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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太后十分認真地閱讀了康有為的奏摺。雖然對那些新名詞她不太懂，但老太太顯然也為康有為的愛國之心所打動。史書記載，讀了康有為的上書之後，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署王大臣詳詢補救之方、變法條理”（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關於戊戌變法，大多數讀者頭腦中都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歷史“定論”，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反對變法，他們堅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發誓要捍衛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實並非如此。
確實，古老的中國在外界刺激面前，覺醒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然而，經過甲午戰爭之後，被砍掉了肢體、吸去了血的老獅子終於痛醒了過來。絕大多數政治精英終於認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器物層面。如果照過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國除了滅亡之外，別無可能。可以說，戰爭修正了每個人的觀念，“變法”已經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識。連師傅翁同龢的思想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康有為等人組織起來宣傳變法的強學會，不但吸引了袁世凱、聶士成這樣的新軍將領，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孫家鼐、李鴻章、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也都成了它的會員和贊助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連一些原來以“仇洋”著稱的真正“頑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蔭霖等人，也都開始同意中國必須進行起碼的改革。當時的情形正如軍機大臣孫家鼐所說：“今日臣士願意變法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二三。”（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0）
至於慈禧太后，更並非一個“頑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在“設立同文館”等事件上表現出了堅定的改革傾向。甲午戰爭之後，太后也和皇上一樣，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記》中曾記載，甲午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命上書房“宜專講西學”，專門給皇帝講解西方國家的知識。
因此，當皇帝來到頤和園向太后匯報他的變法構想時，太后立刻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但是，太后對“變法”完全沒有皇帝那樣信心十足。最關鍵的問題是，太后認為，皇帝難當此大任。
甲午戰爭已經證明他不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他的急躁、脆弱實在不適合承擔這個前無古人的巨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要知道，這可是對中國幾千年傳統的全面改造。說實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樣的聖主再世，也不一定敢進行這樣的嘗試。
但太后又沒法反對。第一，她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自從退居二線以後，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預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時國力已經弱到極點，眼看著就要被列強瓜分，如果不實行變法，最後一搏，“死馬當做活馬醫”，確實別無出路。第三，“變法”是怎麼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並無成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已經記不住那麼多新名詞了。她對於西方政治運作方式，對於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都一無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識素養不足以出面親自領導這樣的變法。
想來想去，太后決定支持變法。但是同時，太后明確地重申她必須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力。另外，太后還要求皇帝發布上諭，調任她最信任的榮祿為直隸總督，並節制北洋水陸各軍，以便牢牢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對“法如何變”她不太了解，但是對於如何確保自己的權力，她卻比誰都清楚。與國家安危比起來，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變法必然帶來震盪，她要預先做好安全防護。一旦“變法”過程中出現任何偏差和問題，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證自己的大權不會旁落。
十六
透過百年時光的薄薄帷幕，回顧當初那場著名改革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現代化轉型這至關重要的一步，並非只有失敗這一種可能。“變法”在那時其實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形勢相當樂觀。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觀這場新奇的手術。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變法，起碼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反對。
當然，改革所面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其匹，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後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持他的力量總是大於反對他的力量。通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點點化解。
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後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傑士上書匯錄》）他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眠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於痴人說夢。
