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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江浩天最沉著：“現在我們兵分幾路，慶輝你去報警，看看警方可不可以幫忙查找各個旅館近一個小時內的登記情況。我和王先生的秘書小薇分頭給王先生認識的所有客戶及往來友人打電話，尋問線索。小秋和Rene你們回憶一下，按照王先生的生活習慣，他在北京還有什麼熟人和朋友，有什麼地方他最有可能去，此外，清理一下他的衣物。他帶走了些什麼。錢包帶了嗎？手機帶了嗎？護照帶了嗎？”
我聽罷直奔瀝川的病房，到衣櫃裡一找，果然，瀝川帶走了他的一個包，裡面有他的護照、錢包和手機。那麼，我猜對了——瀝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我呆呆地看著點滴架上吊著的藥液，舊的一瓶滴完了，新的一瓶還沒打開，中間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同時，護士換班。
他支開了我，我真傻，不知是計，還在商場裡挑了半天，想多給他買些影碟。
我立即給龍澤花園打電話，保安說，沒見到過瀝川，瀝川從龍澤搬走已經好幾年了，她不相信，請求他親自到最頂層去查看，他帶著手機上去，查了第五十層，又查了第四十九層，都說沒有。
我給紀桓打電話，問他最近是否和瀝川聯繫過，他說一個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歡喝過一次茶，最近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從電話本上查到了江橫溪和葉季連的號碼，那個開畫廊的夫婦，他們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紀桓之外，瀝川在北京的熟人，我打電話詢問，他們都說有好幾年沒見到瀝川了，他們倆實際上是霽川的朋友。
Rene不怎麼會說中文，著急起來錯得更多，他只好在一邊看我打電話。
一小時之後，張慶輝打電話過來，說他打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內的所有旅館都沒有一個叫王瀝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來登記。
過了一會兒，瀝川的主治醫生龔啟弦亦聞訊而來，Rene跟他說了發生的事。他問：“龔醫生，您看以Alex目前的情況，如果他不治療、不打點滴、不輸血、不進行鼻飼，可以維持多久？”
龔啟弦沉默了片刻，搖搖頭：“你們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瀝川的情況，絕對挺不過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說了，吞咽還成問題，不能吃飯，也不能喝水，你說說看，一個人不能喝水，能挺幾天？”
我頹然坐倒。
又過去了一個小時，江浩天過來說，查了瀝川留給小薇的通訊錄，沒有任何有用的消息。瀝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來的時候一直生著病，幾乎沒跟什麼人聯繫過，為防遺漏，他們連關係很遠的，平時不怎麼和CGP聯絡的客戶都問過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麼，問Rene：“瀝川有沒有可能跟蘇黎世的家人打電話？”
Rene搖頭：“我讓霽川側面地詢問過了，都沒有，他父親目前在香港，心臟不太好，爺爺奶奶的身體這幾年也不行，我們還不敢通知他們，霽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機，開著Rene租來的車，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亂逛。
我去了一切曾經和瀝川一起走過的地方，我們一起散步的公園，買菜的商場，喜歡去的咖啡館，電影院，餐廳及圖書城。沒有他的影子。瀝川坐著輪椅，而且還有人推著，如果他真的在這些地方出現，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來臨，仍然沒有任何進展，瀝川也根本沒有回醫院。
