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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他偶爾接觸到剛剛傳到中國的世界語，認為世界大同，應該以語言統一為先導，所以對提倡世界語非常熱心，發起“廣州世界語學會”，曾被推選為“環球世界語會廣州分會”會長。每天他從西關步行到東堤會所，到夜深二三時才回家，即使颳風下雨也是如此。短期內，廣東參加世界語會的有三四百人，世界語學會成立大會有上千人參加。這與他的努力號召是分不開的。
《晦鳴錄》到《民聲》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擾攘不安的袁氏當國之時，“晦鳴學舍”創辦的《晦鳴錄》周刊問世，20開本，16頁，標舉反抗強權、實行社會革命、謀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兩期，他們就被袁氏在廣東的死黨龍濟光查禁，“晦鳴學舍”也被封閉，袁世凱政府通電全國各省緝捕師復。他舉家遷到澳門，將《晦鳴錄》改為《民聲》繼續出版，也只出了兩期，袁世凱下令外交部照會葡萄牙公使、廣東當局照會駐澳門的葡領事，禁止《民聲》出版。廣東當局甚至派人要將他從澳門劫持，幸得他聞訊有了戒備。他在勉同志文中說：“殺戮囚辱，固無政府主義黨之樂鄉。”
1914年元宵節後，他們幾經周折，轉往上海（後安頓在法租界），以“世界語傳習所”為掩護，恢復出版《民聲》。《民聲》成為傳播無政府主義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魯泡特金、格拉佛、大衫榮等在內的世界各國無政府主義先驅都給予鼓勵。吳稚暉曾勸師復去法國留學，但他認為，中國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論，又有決心傳播，還能籌款維持刊物，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終於沒有出國。（他故後，刊物勉強堅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區聲白等又在廣州復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鳴錄》的編輯序言中指出，辦刊就是要傳達“平民之聲”，不限於一家之學說，不囿於一黨之見解，獨立不倚，表達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說出人人心中想說的話，以真理為目標。他理解的無政府主義首先就是反抗強權，反對軍國主義等許多形形色色束縛人類自由、妨礙人類幸福的教條，出路是萬國大同、語言統一，人道主義、人類自治是核心。為此，他寫了大量文章，闡明無政府主義的正確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進行解釋，有時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聲》六號發表《孫逸仙江亢虎之社會主義》一文，從學理角度認為孫、江所言只是社會政策，而非社會主義。之後，他還發表過《江亢虎之無政府主義》等文，對“中國社會黨”創立者江亢虎的觀點多有駁斥。
師復離世12年後，1927年5月30日，鄭佩剛等在上海出版《師復文存》，梅定成執筆的序言中說：“師複本無政府主義黨健全分子，為同志中前輩後生所共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氣，有熱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謂‘一點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範實行家。”他雖不以文字知名，但讀他的文字，無不深入淺出，語重心長，“說高尚之主義，如數家珍，能令閱者忘疲，聽者興奮。”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鐵管，洞察幽微，有縛馬伏虎的筆力，對某些主義、信仰之禍害尤有先見之明，贊同他的人稱其文字為“降妖伏魔之法寶”，“足令舉世妖孽，望影驚避”。
1914年6月，師復致函無政府主義萬國大會，報告中國無政府主義傳播的歷史和現狀，並向大會提議：1.組織萬國機關；2.注意東亞的傳播；3.與工團黨聯絡一致進行；4.萬國總罷工；5.採用世界語。此前，他就在《民聲》特設了一個世界語部作為通訊機關，與世界各團體、同志相互聯繫，交換雜誌，討論問題。
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與社會主義思潮糾結在一起，所以又稱為“無政府社會主義”或“無政府共產主義”。這年7月，師復在上海發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發表《無政府共產黨目的與手段》等文，主張經濟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產要件歸社會公有，廢絕財產私有權，廢除錢幣，廢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結合，廢除一切宗教，人人勞動，不要政府、軍隊、警察、監獄，不要一切法律規條，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組織各種公會，“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義，組織自由共產之社會。”等等。這些主張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張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視人道，反對強權，廢止家族，反對迷信等，即使今天看來也都還有價值。與此同時，師復在廣州的弟弟劉石心與黃凌霜、區聲白等一起成立了“廣州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類似的社團，他們相互聯繫，討論學理。
師復的《無政府淺說》講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無私產，無家族，……人人為社會盡力工作，所獲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與人共享受之，所作所為，無一非為己，亦無一非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表述幾乎一致，可以說，這股無政府主義思潮為後來社會主義的傳播埋下了伏筆。
