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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住煙霞洞時，胡適曾送了一首《煙霞洞》的詩給善於烹飪的金復三居士，金燒的素菜在西湖一帶有名，竺可楨說煙霞洞“以素餚清潔聞名湖上”。十多年後，竺可楨等16人來為胡明復掃墓時，親眼看到堂中掛著胡適當年養病煙霞洞時這首白話詩的手書。胡適的這幅手跡，在抗戰期間好不容易保存下來了。1947年，已是80高齡的金復三思念胡適，希望能親手燒幾樣素菜給胡適吃，托阮毅成轉告，胡適很是感動，給金寫了一封長信，說要到杭州看他。可惜，等到1948年10月胡適再到杭州時，他已離世。
今天我們到煙霞洞，胡適住過的老屋仍在，卻再也看不到胡適的白話詩手跡了，只有廊柱上的對聯：“四大空中獨留雲住，一峰缺處還看潮來。”
講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適在離開大陸之前應竺可楨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邊的新新旅館。他倆同為庚子賠款餘額的留美學生，分別做了南北兩個大學的校長。胡適此來杭州，故地重遊，也許他沒想到這是最後的一次。19日是個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後到浙大訪竺可楨，見到竺夫人陳汲等人。竺可楨約他20日中午在家裡吃飯，因為其夫人多次說要在家裡招待胡適。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適雇小船在西湖上盪了一會兒，再到孤山紀念林啟的“林社”，去看輔佐林啟辦學的高嘯桐遺像。在竺可楨家吃中飯時作陪的還有蘇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點鐘，他在浙大體育館講“自由主義”。這是他自己在日記中記的。雖有浙大學生唐為根後來回憶，胡適在浙大大禮堂講話，由於講話“不得人心”，“台下學生不斷地出現哄聲四起”。但第二天的《國立浙江大學日刊》報導：“胡先生談笑風生，記取古今中外詩文史事，如數家珍，雜以詼謔，亦諧亦莊，聽之如飲醇醪。凡歷一時有半，掌鳴有如春雷聲中而畢。”（轉引自段懷清《胡適1948年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及其他》，《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頁）如果說校刊說的是客氣話，不可完全採信，那麼竺可楨當天的私人日記則是可信的，那天聽講的浙大師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著聽講的，“但終一小時二十分，鮮有退者，亦可知適之演講之魔力也。適之小餘一歲，近來人甚肥碩，但演講時已汗流浹背矣，因下午相當熱也。”他從二點一直講到三點廿分，演講結束，回到校長辦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陳汲親自送往車站，乘四點的快車回上海。胡適對此次演講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離世前不久，吃晚飯時他還和秘書胡頌平說起竺可楨的第二個太太是陳源的妹妹，“這位陳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
這次講演沒有發現完整的記錄稿，竺可楨日記只記下大致的內容，胡適說自由主義為中國固有產物，明代浙江餘姚出生的三位大師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義，東漢王充也是自由主義。但他明確指出中國的自由主義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終不能達到，人民也沒能得到解放。
好在10月21日的《國立浙江大學日刊》留下了較為詳細的報導，確切的講題是《自由主義與中國》，胡適說：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決問題，非講主義，今此雖道主義，仍在問題索解。自由為義，在於由自，我國蓋有悠久之傳統。在希臘為自由為字，亦同中國，兼有名詞動詞兩用。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須仰人。浙大三館，紀念陽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陽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訪之錄，與舜水去國，老死日本，皆爭自由之表現。東漢，上虞王充（仲任）當神權之世，撰《論衡》八十餘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虛妄”，亦皆在求自由。綜之，中國史中，自老莊孔墨，中經阮籍、嵇康、范縝、韓愈，以逮宋明諸儒，為爭自由而仗義執言，雖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偉大。所惜者已往賢哲，過於漠視政治自由，遂致雖倡君主無為之治，而無術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者，去今不過百年，為政治自由，樹之範疇，於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議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憲法，一曰不記名投票。此雖淺近之論，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而明之，自由之義，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訪即夙昔嘗著自由歷史之教師者，行年八八十，謂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當今之世，實自由與不自由之爭，容忍與不容忍之爭。浙大於陽明、黎洲、舜水爭自由傳統之精神下，對此當前重大問題，應三思之……（轉引同上，75頁）
