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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獨自去靈隱，直挺挺地躺在石頭凳上尋夢，臉上有意蓋了陸小曼送他的小紅絹，妄想著他們在那裡相會。
即使對西湖，他也有滿腹的牢騷，雷峰塔倒掉已有兩年，“樓外樓”翻新了，原來一樓一底斜對著湖心亭的舊房子已翻新為帶屋頂、洋式門面、新漆光亮的三樓，老酒、魚蝦、鹽水花生，還有滑齊齊的蓴菜依舊，然而再難覓三年前吃蟹的舊蹤，和胡適等滿座高朋談天遊玩的樂趣。對於揩抹得發白光的舊桌子換成新桌子，他不滿；對於能隨便聊聊湖上風光、魚蝦行市的老堂倌換成穿著西崽長袍的新人，他不滿。他要移一張餐桌搬到樓下馬路邊，在湖邊的水光蕩漾中喝酒，竟覺得連小菜都變了。8月9日他在《晨報副刊》發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傷心。他寫詩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詛咒這塔是“鎮壓”，是“掩埋”，他感嘆“再沒有雷峰，雷峰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三年前，他來西湖，最喜歡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詩《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麗。風景有時確實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陸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無論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橋，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還是吊雷峰遺蹟，白雲庵拜月老求籤，上煙霞洞吃素餐，抑或龍井、九溪，在他眼裡西湖處處都變得可人起來了，即便是在孤山後面發現一個水潭，在他筆下也是——“浮紅漲綠，儼然織錦，陽光自林隙來，附麗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愛者則滿山杜鵑花，鮮紅照眼，如火如荼”，陸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連跌倒也不顧，采了一大束，“插戴滿頭”。1928年，他和陸小曼又兩次來游西湖。
在後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個浪漫的詩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來，比他的詩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卻正是他的那種性格、熱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層面，我們或許可以說他是最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一個人。有些人不喜歡他，認為他“肉麻”，魯迅甚至罵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觸過的許多人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葉公超認為“胡適之跟徐志摩完全是兩種人。適之自然淳厚、冷靜幽默，志摩卻是風趣爽快，全然追求’美與愛與自由‘的性格。”胡適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葉公超評價徐志摩的另一些話，說徐志摩真正領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暫的一生都“在這永不能達到理想的追求中”，“是愛一切生活的人”，“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他那本性的純真似乎總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惡。”這確是知人之論，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熱心奔走，整天呼朋喚友，還不知道“新月社”會不會聚起那麼多歐美留學回來的年輕知識分子，聞一多、余上沅、葉公超等都是一回國就參加了“新月社”。新月書店的誕生，也是他奔走最力。葉公超說過：“組織新月社，編輯《晨報副刊》，籌辦新月書店都是他最熱心最起勁的事。為團體的事，志摩，他是不辭勞苦的。大家都不願幹的事，總是推到他頭上去，而他也獨有勇氣去接受，去敲上鑼鼓再說。”所以梁實秋有一句話：“胡（適）先生當然是新月的領袖，事實上志摩是新月的靈魂。”
徐志摩的性格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魯迅他們辦《語絲》，他不識好歹就去投稿，當然登不出來，還被魯迅在文章里嘲諷了一番。1925年，《晨報》主筆陳博生邀他接編《晨報副刊》，特意設宴，邀請一些知識分子發表改良副刊的辦法，張奚若開口便說：“這並不是個改良的問題，這只是個停辦的問題。”隨後，還寫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給《晨報副刊》，其中說鑑於當今思想界的墮落，現在的問題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應該一把火把它們燒掉。徐志摩一樣照登不誤，而且配了一段長長的編者按，說張奚若“是個’硬‘人”，“他是一塊岩石，還是一塊長滿著蒼苔的”，其身體、品行、意志、說話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幾段，直挺挺的幾句，有時這直挺挺中也有一種異樣的嫵媚，像張飛與牛皋那味道。”
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種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的氣質，可以說他是英美教育結出的果子。他於1897年生在浙江海寧，從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國克拉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之後他又先後進入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劍橋就是他詩中美麗絕倫的“康橋”。劍橋歲月對詩人徐志摩一生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在留下《再別康橋》一詩後，他於1922年8月起程回國。
