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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煩躁而又抑鬱。慈禧政局的特點是小富即安，缺乏遠見。在他看來，大清多在因循守舊的泥潭中陷溺一天，就多喪失了一分自強的機會。皇帝多麼期望能有一個契機，比如一次地震式的突發事件，讓他得以大展身手。
似乎是天遂人願。光緒二十年七月，一封來自異國的電報，如同崩在皮膚上的一粒火星，燒灼得已經鬆懈多年的清帝國政治神經猛一下收縮起來。這一年年初，大清屬國朝鮮發生了內亂，請求中國出兵幫助平亂，日本人也藉機出兵朝鮮，挑釁中國的宗主權。
聽到這個消息，溫文爾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個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從道光末期以來，大清國就沒斷了受人欺負。開始是英國，後來是法國，再後來什麼美國、德國、義大利……現在，西洋的國家輪了一個遍，居然又輪到了東洋里的小日本！對於西洋諸國，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邊的日本卻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傳》：“考日本之為國，不過三島，浮沉東海，猶一粟也，土地、軍事俱不及中國十分之一。”熟讀經史的皇帝知道，這個小國幾千年來一直亦步亦趨地學習中國，向中國俯首稱臣。雖然這些年聽說它開始效法西洋，搞什麼維新，也弄了一支海軍，但能有多大作為？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5）
氣憤的同時，皇帝又感到強烈的興奮。
振興大清的機會終於來了！這簡直是天賜良機。沒有比戰爭更能振作一個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進行戰爭，也沒有比日本更合適的對手。如果打敗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來，中國對外戰爭中的第一場勝利。也許這場戰爭會成為大清國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因為它將大大增強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國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圖自強，亦未始非靖邊強國之一轉機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這個機會，在戰爭中充分展現自己的才幹，自然會在朝野樹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證明自己的領導能力，促使太后進一步放權。那麼，他就有機會刷新政治，帶領大清走上自己設計的自強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舊日的榮光。
對於皇帝的態度，包括師傅翁同龢在內的一大批朝臣，特別是絕大多數年輕的中下級官員，都堅決支持，一致歡呼。在他們當中，曾國藩的孫子翰林院編修曾廣鈞的言論最有代表性，他建議，大清此戰不但要擊敗日本，還要抓住機會幹脆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把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只有這樣，才能永絕後患！
皇帝把情況匯報給了太后。太后沒有立刻表態。對於皇帝親政五年以來的表現，太后是基本滿意的。皇帝恪守成例，處理政事很有條理，越來越讓人放心。退休以來，安逸的生活讓太后的政治熱情有所消磨。特別是進入光緒二十年以來，她的全副心思都用來準備自己的六十大壽上了。執政這麼多年，她居然從來沒有好好給自己過一個整生日。如今她終於可以放手國事，一門心思給自己找找樂子了。她沒時間來弄清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她對皇帝說，你自己看著處理吧！
七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麼樂觀，比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們。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李鴻章就已經明確意識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必將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１８７４年，就是光緒成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摺中提到：“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設敵：“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它們的海軍這些年來擴張神速。而大清的海軍自從建成後，就沒有怎麼更新。從軍事實力上說，日本絕不占下風。特別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後，日本國的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綜合國力已經遠遠超過中國。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提出了“避戰求和”的建議，他建議皇帝主動從朝鮮撤軍。如果避過此戰，中國就可以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在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不遲。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鴻章這一建議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高明的一個主張。如果這一建議得以採納，那麼日本挑戰中國的時間表就會被大大延後。
