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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裡，這原是百種里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卻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上的飛鳥來宿在它的枝上。
我們已經無法想像，沒有胡適其人，歷史將留下怎樣的一段空白，將會有怎樣的一種遺憾。胡適生前溫文爾雅，即使是批評北洋軍閥、國民黨當局的尖銳言論，也不是怒目金剛式的，他是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生平教書、演講、做學術、寫時評、鑽故紙堆，但他留下的影響在20世紀卻只有少數幾人可以與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舉國上下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郭沫若、周揚、艾思奇、胡繩、王若水等紛紛操筆上陣，批胡文章漫天飛舞。有記者在美國訪問胡適本人：“你對這個批判運動怎麼看？為什麼中國大陸把你定為反動思想？你這個敵對思想是什麼思想？”胡適想了一下回答說：“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發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懷疑，我一生就反對獨斷，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些話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導的新思潮，他曾經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釋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寫《一師毒案感言》中說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麼東西？在我個人看來，新思潮並不是幾種生吞活剝的主義；新思潮所以能自別於舊思想，只靠一點：只靠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叫他做“評判的態度”。無論對於何種制度，何種信仰，何種疑難，一概不肯盲從，一概不肯武斷，一概須要用冷靜的眼光，搜求證據，搜求立論的根據，搜求解決的方法：這便是評判的態度。
胡適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來給葉公超看，說自己想寫一篇總答覆，葉公超勸他不必，“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個私人場合，錢昌照當面問胡適對共產黨的看法，他這樣回答：“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至於共產黨那裡去，我不會。”他又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願意留在蔣的一邊。”1949年，錢到北京，曾把這些話告訴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周恩來說：“胡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對他並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會轉變的。”
這些對話記在《錢昌照回憶錄》當中。
大陸發起批評胡適的運動，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響，其實毛澤東也很清楚胡適不是一無是處。唐弢在《春天的懷念》中回憶，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這樣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轉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頁）
用不著等到21世紀，胡適的形象就開始恢復，“胡學”也漸成顯學，李慎之生前甚至說了這樣一句話：“21世紀將是胡適的世紀。”
胡適常常感嘆自己書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說：“我常望胡適能夠像他30年前一樣，成功卓越地領導一場在自由與民主基礎上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胡也表示，戰後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才華回歸到與他相宜的學術領域，對此他後悔莫及。”時間已經不等胡適了，他再也沒有機會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種子沒有在大地上滅絕，春風吹過，又會復活。
多少年後，人們驀然回首，胡適還微笑著，站在歷史中。
養病煙霞洞
胡適第一次來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國公學的全體同學到西湖旅行，寫過一首《西湖錢王祠》：“步出涌金門，買舟錢祠去。瀲灩西湖水，慘澹前朝樹。江潮尚依然，盛業歸何處？”發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競業旬報》上。多年以後，他在《四十自述》中還為自己當時全不懂“詩韻”，只依故鄉安徽的方言順口而寫不無慚愧。
1922年底，胡適身體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氣候也很壞，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內，都勸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銀行家徐新六還幫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個吳姓的莊園。1923年4月21日，他終於下決心離開北京，暫時告別北大的講台和他自辦的《努力周報》。4月29日夜，他從上海抵達杭州，住在開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館，一直住到5月3日，期間任鴻雋夫婦、朱經農來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館，楊杏佛、唐擘黃等來，住在環湖，他在西湖遊玩時，還加上他表妹曹珮聲、詩人汪靜之等。有兩天，他的腳腫得很厲害，楊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紀痛》詩。他自己在5月3日寫的一首白話詩《西湖》（發表他自己辦的《努力周報》）中有這樣幾句：
十七年夢想的西湖，
不能醫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沒有氣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蕩來蕩去，
靜瞧那湖山諸峰從容地移前退後。