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外情，從離婚到結婚乃至婚後，都曾鬧得沸沸揚揚，頗遭輿論厚非，也為一些親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本來想請胡適做證婚人，胡太太氣得不得了，當著葉公超的面就罵胡適。再加上胡適7月份就要出國，所以他出面再三請求徐志摩的老師梁啓超做證婚人。為了徐志摩與陸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罵胡適。有一次葉公超在胡適家裡，她又當面罵胡適，罵《新月》的這些人，用很粗的話罵，罵得他們都不說話。她說：“你們都會寫文章，我不會寫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們這些人的真實面目寫出來，你們都是兩個面目的人。”胡適好幾次和葉公超談起陸小曼的事，“覺得徐志摩不應該這樣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陸小曼。”
即使對西湖，他也有滿腹的牢騷，雷峰塔倒掉已有兩年，“樓外樓”翻新了，原來一樓一底斜對著湖心亭的舊房子已翻新為帶屋頂、洋式門面、新漆光亮的三樓，老酒、魚蝦、鹽水花生，還有滑齊齊的蓴菜依舊，然而再難覓三年前吃蟹的舊蹤，和胡適等滿座高朋談天遊玩的樂趣。對於揩抹得發白光的舊桌子換成新桌子，他不滿；對於能隨便聊聊湖上風光、魚蝦行市的老堂倌換成穿著西崽長袍的新人，他不滿。他要移一張餐桌搬到樓下馬路邊，在湖邊的水光蕩漾中喝酒，竟覺得連小菜都變了。8月9日他在《晨報副刊》發表《丑西湖》一文，西湖的“俗化”令他傷心。他寫詩哀悼倒掉的雷峰塔是“一座大荒冢”，他詛咒這塔是“鎮壓”，是“掩埋”，他感嘆“再沒有雷峰，雷峰從此掩埋在人的記憶中”。三年前，他來西湖，最喜歡的正是“雷峰塔影”，他的詩《月下雷峰影片》柔和而美麗。風景有時確實就是心境。
等到1927年春天，徐志摩偕陸小曼同到西湖，心境又完全不同。無論是到三潭印月，走九曲橋，吃藕粉，月下游湖，登峰看日出，還是吊雷峰遺蹟，白雲庵拜月老求籤，上煙霞洞吃素餐，抑或龍井、九溪，在他眼裡西湖處處都變得可人起來了，即便是在孤山後面發現一個水潭，在他筆下也是——“浮紅漲綠，儼然織錦，陽光自林隙來，附麗其上，益增娟媚。”在九溪，“尤可愛者則滿山杜鵑花，鮮紅照眼，如火如荼”，陸小蔓不禁狂喜，急呼“采、采”，爬上山坡，連跌倒也不顧，采了一大束，“插戴滿頭”。1928年，他和陸小曼又兩次來游西湖。
在後人眼中，徐志摩常常只是一個浪漫的詩人，而在熟悉他的朋友看來，比他的詩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比他的散文更重要的，卻正是他的那種性格、熱情，他的生活方式，在生活的層面，我們或許可以說他是最具有自由主義氣質的一個人。有些人不喜歡他，認為他“肉麻”，魯迅甚至罵他是“流氓”。但和他接觸過的許多人喜歡他喜歡得不得了。葉公超認為“胡適之跟徐志摩完全是兩種人。適之自然淳厚、冷靜幽默，志摩卻是風趣爽快，全然追求’美與愛與自由‘的性格。”胡適的《追悼志摩》一文引用葉公超評價徐志摩的另一些話，說徐志摩真正領略到了人生的趣味，短暫的一生都“在這永不能達到理想的追求中”，“是愛一切生活的人”，“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他那本性的純真似乎總不容他去追究人家的罪惡。”這確是知人之論，如果不是徐志摩的熱心奔走，整天呼朋喚友，還不知道“新月社”會不會聚起那麼多歐美留學回來的年輕知識分子，聞一多、余上沅、葉公超等都是一回國就參加了“新月社”。新月書店的誕生，也是他奔走最力。葉公超說過：“組織新月社，編輯《晨報副刊》，籌辦新月書店都是他最熱心最起勁的事。為團體的事，志摩，他是不辭勞苦的。大家都不願幹的事，總是推到他頭上去，而他也獨有勇氣去接受，去敲上鑼鼓再說。”所以梁實秋有一句話：“胡（適）先生當然是新月的領袖，事實上志摩是新月的靈魂。”
徐志摩的性格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魯迅他們辦《語絲》，他不識好歹就去投稿，當然登不出來，還被魯迅在文章里嘲諷了一番。1925年，《晨報》主筆陳博生邀他接編《晨報副刊》，特意設宴，邀請一些知識分子發表改良副刊的辦法，張奚若開口便說：“這並不是個改良的問題，這只是個停辦的問題。”隨後，還寫了一篇短文《副刊殃》給《晨報副刊》，其中說鑑於當今思想界的墮落，現在的問題不是如何拯救副刊，而是應該一把火把它們燒掉。徐志摩一樣照登不誤，而且配了一段長長的編者按，說張奚若“是個’硬‘人”，“他是一塊岩石，還是一塊長滿著蒼苔的”，其身體、品行、意志、說話都是硬的，“直挺挺的幾段，直挺挺的幾句，有時這直挺挺中也有一種異樣的嫵媚，像張飛與牛皋那味道。”
這是徐志摩的本色，他身上有一種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的氣質，可以說他是英美教育結出的果子。他於1897年生在浙江海寧，從1918年起，徐志摩就在美國克拉克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之後他又先後進入英國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劍橋大學皇家學院，劍橋就是他詩中美麗絕倫的“康橋”。劍橋歲月對詩人徐志摩一生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會過分，在留下《再別康橋》一詩後，他於1922年8月起程回國。
徐志摩與陸小曼的婚外情，從離婚到結婚乃至婚後，都曾鬧得沸沸揚揚，頗遭輿論厚非，也為一些親友所不理解。徐志摩和陸小曼結婚本來想請胡適做證婚人，胡太太氣得不得了，當著葉公超的面就罵胡適。再加上胡適7月份就要出國，所以他出面再三請求徐志摩的老師梁啓超做證婚人。為了徐志摩與陸小曼的事，胡太太一天到晚罵胡適。有一次葉公超在胡適家裡，她又當面罵胡適，罵《新月》的這些人，用很粗的話罵，罵得他們都不說話。她說：“你們都會寫文章，我不會寫文章，有一天我要把你們這些人的真實面目寫出來，你們都是兩個面目的人。”胡適好幾次和葉公超談起陸小曼的事，“覺得徐志摩不應該這樣放任自己的去追求陸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