我加滿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處，他的室友讓我查看了他的臥室，小穆很愛乾淨，臥室整整齊齊，生活非常節儉，室友說他挺能幹的，就是家裡窮，高中沒畢業。他的家在陝西的一個偏遠農村，有一個妹妹務農，媽媽改嫁了，父親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顧著，巨大的藥費像個無底洞，壓得他喘不過氣，他很需要錢，馬不停蹄地工作。
顯然，小穆也是有準備的，他的房間裡沒有留下任何通訊錄或地址，連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醫院，就再也沒回家。
出了小穆住處，我開車繼續在大街上轉，直到凌晨，回到醫院，發現江浩天、張慶輝、Rene和龔先生都在那裡等著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搖了搖頭，沒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絕望。
龔先生說：“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醫院的急診室，沒有瀝川的下落。”
Rene苦笑：“瀝川如果決定離開醫院，就不會再進任何急診室了。”
上午十點，霽川到了。
他從羅馬趕過來，只帶了一個隨身的小包，一臉的疲憊和憔悴。
霽川與瀝川相貌很相似，可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相似過，以至於一眼看見他，一直保持鎮定的我立即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他過來擁抱我，在我耳邊輕輕地說：“小秋，別放棄，就算傾其所有，我們也要找到瀝川！”
大家繼續商量。
霽川說，他打電話去銀行查了瀝川的信用卡和銀行卡，在離開醫院不久，瀝川在北京的幾個提款機取出了大量的現金，顯然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費，很快就會被查出來。
雖然毫無線索，我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猜測和新一輪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尋找各種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無所獲，回到醫院碰頭，人人面色沉重，就在這時，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陳律師。
我不知道陳東村與瀝川是什麼關係，可是瀝川讓他經手自己的房產和支票，顯見是非常信任的，瀝川時時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錢給他，顯然，這個陳律師和他保持著相當穩定的聯繫。我一直以為瀝川認識陳東村是因為他的事務所與CGP有業務關係，相信江浩天早已打電話問過他了。
當我問起江浩天是否打過電話時，他卻微微一愣，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也從來沒聽瀝川提起過，CGP和陳東村沒有任何業務關係。
我立即撥通了陳東村的手機。
“你好。”
“陳先生，我是謝小秋。”
“啊，小秋，怎麼樣？好久不見。”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愉悅。
“是這樣，您最近和瀝川有聯繫嗎？”
“有啊，昨天他還給我打過電話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他給你打過電話？”
“是啊，我一直以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電話找你什麼事？”
“他讓我幫他訂一趟商務專機。”
“商務專機？去哪裡？”
“他說有個緊急的業務，要在一兩個小時之內趕去昆明。”
“你……你幫他辦了？”
“不是很好辦，不過，我有個朋友專幹這個的，瀝川又出了很好的價錢，所以很快就談妥了，支票都是從我這兒出的，怎麼，出什麼事了嗎？”
“瀝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搶救過一次，幾乎病危，他昨天從醫院失蹤了。”
“我的天！他不會是……”
“請你告訴我，你那位朋友的電話，我要向他打聽瀝川的下落。”聽到此對話，大家的臉上均顯喜色。
