不管如何變法，太后有一個最後的防線，即不能動搖自己的權力。在太后看來，皇帝此舉，無疑是一場局部政變。而皇帝要開懋勤殿，就相當於一次直接的政變了。這是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挑戰，更是對她本人的挑戰。作為一個政治動物，太后可以放棄親情，放棄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但絕不能放棄權力。她深知，在權力的頂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傳統的歷史觀點認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閱兵之機，廢掉光緒帝。
這種說法，實在誇大了光緒的權力和能力。事實上，在慈禧太后看來，單純的光緒皇帝不過是她手心的一個玩物。她只消動一動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實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從頤和園還宮，只是把光緒叫過來，當著眾大臣的面訓斥一頓，就完成了“政變”過程。因為，那時的皇帝，已經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完全處於孤立地位。太后對大臣們說，“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宜輕舉妄動，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終於用行動證明自己確實“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擔負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這一舉動，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這次失敗，徹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夠堅強的皇帝。事實上，在百日維新的後期，他也已意識到改革出了問題，但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面對鐵板一塊、惰性強大的官僚體系，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軟弱無力，也再一次預感到自己主導的這次政治大戲將會以慘敗收場，就像上次甲午戰爭一樣。失敗似乎已經成了他的宿命。檢點自己的一生，他發現，除了學業之外，他沒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過成功。他從來沒有真正贏得太后的欣賞，也沒有給國家帶來真正的進步。甚至於，他沒有能力給大清帝國生出一個皇子。
當太后宣布將他軟禁起來之時，皇帝沒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實上，在內心深處，他崩潰了。他也認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緒狀態一直是循環式的，在大起大落的兩極間跳動。而從那時起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間，也就是說從二十八歲到三十八歲的黃金年華，他全部是在頹唐麻木中度過的。在這十年間，他未始沒有任何機會重返政壇，比如義和團戰爭之中。他也未始沒有彌合與太后關係的可能，畢竟他與太后長年朝夕相處。可惜這個單純的人沒有這個心機與能力。慈禧太后樂於把他像一副用過的舊行頭一樣擺在皇位上，就像一個退了殼的蟬樂於把失去生命的舊殼背在背上，並不嫌累贅。因為有這樣一個皇帝在身邊，太后更可以證明自己親自秉政是無可奈何的、別無選擇的。在光緒生命的後四分之一時間，雖然還在呼吸，但他已經沒有了內容。光緒朝的吳永介紹變法後皇帝的精神狀態說，“見臣下尤不能發語”，每次朝見，“先相對數分鐘，均不發一言，太后徐徐開口曰：‘皇帝，你可問話’，乃始問：‘外間安靜否？年歲豐熟否？’凡歷數百次，只此兩語，即一日數見亦如之。於語以外，更不加一字。其聲極輕細，幾如蠅蚊，非久習殆不可聞”。（吳永《庚子西狩從談》）
歷史充滿宿命。回顧近代以來中國的發展，我們發現，打擺子式發展的起點的形成，與光緒皇帝個人性格不無關係。如果當初領導變法的人能夠像青年時代的恭親王奕訢一樣，現實、靈活、理智，也許能夠取得變法的局部成功，也許那次改革就會推開中國現代化的大門。也許中國就會從那個起點開始，更順暢地、更平穩地進行現代化轉型，會更快些地通過這條“多災多難”的狹長峽谷。可惜，集中了傳統文化刻板、極端、一元化思維基因的光緒皇帝一出手就把改良之路堵死了。“憤怒青年”主導的魯莽滅裂的戊戌變法的失敗，讓更多的人產生了這樣的印象：在強大的舊勢力控制下，任何局部變革都是不可能的。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徹底決裂，只有一次性解決，才有希望。由此開啟了革命的序幕。從那之後，中國的歷史開始上演一部又一部充滿了絕望、亢奮、不斷試圖徹底否定自己、希望鳳凰涅槃式重生的悲劇。
十九
