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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子”之一方以智，“南都陷，以智徒步走江、粵，顧自是無仕宦情……放情山水，觴詠自適，與客語，不及時事。楚、粵諸將多孔炤（方孔炤，前湖廣巡撫，以智父），欲迎以智督其軍，以智咸拒謝之。永曆三年，超拜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不拜……平樂隱，馬蛟麟促以智降，乃舍妻子，為浮屠去。”[54]
錢邦芑在黔為巡撫，張獻忠舊部孫可望至，他退居餘慶縣蒲村講學，孫逼他出來做官，於是祝髮拒之，號大錯和尚，學生中追隨者竟多達十一人。其《祝髮記》云：“是晚，余遂祝髮於小年庵……是時門下同日祝髮者四人……次日祝髮者又五人……時諸人爭先披剃，呵禁不得，余委曲阻之，譬曉百端，余乃止。先後隨余出家者，蓋十有一人，因改故居為大錯庵，俾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55]
尚有大批知識分子逃往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本名之瑜，舜水是他的號。南都亡，東渡日本，“思乞師”，未成。邵念魯《明遺民所知錄》：“浙東敗……之瑜之日本乞師……會以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為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為‘朱夫子’。”[56]對日本文化貢獻極著，旅居四十年，終葬日本。
關於明遺民流寓海外的情況，《明遺民錄》無錫病驥老人《序》，提供了一些數字：嘗聞之，弘光、永曆間，明之宗室遺臣，渡鹿耳依延平（鄭成功）者，凡八百餘人，南洋諸島中，明之遺民，涉海棲蘇門答臘者，凡二千餘人。[57]
這或為古代最嚴重的一次精英流失。以當時讀書人之稀少，加上“遺民”多半身有功名，這逃往台灣或南洋的三千人，應是中國的菁華。
八
如將不入城市、逃釋、不仕、避居海外諸多情形加在一塊，明清鼎革之際，中國人才流失將達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不可能不表示文化的零落。滿清一度為此窘迫，到處尋訪“賢逸”，徵召、拜求，卻每每碰釘子，吃閉門羹。《桃花扇》劇終前，有位捕快登場：三位不知麼，現在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余，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著忙，差俺門各處訪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話去。[58]
這當為真實寫照。人才匱乏，當局竟至強行“拿人”，可見知識分子怎樣普遍地不合作。
為解決問題，當局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
軟的一手，即以科舉相誘。這一點，與蒙元不同，或者說吸取了蒙元的教訓。孟森先生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為極盛，餘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於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59]任何時候，總有利慾之徒，清初自不例外。《柳南續筆》錄有一首諷刺詩，即反映這類情形：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60]
夷、齊即伯夷和叔齊，他們“恥食周粟”，隱首陽山。詩中借這典故，嘲笑在科舉誘惑下輕棄初衷的“遺民”。對這些渴求功名的人，當局此手頗能奏效，以致後來還鬧出丁酉（順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闈的大醜聞。
矢志不渝者也並不少。對他們，軟的不行，則“繼而嚴刑峻法”，“以刀鋸斧鉞隨其後”。[61]這方面的情形，尤見於東南一帶。蓋因彼處既為明興之地，同時，立於鄉紳—民間互動基礎上的社會再組織情形，或者說以士夫為中心的新型領導權，發育最充分。為此，滿清在那裡重拳頻出，屢次製造大案、慘案，以期摧毀當地的知識分子集團。其犖犖大者，是“奏銷”“哭廟”兩案。
“奏銷”一案，發生於辛丑年（1661），標誌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諭令。所謂“奏銷”，是國家財政工作的一個內容，即每年徵收錢糧，據實報部奏聞。康熙這道後稱“奏銷令”的旨意這樣說：諭吏部戶都：錢糧系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系官役侵那藉口民欠……[62]
孟森先生說，從表面看，該諭“固亦整頓賦稅一事，非不冠冕”[63]；但內涵哪裡是表面那麼簡單而堂皇，否則，有清一代不至於諱莫如深，“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以張石州（清中期大學者張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譜》中，不能定奏銷案在何年，可見清世於此案之因諱而久湮之矣。”[64]《東華錄》內僅存上述上諭，“官書所見止此”，其他記錄一概抹掉。而“私家紀載自亦不敢幹犯時忌，致涉怨謗。今所尚可考見者，則多傳狀碑誌中旁見側出之文”[65]。這就難怪張穆距此事不過百年，卻連它發生年月都已不能確定。