也就是這一天，他的腳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動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來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館，商務印書館的元老高夢旦也在，還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啟的兒女。那天是個陣雨天氣，午飯後，雨停了，他們一行坐船出遊，到過三潭印月等處，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館，和高夢旦聊天。等雨停了，他們一起到“樓外樓”吃晚飯。15日，他與蔡元培、高夢旦一行遊了龍井、九溪等處，在煙霞洞吃午飯，那裡的風景竟打動了他的心，他說：“我愛其地風景很好，房屋也清潔，有久住之意。”蔡、高兩位前輩於是力勸他在煙霞洞避暑，此時北京軍警罷崗，時局亂鬨鬨的，他也不願回去。5天後，蔡元培去了故鄉紹興，他再次到煙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夢旦已與管洞的居士金復三商定價錢。22日，他先讓侄兒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楊樹下他們擬定了蔡先生與軍閥政府不合作主義的幾個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煙霞洞來，從此一住三個多月，煙霞洞成為他一生中難得清閒的一段休息時間，可惜他的《山中日記》是從9月9日開始的，6月9日起有三個月的空缺，沒有留下記錄，好在還有《山中雜記》《我的年譜（1923）》可以稍微補充。
我們已經無法想像，沒有胡適其人，歷史將留下怎樣的一段空白，將會有怎樣的一種遺憾。胡適生前溫文爾雅，即使是批評北洋軍閥、國民黨當局的尖銳言論，也不是怒目金剛式的，他是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生平教書、演講、做學術、寫時評、鑽故紙堆，但他留下的影響在20世紀卻只有少數幾人可以與他比肩。
1953年1月17日，舉國上下批判胡適的“反動”思想，郭沫若、周揚、艾思奇、胡繩、王若水等紛紛操筆上陣，批胡文章漫天飛舞。有記者在美國訪問胡適本人：“你對這個批判運動怎麼看？為什麼中國大陸把你定為反動思想？你這個敵對思想是什麼思想？”胡適想了一下回答說：“我第一提倡自由，提倡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發表自由；第二我提倡懷疑，我一生就反對獨斷，就是反對教條主義。”這些話就是他所理解和倡導的新思潮，他曾經是“五四”新思潮最重要的代言人、解釋者。1923年6月22日，他在西湖邊的新新旅館寫《一師毒案感言》中說得明白：
“新思潮”是什麼東西？在我個人看來，新思潮並不是幾種生吞活剝的主義；新思潮所以能自別於舊思想，只靠一點：只靠一種新的態度。這種態度，我們叫他做“評判的態度”。無論對於何種制度，何種信仰，何種疑難，一概不肯盲從，一概不肯武斷，一概須要用冷靜的眼光，搜求證據，搜求立論的根據，搜求解決的方法：這便是評判的態度。
胡適一度收集了大量批判他的文章，曾拿出來給葉公超看，說自己想寫一篇總答覆，葉公超勸他不必，“一個處女怎好和一群強盜打交道，況且文字在政治鬥爭中並不是最有力的武器。”
1948年，在南京的一個私人場合，錢昌照當面問胡適對共產黨的看法，他這樣回答：“毛潤之，我和他熟悉。我可以寫信給他，不要打仗。至於共產黨那裡去，我不會。”他又說：“兩害相權取其輕，我願意留在蔣的一邊。”1949年，錢到北京，曾把這些話告訴毛澤東、周恩來二人。周恩來說：“胡就是這樣的人。我們對他並不完全否定，但他是不會轉變的。”
這些對話記在《錢昌照回憶錄》當中。
大陸發起批評胡適的運動，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清除他在本土的影響，其實毛澤東也很清楚胡適不是一無是處。唐弢在《春天的懷念》中回憶，1956年2月的一天，毛澤東在懷仁堂宴請出席全國政協會議的知識分子代表時這樣說：“胡適這個人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批判嘛，總沒有什麼好話，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轉引自邢小群《才子郭沫若》，同心出版社，2005年版，166頁）
用不著等到21世紀，胡適的形象就開始恢復，“胡學”也漸成顯學，李慎之生前甚至說了這樣一句話：“21世紀將是胡適的世紀。”
胡適常常感嘆自己書生的“天真”。1948年12月21日，司徒雷登給美國國務卿的報告中說：“我常望胡適能夠像他30年前一樣，成功卓越地領導一場在自由與民主基礎上的‘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胡也表示，戰後他並沒有將自己的才華回歸到與他相宜的學術領域，對此他後悔莫及。”時間已經不等胡適了，他再也沒有機會了，但他播下的那些小小的種子沒有在大地上滅絕，春風吹過，又會復活。
多少年後，人們驀然回首，胡適還微笑著，站在歷史中。
養病煙霞洞
胡適第一次來杭州是在1907年3月，他和中國公學的全體同學到西湖旅行，寫過一首《西湖錢王祠》：“步出涌金門，買舟錢祠去。瀲灩西湖水，慘澹前朝樹。江潮尚依然，盛業歸何處？”發表在1908年6月9日的《競業旬報》上。多年以後，他在《四十自述》中還為自己當時全不懂“詩韻”，只依故鄉安徽的方言順口而寫不無慚愧。
1922年底，胡適身體不太好，北京的政治氣候也很壞，包括丁文江等朋友在內，都勸他到南方休息一些日子，銀行家徐新六還幫他借了西湖金沙港一個吳姓的莊園。1923年4月21日，他終於下決心離開北京，暫時告別北大的講台和他自辦的《努力周報》。4月29日夜，他從上海抵達杭州，住在開窗即是西湖的新新旅館，一直住到5月3日，期間任鴻雋夫婦、朱經農來杭州，也都是住在新新旅館，楊杏佛、唐擘黃等來，住在環湖，他在西湖遊玩時，還加上他表妹曹珮聲、詩人汪靜之等。有兩天，他的腳腫得很厲害，楊杏佛曾送他一首《西湖紀痛》詩。他自己在5月3日寫的一首白話詩《西湖》（發表他自己辦的《努力周報》）中有這樣幾句：
十七年夢想的西湖，
不能醫我的病，
反使我病得更利害了！
……
我沒有氣力去爬山，
只能天天在小船上蕩來蕩去，
靜瞧那湖山諸峰從容地移前退後。
也就是這一天，他的腳痛稍好，感到走路不很吃力，動身去了上海。6月8日，他再次來到杭州，下榻在新新旅館，商務印書館的元老高夢旦也在，還有晚清杭州知府林啟的兒女。那天是個陣雨天氣，午飯後，雨停了，他們一行坐船出遊，到過三潭印月等處，天又下起了雨，只好回到旅館，和高夢旦聊天。等雨停了，他們一起到“樓外樓”吃晚飯。15日，他與蔡元培、高夢旦一行遊了龍井、九溪等處，在煙霞洞吃午飯，那裡的風景竟打動了他的心，他說：“我愛其地風景很好，房屋也清潔，有久住之意。”蔡、高兩位前輩於是力勸他在煙霞洞避暑，此時北京軍警罷崗，時局亂鬨鬨的，他也不願回去。5天後，蔡元培去了故鄉紹興，他再次到煙霞洞，定下移居的日期，高夢旦已與管洞的居士金復三商定價錢。22日，他先讓侄兒把行李搬上山，23日蔡元培回杭州，在平湖秋月的大楊樹下他們擬定了蔡先生與軍閥政府不合作主義的幾個宣言。24日，蔡前往上海，他搬上煙霞洞來，從此一住三個多月，煙霞洞成為他一生中難得清閒的一段休息時間，可惜他的《山中日記》是從9月9日開始的，6月9日起有三個月的空缺，沒有留下記錄，好在還有《山中雜記》《我的年譜（1923）》可以稍微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