閱讀戊戌變法中光緒和康有為那些慷慨激昂的文字，我們不能不為他們熾烈的愛國之心、焦灼的憂國之情所打動。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他們置個人的生死榮辱於不顧，寧願用個人的犧牲來換取國家的進步。光緒皇帝在要求改革時曾說，如果太后不同意進行變法，他寧可不當這個皇帝。康有為在回答他弟弟的質疑時，也說：“孔子之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和權欲過強的慈禧太后比起來，光緒皇帝的愛國之心無疑更熾烈、更單純，改革派的一舉一動更少個人算計。然而，政治往往會懲罰那些單純的理想主義者，而鼓勵那些自私、醜陋的現實主義者。
“百日維新”雖然進行得轟轟烈烈，實際上卻是雷聲大，雨點小。正如時人所評“所謂新者，亦不過一紙詔書而已”。各地大臣多認為這些改革措施過急過快，對其中“十居七八”進行駁議。有的大臣反駁的語調，一副以老成教訓不懂事的年輕人的口吻，比如說什麼“為政之道，不在多言”，什麼“輕改舊章，亦易以滋紛擾”。
改革的阻力遠遠超過了皇帝的預期。時間已經過去了兩個月，詔書也發布了數百條，可是居然沒有取得任何實效。皇帝的自尊心大受打擊。皇帝深感憤懣。他對這些大臣們太失望了。果然像康有為所說，大臣們盡皆守舊。非用霹靂手段，不足以撼此層冰。
盛怒之下的皇帝失掉了分寸。他開始像孩子一樣不顧後果地蠻幹起來。他因為一件小事，一下子把禮部的六名正副部長全部罷免。九天後，他又決定開懋勤殿，企圖在現有政治體制之外，再設一“政治局”，由此把原有的官員全部架空。
盛怒之下的皇帝甚至沒有想到太后的反應。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2）
太后一直在全神貫注地看著皇帝的表演。改革進行不久，她就已經知道這樣的改革一定會失敗。不過，她不急於出面反對。通過甲午戰爭與戊戌變法這兩件大事，她已經徹底對皇帝失去了信心。但是她要等一個適當的時機，才會出手剝奪皇帝的權力。雖然不斷有大臣來向她告狀，說“皇上任性亂為”，太后卻仍然默不作聲。只有太后的心腹榮祿明白太后的心思，他說：“姑俟其亂鬧數月，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乎？”（老吏《奴才小史》）
皇帝罷免禮部六堂官，真正地激怒了太后。因為這公然違反了皇帝對她的承諾，剝奪了她對二品以上大員的任免權。不管如何變法，太后有一個最後的防線，即不能動搖自己的權力。在太后看來，皇帝此舉，無疑是一場局部政變。而皇帝要開懋勤殿，就相當於一次直接的政變了。這是對現存政治體制的挑戰，更是對她本人的挑戰。作為一個政治動物，太后可以放棄親情，放棄國家的前途和命運，但絕不能放棄權力。她深知，在權力的頂峰上，一旦失手，必然就是粉身碎骨。
二十
傳統的歷史觀點認為，慈禧太后打算借天津閱兵之機，廢掉光緒帝。
這種說法，實在誇大了光緒的權力和能力。事實上，在慈禧太后看來，單純的光緒皇帝不過是她手心的一個玩物。她只消動一動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拿下。事實也是如此，八月初六，太后從頤和園還宮，只是把光緒叫過來，當著眾大臣的面訓斥一頓，就完成了“政變”過程。因為，那時的皇帝，已經是“天怒人怨”，在政治力量對比上，完全處於孤立地位。太后對大臣們說，“我早知他不足以承大業，不過時事多艱，不宜輕舉妄動，只得留心稽查管束”，如今皇帝終於用行動證明自己確實“不行”，因此她不得不再次擔負起政治的重任。
太后的這一舉動，得到了大部分重臣的支持。
這次失敗，徹底打垮了意志本不夠堅強的皇帝。事實上，在百日維新的後期，他也已意識到改革出了問題，但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面對鐵板一塊、惰性強大的官僚體系，他再一次感到自己的軟弱無力，也再一次預感到自己主導的這次政治大戲將會以慘敗收場，就像上次甲午戰爭一樣。失敗似乎已經成了他的宿命。檢點自己的一生，他發現，除了學業之外，他沒有在任何事情上取得過成功。他從來沒有真正贏得太后的欣賞，也沒有給國家帶來真正的進步。甚至於，他沒有能力給大清帝國生出一個皇子。
當太后宣布將他軟禁起來之時，皇帝沒有任何反抗的表示。事實上，在內心深處，他崩潰了。他也認定了自己“不行”。在此之前，他的情緒狀態一直是循環式的，在大起大落的兩極間跳動。而從那時起到他去世的整整十年間，也就是說從二十八歲到三十八歲的黃金年華，他全部是在頹唐麻木中度過的。在這十年間，他未始沒有任何機會重返政壇，比如義和團戰爭之中。他也未始沒有彌合與太后關係的可能，畢竟他與太后長年朝夕相處。可惜這個單純的人沒有這個心機與能力。慈禧太后樂於把他像一副用過的舊行頭一樣擺在皇位上，就像一個退了殼的蟬樂於把失去生命的舊殼背在背上，並不嫌累贅。因為有這樣一個皇帝在身邊，太后更可以證明自己親自秉政是無可奈何的、別無選擇的。在光緒生命的後四分之一時間，雖然還在呼吸，但他已經沒有了內容。光緒朝的吳永介紹變法後皇帝的精神狀態說，“見臣下尤不能發語”，每次朝見，“先相對數分鐘，均不發一言，太后徐徐開口曰：‘皇帝，你可問話’，乃始問：‘外間安靜否？年歲豐熟否？’凡歷數百次，只此兩語，即一日數見亦如之。於語以外，更不加一字。其聲極輕細，幾如蠅蚊，非久習殆不可聞”。（吳永《庚子西狩從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