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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尋頭一歪,指控他:“你一點都不上心,是不是不想找?”

  “想啊。”安德烈一臉無辜,“但Facebook上找會不會太大海撈針了?”

  “那去哪兒找?”

  安德烈眨眨眼:“《自由報》跟我約了一個採訪。”

  索尋轉過頭看他:“啊?”

  “信不是找他們的俄羅斯裔記者翻譯的嗎?就那個Alex……”安德烈給他慢慢講,“他後來又跟我發了一封郵件,覺得這個事兒挺有意思的……”

  索尋很懂地笑起來:“我就說吧?被拐賣的女人在異國留下的後代,又去歐洲揭露了時尚界最大的人口販賣團伙……這誰不愛看啊?”

  安德烈敷衍地點點頭,不置可否,接著往下說:“我說我有意願找葉蓮娜的後代,他說可以在報導里把葉蓮娜那張照片附上,如果她的家人或者後代能看到這篇報導的話,可以聯繫我。”

  索尋“唔”了一聲,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一邊看著自己發布的那幾條無人問津的帖子:“那我不是白忙活了?”

  安德烈不搭這個話,只問:“怎麼樣?”

  索尋不為所動:“跟星巴克差不多。”

  安德烈“嘶”一聲,毫不留情地戳穿他:“我看只要不寫劇本,忙活什麼你都願意。”

  索尋被踩中痛腳,回頭看了安德烈好一會兒,半天沒憋出一句有力的回擊。另一個顯示屏上還掛著《春夜喜雨》的劇本,大片的空白仿佛無言的罪證。索尋悲憤交加地憋了一會兒,突然“啊”的長嘯一聲,跑到沙發上,撲通一聲倒下去,頭埋在靠枕里,發出毫無意義的慘叫。安德烈一副已經很習慣的表情,把索尋喝了一口的咖啡端起來喝,一邊在心裡埋汰索尋,真是山豬吃不來細糠。

  “就這麼難寫嗎?”

  “難。”索尋把抱枕丟到一邊,一臉生無可戀,“不知道從哪兒下筆。”

  實話是這個故事給他造成了一點心理陰影,他總是免不了想起陸歆——也不是代入了被背叛的一方,就是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索尋總覺得內心某些地方會泛起一聲冷笑。他原本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廊橋遺夢》充滿了熾熱的愛戀與無奈的遺憾的故事,但如今這個故事滿是狼藉,主人公被他分析得太透,那份絕望的愛戀被剝離了詩意,只剩一地雞毛的算計和欲望,他也不知道應該從哪個角度去呈現了。

  但是一個項目是不可能無限期等下去的,資方已經給了足夠的耐心。製片人最終決定在哈爾濱開機,但那裡的冬天太冷,會給拍攝帶來很大的麻煩。所以建組的事情要是現在還不提上日程,就又得等明年了。事實證明,索尋的“我想有空什麼時候都可以有空”也只是嘴上逞能。剛回上海那邊就打了個電話來催,索尋卻還是交不出劇本,這兩天焦明輝那邊的《蜉蝣》也停了,就天天在家孵蛋似的孵那幾行字。

  “要不就這樣吧。”索尋破罐破摔,“反正有大綱在,又不是不能拍。”

  安德烈很懷疑:“你可以嗎?”

  索尋是“作家型”導演,對於對白的要求很高。以前拍《粉鬢》的時候安德烈就見識過,索尋不允許演員的口誤,即使情緒到位了,如果詞不對,他就會重來,因為他認為同義詞之間也有微妙的情緒不同,不能糊弄過去——這種不口語化的風格也給索尋的電影帶來了很兩極化的評價,對文字敏感且講究的人很喜歡,更在意表演的人則批評這限制了演員的發揮,有一種僵硬的造作。

  “那不一樣,”索尋回答,“林筱璆那會兒年紀太小了,讓她自己發揮,她會給你來一段網絡熱梗寶典……這回不是老演員嗎?專業演員多少是要有點素養的,故事背景給到位了,能自己說,不用我每個字都寫實。”

  “唔。”安德烈若有所思,“《蜉蝣》也是嗎?”

  安德烈看了他的新劇本,完成度比《春夜喜雨》多一點,但也是大段空白。

  “不完全是。”索尋在沙發上換了個姿勢躺著,撐著腦袋跟安德烈說話,“後面那部分焦老師說他來寫。”

  “為什麼?”

  “他說我年紀輕輕,寫老來感慨還是太想當然了。”

  安德烈微微皺眉,《蜉蝣》的原著小說他也看了,在索尋即將出版的那本短篇小說集裡。故事講的是一個特別小市民的上海人一輩子,最後無兒無女,孤獨地死去了。安德烈倒沒有覺得索尋寫的老年時期有多“想當然”。

  索尋聽笑了:“那不是因為你也‘年紀輕輕’嗎?”

  安德烈站起來,走到沙發邊上,索尋給他騰了位置,等他坐好了,便枕在他的大腿上,安德烈伸手給他捋了捋頭髮,好像這樣就能把他腦子裡亂成一麻的各種想法都理清楚似的。

  “焦老師為什麼看中這個故事?”

  索尋的頭動了一下,很敏感地問他:“你覺得不好?”

  安德烈笑了,把他的頭摁回原位:“沒有。”

  索尋在這事兒上難伺候得很,不看不行,對他的作品都不關心了那就說明不愛了;看了還一定要有反饋,批評也是絕對不行的,他會備受打擊,一蹶不振……但表揚得太誇張也不行,索尋會懷疑安德烈在敷衍他。所以最好就是夸要誇得“言之有物”,批評也要委婉地提出建設性意見——想起這個,安德烈就想穿越回去把當初那封夸《鮮花聖母》人物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氣質的郵件刪除。什麼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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