陳東村立即告訴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機。打電話去問時，那位蔡先生說，瀝川和小穆的確是坐商務包機去了昆明。瀝川看上去病得不輕，在飛機上一個字也沒說，什麼也沒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們下了飛機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霽川奪過話筒問道：“老蔡，你的包機能馬上再去一趟昆明嗎？價錢你說了算。”
早上七點，我們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氣，初晨的薄霧中帶著一絲寒氣。
昆明雖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萬人口。
霽川和Rene則更加茫然，他們從沒來過昆明，在機場他們雙雙問我：“小秋，你說，瀝川會去哪裡？”
我想了想，說：“個舊。”
瀝川是個浪漫的人，曾多次向我問起我的家鄉，問起我的小時候的生活，他說，他來過個舊，去過我的高中，從我家門口路過，可惜沒有機會拜訪我的家，認識我的父親和弟弟。為此，他特地複製了很多張我小時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還有什麼未了的心愿，也許就是這個吧。
昆明距個舊有318公里，我們租了一輛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轉326國防公路，三個半小時到達個舊。
一路上龔先生都在搖頭，說以瀝川的身體，挺得過三個小時的飛機，絕對挺不過三個小時的長途汽車。何況，這地方小，醫院也小，搶救病人很成問題。
汽車將我們帶到金河賓館，放下行李我們就借了一本厚厚的電話簿，查問每一家賓館和酒店，是否有一個叫瀝川的人入住，半個小時之內，所有的大的賓館全部問遍，查無此人。我又發動舅舅替我四處打聽小一點的旅店。
我聽罷直奔瀝川的病房，到衣櫃裡一找，果然，瀝川帶走了他的一個包，裡面有他的護照、錢包和手機。那麼，我猜對了——瀝川是故意要走的了。
我呆呆地看著點滴架上吊著的藥液，舊的一瓶滴完了，新的一瓶還沒打開，中間有兩個小時的休息時間，同時，護士換班。
他支開了我，我真傻，不知是計，還在商場裡挑了半天，想多給他買些影碟。
我立即給龍澤花園打電話，保安說，沒見到過瀝川，瀝川從龍澤搬走已經好幾年了，她不相信，請求他親自到最頂層去查看，他帶著手機上去，查了第五十層，又查了第四十九層，都說沒有。
我給紀桓打電話，問他最近是否和瀝川聯繫過，他說一個月前倒是和他一起在狼歡喝過一次茶，最近沒有他的任何消息。
我從電話本上查到了江橫溪和葉季連的號碼，那個開畫廊的夫婦，他們是我唯一知道的，除了紀桓之外，瀝川在北京的熟人，我打電話詢問，他們都說有好幾年沒見到瀝川了，他們倆實際上是霽川的朋友。
Rene不怎麼會說中文，著急起來錯得更多，他只好在一邊看我打電話。
一小時之後，張慶輝打電話過來，說他打公安局的朋友查了，附近五公里以內的所有旅館都沒有一個叫王瀝川或者穆小柱的客人前來登記。
過了一會兒，瀝川的主治醫生龔啟弦亦聞訊而來，Rene跟他說了發生的事。他問：“龔醫生，您看以Alex目前的情況，如果他不治療、不打點滴、不輸血、不進行鼻飼，可以維持多久？”
龔啟弦沉默了片刻，搖搖頭：“你們最好今天就找到他，以瀝川的情況，絕對挺不過三天，他自己的病就不用說了，吞咽還成問題，不能吃飯，也不能喝水，你說說看，一個人不能喝水，能挺幾天？”
我頹然坐倒。
又過去了一個小時，江浩天過來說，查了瀝川留給小薇的通訊錄，沒有任何有用的消息。瀝川有五年不在北京，回來的時候一直生著病，幾乎沒跟什麼人聯繫過，為防遺漏，他們連關係很遠的，平時不怎麼和CGP聯絡的客戶都問過了。
我忽然想起了什麼，問Rene：“瀝川有沒有可能跟蘇黎世的家人打電話？”
Rene搖頭：“我讓霽川側面地詢問過了，都沒有，他父親目前在香港，心臟不太好，爺爺奶奶的身體這幾年也不行，我們還不敢通知他們，霽川明早到北京。”
我拿了手機，開著Rene租來的車，在北京城的大街上亂逛。
我去了一切曾經和瀝川一起走過的地方，我們一起散步的公園，買菜的商場，喜歡去的咖啡館，電影院，餐廳及圖書城。沒有他的影子。瀝川坐著輪椅，而且還有人推著，如果他真的在這些地方出現，很容易被我找到。
夜晚悄悄來臨，仍然沒有任何進展，瀝川也根本沒有回醫院。
我加滿汽油，在夜色中，一趟一趟地在大街小巷上彷徨。
我找到了小穆在北京的住處，他的室友讓我查看了他的臥室，小穆很愛乾淨，臥室整整齊齊，生活非常節儉，室友說他挺能幹的，就是家裡窮，高中沒畢業。他的家在陝西的一個偏遠農村，有一個妹妹務農，媽媽改嫁了，父親重病在床，由他妹妹照顧著，巨大的藥費像個無底洞，壓得他喘不過氣，他很需要錢，馬不停蹄地工作。
