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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徐志摩的人都知道，“其實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頹廢，在幾年之內他發表了許多的著作，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有戲劇、有翻譯，在語言文字上更獨樹風格，是一般人難望其項背的。”（葉公超語）這一點，我們哪怕讀一則當年他在《晨報副刊》為青年沈從文作品寫的“編者按”就夠了：
作者的筆真像是夢裡的一隻小艇，在波紋瘦縑縑的夢河裡盪著，處處有著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餘的：因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鬆最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餘的：因為春草的發青，雲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的獎勵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創刊號問世，發刊詞出自徐志摩的手筆，那時（1928、1929年之際）“新月派”的那批朋友雲集上海，幾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飯局，每次兩桌，經常參加的有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劉英士、羅隆基、聞一多、饒子離、張禹九、張滋闓、葉公超，這大約就是《新月》的基本陣營。“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歡喜不置，他從不談文學，談的都是吃、穿、頭髮、玩……”，徐志摩愛神聊，上天下地聊。葉公超記得，1927年之後，徐志摩在光華大學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任教，見面的機會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個通宵，“從輪盤賭的神秘說到人生的運命，買賣金子的虧贏：販賣鋼版皮口袋和頭髮網子人的面貌，說到這裡窗外布穀的聲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種種的歌鳥，泰戈爾歡喜的花鳥，愛爾蘭人葉慈給泰戈爾的一封信，與他只有兩面因緣的曼殊斐兒，曼殊斐兒的眼睛，哈代說話的音調，每早光華道上的的鳥聲，桌上那書皮的顏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記中記著他和胡適的聊天，也是無所不談，“談書、談詩、談友情、談愛、談戀、談人生、談此談彼：不覺夜之漸短”。
《新月》從創刊號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三人編輯，從2卷1期到5期，編輯是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饒孟侃、徐志摩5個人。此後，很長一段時期《新月》曾由學政治學出身的羅隆基主編，發表了許多批評時政、倡導人權的文章，與國民黨當局面對面交鋒，大致上以這個時期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對此都有微詞，好長時間不給《新月》寫稿，羅隆基幾次寫信向胡適抱怨。但是我們不能忘記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正是這位“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詩人，也曾為《晨報詩鐫》的“紀念三一八”專號寫下《梅雪爭春》：
南方新年裡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醃，
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艷！
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
我替你備下真鮮艷的春景：
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
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譴責了那一場“屠殺無辜”的“空前的血案”——“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裡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里的一個慘像。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他說：“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頭，“四一二”的血腥氣還未散盡，他寫下了《殘春》一詩：
昨天我瓶子裡斜插著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邊掛；
今兒它們全低了頭，變了相：
紅的白的屍體倒懸在青條上。
窗外的風雨報告殘春的運命，
喪鐘似的音響在黑夜裡叮嚀：
“你那生命的瓶子裡的鮮花也
變了樣：艷麗的屍體，誰給收斂？”