然而，對於這個建議，皇帝認為簡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戰，就主動示弱，成何體統！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駁了李鴻章。皇帝說，主動撤軍，有失“大清”的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一切時間，整軍備戰。
八
戰爭是一個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個人的素質。
在親政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識儲備的嚴重不足。雖然已親政五年，然而他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近在咫尺的這個鄰居，仍然是驚人的無知。對於一個近代國家的領袖，這無疑是致命的缺陷。
問題就出在他那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１９１９年，當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走進這座宮殿的時候，他第一個感覺是時光倒流：“１９１９年３月３日，我第一次進入紫禁城。莊嚴肅穆的神武門，將我引進了一個空間與時間上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過這道城門，使我……從２０世紀的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羅馬帝國之前的古老中國。”在高大的門洞之外，是生機勃勃的喧鬧的城市，而在門洞之內，卻是沉寂、荒涼的像時間被鎖住的另一個世界：“位於紫禁城深處的這些宮殿，與中國的共和世界在空間上相距不啻萬里之遙，斷非數百步之隔，在時間上相距無異千年之久，決非共處同一時代。”（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
厚厚的宮牆阻擋了時光的進入。雖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紫禁城裡卻還充斥著康熙乾隆年間的空氣。如果說光緒時代，中華帝國與西方世界存在著幾百年的時差，那麼紫禁城內外，同樣存在幾十年的時差。雖然出生在鴉片戰爭三十一年之後，雖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經有中國政府考察團遊歷歐洲，雖然在他七歲的時候中國已經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光緒皇帝接受的教育卻完全是傳統的。教科書也與歷代皇帝毫無二致，不過是《帝鑒圖說》、《十三經》、《聖祖聖訓》之類的“帝王之學”。
按照時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實是非常失敗的。他的頭腦中除了四書五經、“聖賢心法”，空無一物。他對世界大勢缺乏了解，甚至連那些西方國家叫什麼名字都不甚了了。因為在傳統政治教科書中，那些都是無關緊要之事。唯一重要的“聖人之道”，老師說，只要掌握了聖人之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宮廷教育對他的影響還不止於此，他還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記》的作者德齡在敘述她經歷的宮中生活時寫道：“一個人只要在皇宮裡住三五年就會變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外界絕少交流，見聞極為有限，生活極為刻板，極端迷信神權、迷信皇權，無形中造成一種凝固的空氣。即使是一個天資高的人也會被束縛得失去聰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描繪這種感受說：“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閒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些閒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里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裡，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餚。”
似乎是天遂人願。光緒二十年七月，一封來自異國的電報，如同崩在皮膚上的一粒火星，燒灼得已經鬆懈多年的清帝國政治神經猛一下收縮起來。這一年年初，大清屬國朝鮮發生了內亂，請求中國出兵幫助平亂，日本人也藉機出兵朝鮮，挑釁中國的宗主權。
聽到這個消息，溫文爾雅的皇帝拍了桌子。一個小小的日本，怎敢如此猖狂！自從道光末期以來，大清國就沒斷了受人欺負。開始是英國，後來是法國，再後來什麼美國、德國、義大利……現在，西洋的國家輪了一個遍，居然又輪到了東洋里的小日本！對於西洋諸國，皇帝不太了解，然而身邊的日本卻是一向清楚的。《二十四史》里每部都有《日本傳》：“考日本之為國，不過三島，浮沉東海，猶一粟也，土地、軍事俱不及中國十分之一。”熟讀經史的皇帝知道，這個小國幾千年來一直亦步亦趨地學習中國，向中國俯首稱臣。雖然這些年聽說它開始效法西洋，搞什麼維新，也弄了一支海軍，但能有多大作為？
光緒：被“帝王教育”敗壞的人（5）
氣憤的同時，皇帝又感到強烈的興奮。