10月22日的《申報》也有《胡適在浙大演講自由主義與中國》的報導：
胡氏首先解釋自由主義為當今世界一種最偉大的運動，繼則詳述中國古代儒者之自由主義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黃梨洲等先賢，其遺著中無不富有自由主義思想，故今之所謂“自由主義”者，實為中國之“土產而非舶來品”，惟雖有“自主義思想”或“自由主義哲學”，而無政治環境上之自由，則社會仍無自由可言，中國即缺乏此種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則必須有一種容忍的精神與之相配合。然後自由主義始能有最完美的發揮。故今天中國要求自由主義之勝利，主要在爭取政治上之自由，與培養一般社會之容忍精神。（轉引同上，75-76頁）
今天我們到煙霞洞，胡適住過的老屋仍在，卻再也看不到胡適的白話詩手跡了，只有廊柱上的對聯：“四大空中獨留雲住，一峰缺處還看潮來。”
講演浙大
1948年10月18日，胡適在離開大陸之前應竺可楨之邀到了杭州，下榻在里西湖邊的新新旅館。他倆同為庚子賠款餘額的留美學生，分別做了南北兩個大學的校長。胡適此來杭州，故地重遊，也許他沒想到這是最後的一次。19日是個雨天，他在雨中游西湖，然後到浙大訪竺可楨，見到竺夫人陳汲等人。竺可楨約他20日中午在家裡吃飯，因為其夫人多次說要在家裡招待胡適。
10月20日上午，杭州天晴，胡適雇小船在西湖上盪了一會兒，再到孤山紀念林啟的“林社”，去看輔佐林啟辦學的高嘯桐遺像。在竺可楨家吃中飯時作陪的還有蘇步青、阮毅成等人。下午二點鐘，他在浙大體育館講“自由主義”。這是他自己在日記中記的。雖有浙大學生唐為根後來回憶，胡適在浙大大禮堂講話，由於講話“不得人心”，“台下學生不斷地出現哄聲四起”。但第二天的《國立浙江大學日刊》報導：“胡先生談笑風生，記取古今中外詩文史事，如數家珍，雜以詼謔，亦諧亦莊，聽之如飲醇醪。凡歷一時有半，掌鳴有如春雷聲中而畢。”（轉引自段懷清《胡適1948年在浙江大學的演講及其他》，《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8月上半月期，75頁）如果說校刊說的是客氣話，不可完全採信，那麼竺可楨當天的私人日記則是可信的，那天聽講的浙大師生八九百人，大部分都是站著聽講的，“但終一小時二十分，鮮有退者，亦可知適之演講之魔力也。適之小餘一歲，近來人甚肥碩，但演講時已汗流浹背矣，因下午相當熱也。”他從二點一直講到三點廿分，演講結束，回到校長辦公室稍坐，即由竺夫人陳汲親自送往車站，乘四點的快車回上海。胡適對此次演講印象深刻，直到1961年12月30日，離世前不久，吃晚飯時他還和秘書胡頌平說起竺可楨的第二個太太是陳源的妹妹，“這位陳小姐，面孔圓圓的，長得很甜。我的太太對我說，如果她死了，她勸我娶這位陳小姐，可以看出我太太對她的喜歡。勝利之後，我到浙江大學去演講，可楨是浙大的校長，他和他的太太住在禮堂樓上。”
這次講演沒有發現完整的記錄稿，竺可楨日記只記下大致的內容，胡適說自由主義為中國固有產物，明代浙江餘姚出生的三位大師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都提倡自由主義，東漢王充也是自由主義。但他明確指出中國的自由主義缺乏政治的自由，而且缺少容忍的精神，所以自由終不能達到，人民也沒能得到解放。
好在10月21日的《國立浙江大學日刊》留下了較為詳細的報導，確切的講題是《自由主義與中國》，胡適說：
……本人向所提倡，皆在解決問題，非講主義，今此雖道主義，仍在問題索解。自由為義，在於由自，我國蓋有悠久之傳統。在希臘為自由為字，亦同中國，兼有名詞動詞兩用。溯人類自有歷史以來，自衣食住行以至思想信仰，皆求自由作主，不須仰人。浙大三館，紀念陽明、黎洲、舜水三先生。陽明之反朱子，黎洲明夷待訪之錄，與舜水去國，老死日本，皆爭自由之表現。東漢，上虞王充（仲任）當神權之世，撰《論衡》八十餘篇，一言以蔽之曰：“疾虛妄”，亦皆在求自由。綜之，中國史中，自老莊孔墨，中經阮籍、嵇康、范縝、韓愈，以逮宋明諸儒，為爭自由而仗義執言，雖一人而往矣，精神皆至偉大。所惜者已往賢哲，過於漠視政治自由，遂致雖倡君主無為之治，而無術以致之。西洋史中，有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者，去今不過百年，為政治自由，樹之範疇，於今世界受其利，一曰代議制度，一曰成文而可修憲法，一曰不記名投票。此雖淺近之論，而古今中外之人，忽之久矣。得盎格羅撒克遜民族而明之，自由之義，得以大彰。抑即在美，訪即夙昔嘗著自由歷史之教師者，行年八八十，謂除自由之外，近更得一字，其重要相若，斯曰容忍（tolerance）。而當今之世，實自由與不自由之爭，容忍與不容忍之爭。浙大於陽明、黎洲、舜水爭自由傳統之精神下，對此當前重大問題，應三思之……（轉引同上，75頁）
10月22日的《申報》也有《胡適在浙大演講自由主義與中國》的報導：
胡氏首先解釋自由主義為當今世界一種最偉大的運動，繼則詳述中國古代儒者之自由主義思想，自孔孟以下如王充、王安石、朱舜水、黃梨洲等先賢，其遺著中無不富有自由主義思想，故今之所謂“自由主義”者，實為中國之“土產而非舶來品”，惟雖有“自主義思想”或“自由主義哲學”，而無政治環境上之自由，則社會仍無自由可言，中國即缺乏此種政治上之自由也。然而欲求得政治上之自由，則必須有一種容忍的精神與之相配合。然後自由主義始能有最完美的發揮。故今天中國要求自由主義之勝利，主要在爭取政治上之自由，與培養一般社會之容忍精神。（轉引同上，75-7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