“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實？的確是事實。不過在它前頭，卻先有別的事實。董含《三岡識略》：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徵，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車、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66]
錢邦芑在黔為巡撫，張獻忠舊部孫可望至，他退居餘慶縣蒲村講學，孫逼他出來做官，於是祝髮拒之，號大錯和尚，學生中追隨者竟多達十一人。其《祝髮記》云：“是晚，余遂祝髮於小年庵……是時門下同日祝髮者四人……次日祝髮者又五人……時諸人爭先披剃，呵禁不得，余委曲阻之，譬曉百端，余乃止。先後隨余出家者，蓋十有一人，因改故居為大錯庵，俾諸弟子居之，共焚修焉。”[55]
尚有大批知識分子逃往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舜水，本名之瑜，舜水是他的號。南都亡，東渡日本，“思乞師”，未成。邵念魯《明遺民所知錄》：“浙東敗……之瑜之日本乞師……會以大定，乃留東京。自國王以下，咸師奉之。為建學，設四科，闡良知之教，日本於是始有學，國人稱為‘朱夫子’。”[56]對日本文化貢獻極著，旅居四十年，終葬日本。
關於明遺民流寓海外的情況，《明遺民錄》無錫病驥老人《序》，提供了一些數字：嘗聞之，弘光、永曆間，明之宗室遺臣，渡鹿耳依延平（鄭成功）者，凡八百餘人，南洋諸島中，明之遺民，涉海棲蘇門答臘者，凡二千餘人。[57]
這或為古代最嚴重的一次精英流失。以當時讀書人之稀少，加上“遺民”多半身有功名，這逃往台灣或南洋的三千人，應是中國的菁華。
八
如將不入城市、逃釋、不仕、避居海外諸多情形加在一塊，明清鼎革之際，中國人才流失將達非常嚴重的程度。這不可能不表示文化的零落。滿清一度為此窘迫，到處尋訪“賢逸”，徵召、拜求，卻每每碰釘子，吃閉門羹。《桃花扇》劇終前，有位捕快登場：三位不知麼，現在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月余，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著忙，差俺門各處訪拿，三位一定是了，快快跟我回話去。[58]
這當為真實寫照。人才匱乏，當局竟至強行“拿人”，可見知識分子怎樣普遍地不合作。
為解決問題，當局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
軟的一手，即以科舉相誘。這一點，與蒙元不同，或者說吸取了蒙元的教訓。孟森先生指出：“明一代迷信八股，迷信科舉，至亡國時為極盛，餘毒所蘊，假清代而盡洩之。蓋滿人旁觀極清，籠絡中國之秀民，莫妙於中其所迷信。始入關則連歲開科，以慰蹭蹬者之心”。[59]任何時候，總有利慾之徒，清初自不例外。《柳南續筆》錄有一首諷刺詩，即反映這類情形：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早知薇蕨終難飽，悔殺無端諫武王。[60]
夷、齊即伯夷和叔齊，他們“恥食周粟”，隱首陽山。詩中借這典故，嘲笑在科舉誘惑下輕棄初衷的“遺民”。對這些渴求功名的人，當局此手頗能奏效，以致後來還鬧出丁酉（順治十四年，1657）南北二闈的大醜聞。
矢志不渝者也並不少。對他們，軟的不行，則“繼而嚴刑峻法”，“以刀鋸斧鉞隨其後”。[61]這方面的情形，尤見於東南一帶。蓋因彼處既為明興之地，同時，立於鄉紳—民間互動基礎上的社會再組織情形，或者說以士夫為中心的新型領導權，發育最充分。為此，滿清在那裡重拳頻出，屢次製造大案、慘案，以期摧毀當地的知識分子集團。其犖犖大者，是“奏銷”“哭廟”兩案。
“奏銷”一案，發生於辛丑年（1661），標誌是正月二十九日康熙皇帝的一道諭令。所謂“奏銷”，是國家財政工作的一個內容，即每年徵收錢糧，據實報部奏聞。康熙這道後稱“奏銷令”的旨意這樣說：諭吏部戶都：錢糧系軍國急需，經管大小各官，須加意督催，按期完解乃為稱職。近覽章奏，見直隸各省錢糧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或系前官積逋貽累後官，或系官役侵那藉口民欠……[62]
孟森先生說，從表面看，該諭“固亦整頓賦稅一事，非不冠冕”[63]；但內涵哪裡是表面那麼簡單而堂皇，否則，有清一代不至於諱莫如深，“二百餘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以張石州（清中期大學者張穆）之博雅，所撰《亭林年譜》中，不能定奏銷案在何年，可見清世於此案之因諱而久湮之矣。”[64]《東華錄》內僅存上述上諭，“官書所見止此”，其他記錄一概抹掉。而“私家紀載自亦不敢幹犯時忌，致涉怨謗。今所尚可考見者，則多傳狀碑誌中旁見側出之文”[65]。這就難怪張穆距此事不過百年，卻連它發生年月都已不能確定。
“拖欠甚多，完解甚少”是不是事實？的確是事實。不過在它前頭，卻先有別的事實。董含《三岡識略》：江南賦役，百倍他省，而蘇、松尤重。邇來役外之徵，有兌役、里役、該年、催辦、捆頭等名；雜派有鑽夫、水夫、牛稅、馬荳、馬車、大樹、釘、麻、油、鐵、箭竹、鉛彈、火藥、造倉等項；又有黃冊、人丁、三捆、軍田、壯丁、逃兵等冊。大約舊賦未清，新餉已近，積逋常數十萬。[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