雖然，從他當天的日記，我們看不出這詩和“四一二”有任何的關係。但恰好此刻，“紅的白的屍體”、“艷麗的屍體”出現在這位常以“一片雲”自許的詩人筆下，究竟還是值得尋味，留待後世研究徐志摩的專家去考證罷。他是一個骨子裡的詩人，唯美，唯愛，但他也有憤怒的時候，當然即使憤怒也是那麼美，那麼詩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適、朱經農，對著西去的夕陽，在西湖邊一家茶樓門外路邊擺桌子喝酒，他為金鍊似的夕暉余影，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瘋癲似的醉了”。飯後他們再到湖心亭，他橫臥在湖邊的石板上，論世間的不平事，憤怒極了，呼喊、詛咒、頓足都發泄不夠。後來，他獨自划船，繞湖心亭一周，聽著槳破水波聲，才勉強壓下了無名火。我更喜歡這個入世的、憤怒的徐志摩。他的筆下向來不是只有空靈、美麗、輕盈和飄逸，還有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嬰兒》《毒藥》等都可以為證。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報》第39期發表短文“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說法，批評當時的社會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許理想，“因為理想好比一面大鏡子，若然擺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魎的丑跡。”他讚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義”，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書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會裡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籲：“要保全這點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擔；我們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
作者的筆真像是夢裡的一隻小艇，在波紋瘦縑縑的夢河裡盪著，處處有著落，卻又處處不留痕跡；這般作品不是寫成的，是“想”成的。給這類的作者，批評是多餘的：因為他自己的想像就是最不放鬆最不出聲的批評者；獎勵也是多餘的：因為春草的發青，雲雀的放歌，都是用不著人們的獎勵的。
1928年3月10日，《新月》創刊號問世，發刊詞出自徐志摩的手筆，那時（1928、1929年之際）“新月派”的那批朋友雲集上海，幾乎每星期都有一次飯局，每次兩桌，經常參加的有胡適、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葉公超、潘光旦、劉英士、羅隆基、聞一多、饒子離、張禹九、張滋闓、葉公超，這大約就是《新月》的基本陣營。“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歡喜不置，他從不談文學，談的都是吃、穿、頭髮、玩……”，徐志摩愛神聊，上天下地聊。葉公超記得，1927年之後，徐志摩在光華大學外文系任教，他在上海暨南大學任教，見面的機會很多。有一次志摩竟和他聊了個通宵，“從輪盤賭的神秘說到人生的運命，買賣金子的虧贏：販賣鋼版皮口袋和頭髮網子人的面貌，說到這裡窗外布穀的聲音又使他想起印度種種的歌鳥，泰戈爾歡喜的花鳥，愛爾蘭人葉慈給泰戈爾的一封信，與他只有兩面因緣的曼殊斐兒，曼殊斐兒的眼睛，哈代說話的音調，每早光華道上的的鳥聲，桌上那書皮的顏色，《新月》月刊的封面……”1923年10月13日的徐志摩日記中記著他和胡適的聊天，也是無所不談，“談書、談詩、談友情、談愛、談戀、談人生、談此談彼：不覺夜之漸短”。
《新月》從創刊號到第2卷1期，由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三人編輯，從2卷1期到5期，編輯是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饒孟侃、徐志摩5個人。此後，很長一段時期《新月》曾由學政治學出身的羅隆基主編，發表了許多批評時政、倡導人權的文章，與國民黨當局面對面交鋒，大致上以這個時期為多。徐志摩和不少朋友對此都有微詞，好長時間不給《新月》寫稿，羅隆基幾次寫信向胡適抱怨。但是我們不能忘記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正是這位“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的詩人，也曾為《晨報詩鐫》的“紀念三一八”專號寫下《梅雪爭春》：
南方新年裡有一天下大雪，
我到靈峰去探春梅的消息；
殘落的梅萼瓣瓣在雪裡醃，
我笑說這顏色還欠三分艷！
運命說：你趕花朝節前回京，
我替你備下真鮮艷的春景：
白的還是那冷翩翩的飛雪，
但梅花是十三齡童的熱血！
在《自剖》一文中，他直接譴責了那一場“屠殺無辜”的“空前的血案”——“這回卻不同。屠殺的事實不僅是在我住的城子裡發見，我有時竟覺得是我自己的靈府里的一個慘像。殺死的不僅是青年們的生命，我自己的思想也仿佛遭著了致命的打擊，比是國務院前的斷脰殘肢，再也不能回復生動與連貫。”他說：“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
1927年4月20日，上海街頭，“四一二”的血腥氣還未散盡，他寫下了《殘春》一詩：
昨天我瓶子裡斜插著的桃花
是朵朵媚笑在美人的腮邊掛；
今兒它們全低了頭，變了相：
紅的白的屍體倒懸在青條上。
窗外的風雨報告殘春的運命，
喪鐘似的音響在黑夜裡叮嚀：
“你那生命的瓶子裡的鮮花也
變了樣：艷麗的屍體，誰給收斂？”
雖然，從他當天的日記，我們看不出這詩和“四一二”有任何的關係。但恰好此刻，“紅的白的屍體”、“艷麗的屍體”出現在這位常以“一片雲”自許的詩人筆下，究竟還是值得尋味，留待後世研究徐志摩的專家去考證罷。他是一個骨子裡的詩人，唯美，唯愛，但他也有憤怒的時候，當然即使憤怒也是那麼美，那麼詩化。1923年10月23日，他和胡適、朱經農，對著西去的夕陽，在西湖邊一家茶樓門外路邊擺桌子喝酒，他為金鍊似的夕暉余影，為湖光中的小船……而醉，“瘋癲似的醉了”。飯後他們再到湖心亭，他橫臥在湖邊的石板上，論世間的不平事，憤怒極了，呼喊、詛咒、頓足都發泄不夠。後來，他獨自划船，繞湖心亭一周，聽著槳破水波聲，才勉強壓下了無名火。我更喜歡這個入世的、憤怒的徐志摩。他的筆下向來不是只有空靈、美麗、輕盈和飄逸，還有憤怒、反抗、呼喊的另一面，《嬰兒》《毒藥》等都可以為證。
1923年1月28日，他在《努力周報》第39期發表短文“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就是血性文字，他同意“無理想的民族必亡”的說法，批評當時的社會政治走的是卑污苟且的路，最不能容許理想，“因為理想好比一面大鏡子，若然擺在面前，一定照出魑魅魍魎的丑跡。”他讚美蔡元培不忍同流合污的“不合作主義”，在他的心目中，蔡元培不是“憨大”，不是“愚不可及的書呆子”，而是“卑污苟且社會裡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他在蔡身上看到的正是理想的火星，他呼籲：“要保全這點小小的火星不滅，是我們的責任，是我們良心上的負擔；我們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