振興大清的機會終於來了！這簡直是天賜良機。沒有比戰爭更能振作一個民族的精神，而如果要進行戰爭，也沒有比日本更合適的對手。如果打敗了日本，那就是道光末期以來，中國對外戰爭中的第一場勝利。也許這場戰爭會成為大清國勢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因為它將大大增強大清子民的自信心，振作久已萎靡的民族精神。“中國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圖自強，亦未始非靖邊強國之一轉機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
另外，如果他能抓住這個機會，在戰爭中充分展現自己的才幹，自然會在朝野樹立起巨大的威信，有力地向太后證明自己的領導能力，促使太后進一步放權。那麼，他就有機會刷新政治，帶領大清走上自己設計的自強之路，次第收拾列祖列宗舊日的榮光。
對於皇帝的態度，包括師傅翁同龢在內的一大批朝臣，特別是絕大多數年輕的中下級官員，都堅決支持，一致歡呼。在他們當中，曾國藩的孫子翰林院編修曾廣鈞的言論最有代表性，他建議，大清此戰不但要擊敗日本，還要抓住機會幹脆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把它變成中國的一個省！只有這樣，才能永絕後患！
皇帝把情況匯報給了太后。太后沒有立刻表態。對於皇帝親政五年以來的表現，太后是基本滿意的。皇帝恪守成例，處理政事很有條理，越來越讓人放心。退休以來，安逸的生活讓太后的政治熱情有所消磨。特別是進入光緒二十年以來，她的全副心思都用來準備自己的六十大壽上了。執政這麼多年，她居然從來沒有好好給自己過一個整生日。如今她終於可以放手國事，一門心思給自己找找樂子了。她沒時間來弄清這一事件的來龍去脈，她對皇帝說，你自己看著處理吧！
七
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像皇帝那麼樂觀，比如北洋海陸軍最高統帥李鴻章和他的部下們。
其實早在二十年前，李鴻章就已經明確意識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必將成為中國最危險的敵人。１８７４年，就是光緒成為皇帝前一年年底，他曾在一份奏摺中提到：“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他所組建的北洋海軍，十分明確地把日本作為假設敵：“今日所以謀創水師不遺餘力者，大半為制馭日本起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對國際事務頗有了解的李鴻章十分清楚這個小國二十年來的發展變化。它們的海軍這些年來擴張神速。而大清的海軍自從建成後，就沒有怎麼更新。從軍事實力上說，日本絕不占下風。特別是在成功的政治改革之後，日本國的國家效率、戰爭動員能力等綜合國力已經遠遠超過中國。基於這種判斷，李鴻章提出了“避戰求和”的建議，他建議皇帝主動從朝鮮撤軍。如果避過此戰，中國就可以獲得一個戰略機遇期。在實力充足之後，再與日本交鋒不遲。
後來的事實證明，李鴻章這一建議是整個中日戰爭中最高明的一個主張。如果這一建議得以採納，那麼日本挑戰中國的時間表就會被大大延後。
然而，對於這個建議，皇帝認為簡直荒唐可笑。堂堂大清，一遇小小外夷的挑戰，就主動示弱，成何體統！皇帝毫不留情地批駁了李鴻章。皇帝說，主動撤軍，有失“大清”的體面，必不可行。他指示李鴻章抓緊一切時間，整軍備戰。
八
戰爭是一個放大器。它可以清晰地全面展示一個人的素質。
在親政後的第一個重大決定中，皇帝暴露了他知識儲備的嚴重不足。雖然已親政五年，然而他對國際事務，特別是對近在咫尺的這個鄰居，仍然是驚人的無知。對於一個近代國家的領袖，這無疑是致命的缺陷。
問題就出在他那被認為是非常成功的帝王式教育上。
１９１９年，當溥儀的英文教師莊士敦走進這座宮殿的時候，他第一個感覺是時光倒流：“１９１９年３月３日，我第一次進入紫禁城。莊嚴肅穆的神武門，將我引進了一個空間與時間上與外界迥然不同的世界。通過這道城門，使我……從２０世紀的中國倒退回了其歷史可追溯到羅馬帝國之前的古老中國。”在高大的門洞之外，是生機勃勃的喧鬧的城市，而在門洞之內，卻是沉寂、荒涼的像時間被鎖住的另一個世界：“位於紫禁城深處的這些宮殿，與中國的共和世界在空間上相距不啻萬里之遙，斷非數百步之隔，在時間上相距無異千年之久，決非共處同一時代。”（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
厚厚的宮牆阻擋了時光的進入。雖然外面的世界日新月異，一日千里，紫禁城裡卻還充斥著康熙乾隆年間的空氣。如果說光緒時代，中華帝國與西方世界存在著幾百年的時差，那麼紫禁城內外，同樣存在幾十年的時差。雖然出生在鴉片戰爭三十一年之後，雖然在他出生前四年已經有中國政府考察團遊歷歐洲，雖然在他七歲的時候中國已經派出了第一批留學生，光緒皇帝接受的教育卻完全是傳統的。教科書也與歷代皇帝毫無二致，不過是《帝鑒圖說》、《十三經》、《聖祖聖訓》之類的“帝王之學”。
按照時代的需要衡量，皇帝的教育其實是非常失敗的。他的頭腦中除了四書五經、“聖賢心法”，空無一物。他對世界大勢缺乏了解，甚至連那些西方國家叫什麼名字都不甚了了。因為在傳統政治教科書中，那些都是無關緊要之事。唯一重要的“聖人之道”，老師說，只要掌握了聖人之道，就可以解決一切問題。
宮廷教育對他的影響還不止於此，他還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記》的作者德齡在敘述她經歷的宮中生活時寫道：“一個人只要在皇宮裡住三五年就會變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與外界絕少交流，見聞極為有限，生活極為刻板，極端迷信神權、迷信皇權，無形中造成一種凝固的空氣。即使是一個天資高的人也會被束縛得失去聰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描繪這種感受說：“如果不是老師願意在課本之外談點閒話，自己有了閱讀能力之後看了些閒書，我不會知道北京城在中國的位置，也不會知道大米原來是從地里長出來的。當談到歷史，他們誰也不肯揭穿長白山仙女的神話，談到經濟，也沒有一個人提過一斤大米要幾文錢。所以我在很長時間裡，總相信我的祖先是由仙女佛庫倫吃了一顆紅果生育出來的，我一直以為每個老百姓吃飯時都會有一桌子菜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