《民聲》的編輯幾乎由師復一個人負責，從寫稿、校對、處理來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結果把身體拖垮了，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病，無錢醫治，友人多勸他把唯一值錢的印刷機器賣了，他堅決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錢送他進了醫院，醫生說他身體衰弱，須補充營養，要多吃肉類、蛋類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約，寧死不破戒。病重之時，他還寫了《上海之罷工風潮》的評論，對社會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鐵道醫院病亡，臨終之前留下一封給友人的信：“文明科學本為富人之專利品，托爾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絕之也。現在《民聲》垂危，幾將易簀，余之憂《民聲》，比憂病為更甚。倘《民聲》嗚呼，余又真成為不治之癆病，則師復將與無政府主義同葬支那之黃土而已！”
《晦鳴錄》到《民聲》
1913年8月20日，正值干戈不息、擾攘不安的袁氏當國之時，“晦鳴學舍”創辦的《晦鳴錄》周刊問世，20開本，16頁，標舉反抗強權、實行社會革命、謀取平民自由幸福的宗旨。只出版了兩期，他們就被袁氏在廣東的死黨龍濟光查禁，“晦鳴學舍”也被封閉，袁世凱政府通電全國各省緝捕師復。他舉家遷到澳門，將《晦鳴錄》改為《民聲》繼續出版，也只出了兩期，袁世凱下令外交部照會葡萄牙公使、廣東當局照會駐澳門的葡領事，禁止《民聲》出版。廣東當局甚至派人要將他從澳門劫持，幸得他聞訊有了戒備。他在勉同志文中說：“殺戮囚辱，固無政府主義黨之樂鄉。”
1914年元宵節後，他們幾經周折，轉往上海（後安頓在法租界），以“世界語傳習所”為掩護，恢復出版《民聲》。《民聲》成為傳播無政府主義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包括克魯泡特金、格拉佛、大衫榮等在內的世界各國無政府主義先驅都給予鼓勵。吳稚暉曾勸師復去法國留學，但他認為，中國只有他最熟悉安那其理論，又有決心傳播，還能籌款維持刊物，沒有其他人可以代替他，終於沒有出國。（他故後，刊物勉強堅持到1916年，出到第29期就停刊了。1921年區聲白等又在廣州復刊，出至第34期停刊。）
他在《晦鳴錄》的編輯序言中指出，辦刊就是要傳達“平民之聲”，不限於一家之學說，不囿於一黨之見解，獨立不倚，表達自己良心上的是非，說出人人心中想說的話，以真理為目標。他理解的無政府主義首先就是反抗強權，反對軍國主義等許多形形色色束縛人類自由、妨礙人類幸福的教條，出路是萬國大同、語言統一，人道主義、人類自治是核心。為此，他寫了大量文章，闡明無政府主義的正確和可行性，苦口婆心地進行解釋，有時同一期刊物上就有他的多篇文章。1914年4月18日，他在《民聲》六號發表《孫逸仙江亢虎之社會主義》一文，從學理角度認為孫、江所言只是社會政策，而非社會主義。之後，他還發表過《江亢虎之無政府主義》等文，對“中國社會黨”創立者江亢虎的觀點多有駁斥。
師復離世12年後，1927年5月30日，鄭佩剛等在上海出版《師復文存》，梅定成執筆的序言中說：“師複本無政府主義黨健全分子，為同志中前輩後生所共傾服，以其有毅力，有勇氣，有熱情，有道德，有品格，所謂‘一點不留余渣十分成全自身’者，是固一模範實行家。”他雖不以文字知名，但讀他的文字，無不深入淺出，語重心長，“說高尚之主義，如數家珍，能令閱者忘疲，聽者興奮。”他的文章能破、能立，三寸鐵管，洞察幽微，有縛馬伏虎的筆力，對某些主義、信仰之禍害尤有先見之明，贊同他的人稱其文字為“降妖伏魔之法寶”，“足令舉世妖孽，望影驚避”。
1914年6月，師復致函無政府主義萬國大會，報告中國無政府主義傳播的歷史和現狀，並向大會提議：1.組織萬國機關；2.注意東亞的傳播；3.與工團黨聯絡一致進行；4.萬國總罷工；5.採用世界語。此前，他就在《民聲》特設了一個世界語部作為通訊機關，與世界各團體、同志相互聯繫，交換雜誌，討論問題。
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潮與社會主義思潮糾結在一起，所以又稱為“無政府社會主義”或“無政府共產主義”。這年7月，師復在上海發起“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起草成立宣言，發表《無政府共產黨目的與手段》等文，主張經濟上、政治上的“完全自由”，一切生產要件歸社會公有，廢絕財產私有權，廢除錢幣，廢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結合，廢除一切宗教，人人勞動，不要政府、軍隊、警察、監獄，不要一切法律規條，人人受平等的教育，自由組織各種公會，“本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之義，組織自由共產之社會。”等等。這些主張帶有濃厚的烏托邦色彩，但他的主張中比如世界大同，重視人道，反對強權，廢止家族，反對迷信等，即使今天看來也都還有價值。與此同時，師復在廣州的弟弟劉石心與黃凌霜、區聲白等一起成立了“廣州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南京、常熟等地也有人成立類似的社團，他們相互聯繫，討論學理。
師復的《無政府淺說》講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無私產，無家族，……人人為社會盡力工作，所獲得之幸福（即以工作而得之衣食住交通等等），已與人共享受之，所作所為，無一非為己，亦無一非為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和共產主義理想的表述幾乎一致，可以說，這股無政府主義思潮為後來社會主義的傳播埋下了伏筆。
《民聲》的編輯幾乎由師復一個人負責，從寫稿、校對、處理來信到排字、印刷等，工作繁忙，結果把身體拖垮了，他患上了嚴重的肺病，無錢醫治，友人多勸他把唯一值錢的印刷機器賣了，他堅決不干。好不容易有朋友借錢送他進了醫院，醫生說他身體衰弱，須補充營養，要多吃肉類、蛋類和牛奶等，但他要恪守“心社”社約，寧死不破戒。病重之時，他還寫了《上海之罷工風潮》的評論，對社會民生耿耿不忘。1915年3月27日，他在鐵道醫院病亡，臨終之前留下一封給友人的信：“文明科學本為富人之專利品，托爾斯泰所由深恨而痛絕之也。現在《民聲》垂危，幾將易簀，余之憂《民聲》，比憂病為更甚。倘《民聲》嗚呼，余又真成為不治之癆病，則師復將與無政府主義同葬支那之黃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