顯然，小穆也是有準備的，他的房間裡沒有留下任何通訊錄或地址，連垃圾桶都是空的。早上，他一如既往地去醫院，就再也沒回家。
出了小穆住處，我開車繼續在大街上轉，直到凌晨，回到醫院，發現江浩天、張慶輝、Rene和龔先生都在那裡等著我，大家互相看了看，又互相搖了搖頭，沒有新的消息，只有更多的絕望。
龔先生說：“我托人查了北京所有醫院的急診室，沒有瀝川的下落。”
Rene苦笑：“瀝川如果決定離開醫院，就不會再進任何急診室了。”
上午十點，霽川到了。
他從羅馬趕過來，只帶了一個隨身的小包，一臉的疲憊和憔悴。
霽川與瀝川相貌很相似，可從沒有像今天這麼相似過，以至於一眼看見他，一直保持鎮定的我立即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他過來擁抱我，在我耳邊輕輕地說：“小秋，別放棄，就算傾其所有，我們也要找到瀝川！”
大家繼續商量。
霽川說，他打電話去銀行查了瀝川的信用卡和銀行卡，在離開醫院不久，瀝川在北京的幾個提款機取出了大量的現金，顯然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去向，如果直接用信用卡消費，很快就會被查出來。
雖然毫無線索，我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猜測和新一輪的搜索，大家兵分四路，尋找各種可能性，一直忙碌到晚上，仍是一無所獲，回到醫院碰頭，人人面色沉重，就在這時，我忽然想起了一個人——陳律師。
我不知道陳東村與瀝川是什麼關係，可是瀝川讓他經手自己的房產和支票，顯見是非常信任的，瀝川時時提醒我不要每月再交錢給他，顯然，這個陳律師和他保持著相當穩定的聯繫。我一直以為瀝川認識陳東村是因為他的事務所與CGP有業務關係，相信江浩天早已打電話問過他了。
當我問起江浩天是否打過電話時，他卻微微一愣，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也從來沒聽瀝川提起過，CGP和陳東村沒有任何業務關係。
我立即撥通了陳東村的手機。
“你好。”
“陳先生，我是謝小秋。”
“啊，小秋，怎麼樣？好久不見。”他的聲音聽起來很愉悅。
“是這樣，您最近和瀝川有聯繫嗎？”
“有啊，昨天他還給我打過電話呢。”
我的心咚咚直跳，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麼？他給你打過電話？”
“是啊，我一直以為他在瑞士，想不到他在北京。”
“打電話找你什麼事？”
“他讓我幫他訂一趟商務專機。”
“商務專機？去哪裡？”
“他說有個緊急的業務，要在一兩個小時之內趕去昆明。”
“你……你幫他辦了？”
“不是很好辦，不過，我有個朋友專幹這個的，瀝川又出了很好的價錢，所以很快就談妥了，支票都是從我這兒出的，怎麼，出什麼事了嗎？”
“瀝川是癌症病人，最近搶救過一次，幾乎病危，他昨天從醫院失蹤了。”
“我的天！他不會是……”
“請你告訴我，你那位朋友的電話，我要向他打聽瀝川的下落。”聽到此對話，大家的臉上均顯喜色。
陳東村立即告訴了我，他的朋友老蔡的手機。打電話去問時，那位蔡先生說，瀝川和小穆的確是坐商務包機去了昆明。瀝川看上去病得不輕，在飛機上一個字也沒說，什麼也沒吃。一切交接均由小穆代理，他們下了飛機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霽川奪過話筒問道：“老蔡，你的包機能馬上再去一趟昆明嗎？價錢你說了算。”
早上七點，我們一行人到了昆明。
已是立秋天氣，初晨的薄霧中帶著一絲寒氣。
昆明雖然比北京小，可也是大城市，有六百萬人口。
霽川和Rene則更加茫然，他們從沒來過昆明，在機場他們雙雙問我：“小秋，你說，瀝川會去哪裡？”
我想了想，說：“個舊。”
瀝川是個浪漫的人，曾多次向我問起我的家鄉，問起我的小時候的生活，他說，他來過個舊，去過我的高中，從我家門口路過，可惜沒有機會拜訪我的家，認識我的父親和弟弟。為此，他特地複製了很多張我小時候的照片和家人的合影。
我想，如果他還有什麼未了的心愿，也許就是這個吧。
昆明距個舊有318公里，我們租了一輛小巴，走石林高速公路轉326國防公路，三個半小時到達個舊。
一路上龔先生都在搖頭，說以瀝川的身體，挺得過三個小時的飛機，絕對挺不過三個小時的長途汽車。何況，這地方小，醫院也小，搶救病人很成問題。
汽車將我們帶到金河賓館，放下行李我們就借了一本厚厚的電話簿，查問每一家賓館和酒店，是否有一個叫瀝川的人入住，半個小時之內，所有的大的賓館全部問遍，查無此人。我又發動舅舅替我四處打聽小一點的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