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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雖然要扣除不課戶、不課丁，但相差也是巨大的，這也是為何隋朝時的存糧能有那麼多的原因所在，均田地分的少，可租卻是按每丁百畝的標準統一收的年租兩石。
當然，隋時沒有工商稅專賣之稅市舶之稅等等，也不會和買、貿易這些。
而大秦朝廷重視工商，對這塊的稅收立了很好的稅制，稅收很高，之前一年鹽稅就近三千萬貫了，如今雖然鹽稅朝廷主動降了一半多，可一年也還有一千多萬貫的鹽稅，加上提高了的茶、酒、礦的稅課，使的朝廷一年專賣稅就能達到近三千萬貫。
加上工商稅和市舶關稅一千多萬，然後是朝廷主導的和買、貿易等，一年的這些錢的收入有五千萬貫左右。
很驚人。
「聖人，朝廷收入不少，但開支也大。兩稅正稅里的粟兩千五百餘萬石，三百萬折充絹布，添入六京庫。三百萬回充米豆，供尚食及諸司官廚等料，併入京倉。四百萬回充米轉入京，充官祿及諸司糧料。五百萬留當州官祿及遞糧。一千萬諸道駐軍糧及貯備當州倉。」
「而布絹綿兩千七百餘萬端匹，一千萬入洛陽，五百萬入其餘五京，剩下一千二百萬諸道兵賜及和糴，並邊郡充官料郵驛等費。」
「錢五千五百餘萬貫，其中一千二百萬貫用於償還國債券，二百萬貫用於諸道郡官課料以及驛馬，六百萬用於添充諸道郡的和糴軍糧。」
「另三千萬貫用於三衙兵馬軍費開支。」
李綱道，「那朝廷一年還有五百萬貫節餘？」
「五百萬貫，看似不少，可用錢之地也很多，這是朝廷預留的備用錢，一旦遇戰事、水旱災情等，需要用錢的地方也多。另外，修路、築堤、建城等更是排著隊等朝廷批覆拔錢。」
按崔君肅所說，別說五千萬貫，就是有更多的錢都不夠用的，現在朝廷都是卡著在用，量入為出。
根據上一年的財政收入，然後制訂下一年的財政預算，再預留一點錢備用。因此，如何制這預算，錢往哪拔，也是每年府院爭執的焦點。
不管怎麼爭，最後都是無法滿足各方的，因此只能是大致平衡，各方面都削減一些預算，駁回一些項目請求。
李綱倒是有些疑惑了，為何隋時僅收租庸調的實物，沒有巨額的工商市舶貿易這些收入，卻也一樣能安穩，甚至有開皇之盛世，如今朝廷這麼多的收入，反而還處處捉襟見肘呢。
「隋時，百姓人人要服二十天免費役，未服完，還要按天折絹三尺代役叫庸。隋時，以丁征租調，不論有田無田有田多少，只要是課丁，那都是一樣的租調，一年一丁兩石粟租或絹兩丈綿三尺。」
「而我朝呢，自改兩稅法後，戶分九等，貧富按差交戶稅，地稅則按畝徵收，並將原來隋時的各種雜捐攤派甚至連役也攤入畝中，按畝征地稅，這樣一來，田多就多征田少就少征，無田就不征，我們還把原來義倉糧社倉糧也併入了地稅田畝中，實際算起來，每畝折的租糧就比過去要少的多。」
當然，兩稅與租庸調製最大的區別，還是這個稅率是比較彈性合理的，窮人交的稅少，富人交的稅多，而隋朝的稅最大特色，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人丁稅，按丁來收稅，有錢人跟沒錢人交的稅一樣。
故此，隋朝時對於人口的普查和戶籍的控制，是最為嚴格的，隋朝統一天下後，全國人口在短時間內幾乎增加了三倍，其實就是把天下所有的隱戶等全都搜出來了。
這種按丁徵稅的辦法，固然征起來簡單，有多少丁就有多少稅賦，可實際上很不合理，窮苦百姓，跟那些億萬富豪們繳一樣的稅，甚至大量的官員等成為不課戶，反而不繳半點稅。
隋為什麼為亡？
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按隋朝的稅制，若是太平年歲，大家交完租調後，還能勉強過過日子。可一旦遇災，或是遇到大的勞役，那麼本就艱難的普通百姓，就可能破產，而隋朝的稅制，一旦出現這樣的情況，往往就是大面積的普遍性百姓破產，大量百姓走投無路，自然就只能造反了。
第1311章 總督
崔君肅對李綱道，「隋朝百姓不論田地多少都要納一樣的租，服役是免費的，服不滿二十天，還得每天交絹代役為庸。可我朝呢，所有的雜費攤派連同勞役，都一條鞭的攤入田畝中，不以丁為徵稅基本，而是以田畝為基本，故此，百姓其實要輕鬆的多。」
不過這樣一來，相對的，朝廷的開支其實增加了。正稅減少，各種工役沒有免費的民夫可征，還得出錢僱工，如此一來，僅僅是各地的土木工程這塊，就增加了大筆開支。修路鋪橋、水路城池，甚至是修河護堤，這些就都成了額外開支。
如在淮河邊的郡縣，因淮河多水患，年年得修堤護坡，這個開支地方自己就無法負擔，必須得朝廷每年拔款。
為此，朝廷如今不得不另設了幾個衙門，其中一個是運河總督衙門，負責運河的疏通維護管理，另一個便是河道總督衙門，負責的是黃河長江淮河漢江等諸江河管理。
河道總管專管河湖疏浚、堤防諸事。
各地的大江大河大湖，統一由朝廷的河道衙門直接管理，不再由各地方承擔，算是減輕了地方負擔，同時又由朝廷統一調度，增加管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