他們貪多求快，急於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經過了甲午戰爭之後漫長的消沉期後，光緒皇帝的精神狀態處於一個井噴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後，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一個最弱的國家變成最強的國家。他相信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過去他無數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來，“痛自洗涮”，“堅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軟弱的皇帝一舉而變成最堅強的無所不能的皇帝一樣。越是軟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為甚至比皇帝還要急切。康有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他們認為，既然中國不敵西方，那麼就證明中國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必須全盤更新，徹底改變。改革必須“用一刀兩斷之法，否則新舊並存，騎牆不下，其終法必不變，國亦不能自強也”。而要一刀兩斷，就必須大張旗鼓，疾風驟雨，連出重手。（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發布《定國是詔》開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發出改革諭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內，居然下達了一百三十二件諭旨。真如傾盆大雨，轟轟烈烈，滾滾而下。詔書的內容包括了政治體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員、新設機構、發展工商業、建設鐵路、開辦銀行、改革財政、改革教育、更新國防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
太后十分認真地閱讀了康有為的奏摺。雖然對那些新名詞她不太懂，但老太太顯然也為康有為的愛國之心所打動。史書記載，讀了康有為的上書之後，太后“亦為之動，命總署王大臣詳詢補救之方、變法條理”（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
關於戊戌變法，大多數讀者頭腦中都有許多“先入為主”的歷史“定論”，其中之一，就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大多數政治人物都反對變法，他們堅稱“祖宗之法不可變”，發誓要捍衛大清祖制的每一根毫毛。
其實並非如此。
確實，古老的中國在外界刺激面前，覺醒的速度實在太慢了。然而，經過甲午戰爭之後，被砍掉了肢體、吸去了血的老獅子終於痛醒了過來。絕大多數政治精英終於認識到，中國和西方的差距是全方位的，而不僅僅是器物層面。如果照過去的老路走下去，中國除了滅亡之外，別無可能。可以說，戰爭修正了每個人的觀念，“變法”已經成了朝野上下的共識。連師傅翁同龢的思想都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康有為等人組織起來宣傳變法的強學會，不但吸引了袁世凱、聶士成這樣的新軍將領，一大批朝廷重臣如翁同龢、孫家鼐、李鴻章、王文韶、張之洞、劉坤一也都成了它的會員和贊助人。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連一些原來以“仇洋”著稱的真正“頑固派”大臣，如徐桐、于蔭霖等人，也都開始同意中國必須進行起碼的改革。當時的情形正如軍機大臣孫家鼐所說：“今日臣士願意變法者，十有六七，拘執不通者，不過十之二三。”（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10）
至於慈禧太后，更並非一個“頑固派”。早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她就大力支持洋務運動，在“設立同文館”等事件上表現出了堅定的改革傾向。甲午戰爭之後，太后也和皇上一樣，陷入了日夜的焦灼中。《翁同龢日記》中曾記載，甲午戰爭結束不久，慈禧命上書房“宜專講西學”，專門給皇帝講解西方國家的知識。
因此，當皇帝來到頤和園向太后匯報他的變法構想時，太后立刻說：“變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制械，凡以圖富強也。”（費行簡《慈禧傳信錄》）
但是，太后對“變法”完全沒有皇帝那樣信心十足。最關鍵的問題是，太后認為，皇帝難當此大任。
甲午戰爭已經證明他不是一個有能力的領導者，他的急躁、脆弱實在不適合承擔這個前無古人的巨大而複雜的系統工程。要知道，這可是對中國幾千年傳統的全面改造。說實在的，即使康熙或者乾隆那樣的聖主再世，也不一定敢進行這樣的嘗試。
但太后又沒法反對。第一，她是一個愛惜羽毛的人。自從退居二線以後，她一直十分注意干預政治的分寸。第二，大清此時國力已經弱到極點，眼看著就要被列強瓜分，如果不實行變法，最後一搏，“死馬當做活馬醫”，確實別無出路。第三，“變法”是怎麼回事，她心中是一片茫然，“並無成見”。六十多歲的老太太，已經記不住那麼多新名詞了。她對於西方政治運作方式，對於世界政治發展趨勢，都一無所知，她明白自己的知識素養不足以出面親自領導這樣的變法。
想來想去，太后決定支持變法。但是同時，太后明確地重申她必須掌握二品以上大臣的任命權力。另外，太后還要求皇帝發布上諭，調任她最信任的榮祿為直隸總督，並節制北洋水陸各軍，以便牢牢把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雖然對“法如何變”她不太了解，但是對於如何確保自己的權力，她卻比誰都清楚。與國家安危比起來，太后更看重自己的政治安全。她深知，變法必然帶來震盪，她要預先做好安全防護。一旦“變法”過程中出現任何偏差和問題，她都能迅速掌控全局，保證自己的大權不會旁落。
十六
透過百年時光的薄薄帷幕，回顧當初那場著名改革的前前後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中國現代化轉型這至關重要的一步，並非只有失敗這一種可能。“變法”在那時其實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在“變法”開始的時候，形勢相當樂觀。太后以支持者的身份在旁觀這場新奇的手術。大部分大臣也都程度不同地支持變法，起碼還沒有任何一個人公開反對。
當然，改革所面對的阻力也是巨大的。中國文化的強大惰性舉世罕有其匹，正如魯迅所說，在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之下，想搬動一張桌子都要流血。因此，如果是一個成熟、老練的政治家來主導這場改革，他應該會選擇“小步走”的方式進行。他應該化整為零，分項進行，先易後難，“徐圖而漸更之”，在每項改革措施推出時，使支持他的力量總是大於反對他的力量。通過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方式，他可以成功地使人們的觀念一步步更新，使改革阻力一點點化解。
不幸的是，命運多舛的中國沒有遇到合適的人選。相反，無論是光緒帝，還是康有為，都嚴重缺乏實際操作能力。
這兩個人都是典型的“憤怒青年”，血氣方剛而又缺乏閱歷，他們把改革看得極為簡單。康有為設計的改革方案，第一個步驟就是大誓群臣，“皇帝親自在乾清門舉行大誓群臣儀式”，讓所有的大臣在決心變法的文書上簽字，這樣“天下臣工都革心洗面，然後推行新政，自然就能令下若流水，無有阻礙者矣”。（《傑士上書匯錄》）他們認為，通過這樣一個戲劇性的、催眠術式的儀式，就可以摧毀數千年來積累的強大思想惰性，這無異於痴人說夢。
他們貪多求快，急於求成，想在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經過了甲午戰爭之後漫長的消沉期後，光緒皇帝的精神狀態處於一個井噴式的高漲期。性格急躁的他強烈希望“乘積弊之後，挾至銳之氣，舉一切法而更張之”。一夜之間，改變中國的面貌，把中國從一個最弱的國家變成最強的國家。他相信他能夠做到這一點，就像過去他無數次地相信只要自己振作起來，“痛自洗涮”，“堅持到底”，就可以使自己從一個軟弱的皇帝一舉而變成最堅強的無所不能的皇帝一樣。越是軟弱的人越迷信意志的力量。
康有為甚至比皇帝還要急切。康有為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非大變、全變、驟變不能立國”，他們認為，既然中國不敵西方，那麼就證明中國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必須全盤更新，徹底改變。改革必須“用一刀兩斷之法，否則新舊並存，騎牆不下，其終法必不變，國亦不能自強也”。而要一刀兩斷，就必須大張旗鼓，疾風驟雨，連出重手。（蕭功秦《危機中的變革》）
從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發布《定國是詔》開始，到八月六日，一百零三天中，皇帝共發出改革諭旨二百八十六件，平均每天近三件。其中七八月份之交的十七天內，居然下達了一百三十二件諭旨。真如傾盆大雨，轟轟烈烈，滾滾而下。詔書的內容包括了政治體制、官僚制度、裁撤冗員、新設機構、發展工商業、建設鐵路、開辦銀行、改革財政、改革教育、更新國防等等，幾乎涵蓋了社會的每一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