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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風險遭遇對外傳播京劇藝術
1919年，日本東京帝國劇場邀我到日本去作一次旅行演出。我很早就有這樣一個願望，想把中國古典戲劇介紹到國外去，聽一聽國外觀眾對它的看法，所以我很愉快地答應了這個邀請，經過一個籌備的時期，我就帶著劇團到日本，這是我第一次到國外演出。我們的戲劇在東京和日本人民見了面，受到日本人民熱烈的歡迎。每天晚上，我們的節目和日本節目一起在帝國劇場上演。那一次我所演的劇目除了新編的《天女散花》之外，最受歡迎的，同時也是演出次數最多的，要算是《御碑亭》。這齣戲引起一般婦女觀眾的共鳴，原因是日本婦女和從前中國的婦女一樣，都是長期的受盡了封建制度的折磨。據說日本歌舞伎《世語物狂言》所反映的就多半是婦女被冤屈以及戀愛不自由等等的故事。以《御碑亭》的故事來講，因為一點誤會，就被王有道使用至高的夫權，幾乎給一個善良的婦女造成悲慘的前途，這一點使一般日本婦女寄予無限的同情。 我們在東京演過之後，又到神戶、大阪去演，繼續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那一次旅行演出，我覺得除了使中國京劇能夠為日本人民理解和欣賞是我的光榮和愉快之外，給我最大的收穫是我看到了日本人民最喜愛的一種戲劇，日本的主要國寶之一——日本歌舞伎。我第一次看的時候，使我很驚奇的是：不但不覺得陌生，而且很親切，很熟悉。我的看法是歌舞伎和中國的古典戲劇共同點很多，尤其是京劇。例如歌舞伎劇中人的一切舉止動作都不是從生活當中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從現實生活中吸取典型的精美的原料，經過藝術手法加工，適當地加以誇張提煉而成的。他們的唱和舞，是一種與韻律高度結合的藝術，對於身上的肌肉能夠極精確的控制。尤其是他們表演戰鬥的故事，簡直和京劇的武戲差不多，當戰鬥告一段落時，即配之以音樂節奏，作一個英勇的靜止姿態，節奏非常鮮明，和我們看京劇名演員武戲的“亮相”同樣有令人凜然震竦的感覺。 1924年我第二次到日本表演，比上一次更廣泛地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日本戲劇中本來就有中國故事作題材的劇目（如《水滸》的故事等），經過中國戲劇兩次在日本演出，引起日本人民的注意，劇場根據觀眾的需要，就上演了更多的以中國故事作題材的日本劇目。 我從日本回國以後，日本的名演員十三代目守田勘彌和村田嘉久子以及其他很多位名演員1926年來到中國表演，在北京開明戲院（即現在的民主劇場）和中國人民見了面，受到中國人民熱烈的歡迎。每天晚上，在日本演員節目中我本人加演一齣戲，和在日本上演時候的情形一樣，中國古典戲劇和日本古典戲劇在一個舞台上一同演出，演完戲一同聚餐，每個演員都非常愉快。1929年末我帶著劇團到美國去旅行演出，路過日本，日本戲劇界特邀我們到東京去聯歡，火車開進了東京站，我看見從前到北京演出的日本演員都穿著那一次他們在北京演出時我贈給他們的中式服裝來接我，並且開了一個歡迎會。等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路過日本東京，他們又為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會場從大門起，兩旁所掛的幔帳上面都畫著梅花蘭花，名演員村田嘉久子女士在台上拿著扇子舞蹈著唱了一首歡迎的詩；她唱完下台，把這柄畫著梅花的扇子就贈給我了，扇子上寫的就是這首詩。當時我非常激動，我覺得這種出於摯誠的歡迎，才是真正的友誼。這都是二十年以前的舊事了。 那兩次訪日，日本文藝界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是有力量的。著名的漢學家內藤湖南、狩野君山、青木正兒幾位老先生都寫了文章介紹中國古典戲劇藝術。內藤博士不但精通漢學，還寫得一手好字，當時都認為有晉唐名家的氣息。青木教授關於南北曲的一些著作，也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回想第一次我們到日本演出時，經費完全由我個人籌集的，當時劇團的規模比較小，開支比較緊，如果演出不能賣座，是要賠本的，因此多少帶有一些嘗試性質。總而言之，第一次訪日的目的，主要並不是從經濟觀點著眼的，這僅僅是我企圖傳播中國古典藝術的第一炮，由於劇團同志們的共同努力，居然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因此我才有信心進一步再往歐美各國旅行演出。 事隔卅多年，我又參加中國京劇代表團訪日演出。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應日本朝日新聞社的邀請，在1956年5月由北京出發前往日本，從5月30日起到7月12日止，代表團在東京、福岡、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城市，前後共演出32場，觀眾達七萬多人（最後兩場是為了救濟日本戰爭中的孤兒和原子彈受害者而舉行的義演，當時朝日新聞社的遠山孝先生歡迎我們的義舉。有些日本朋友說：“聽說當年日本大地震的時候，梅先生就給我們唱過義務戲。”我說：“救災恤鄰是人類應盡的責任。”）。日本全國各地通過電視觀賞了京劇演出的約有一千萬人。 代表團所到之處，都受到日本各界的熱烈歡迎。在東京，以日本文藝界為中心的全國各階層一百五十多位著名人士，組成了歡迎京劇團的委員會。日本國會眾議院議長杉山雲治郎，在日本國會大廈接待了代表團的領導人員和著名京劇演員，並且舉行了招待茶會。這是日本國會第一次接待外國戲劇代表。在其他各城市，也都有歡迎京劇團的組織。各地方的議會和政府的負責人如議長、府知事、縣知事和市長等，都曾出面歡迎中國京劇代表團。各地旅日僑胞們也歡欣鼓舞地參加了歡迎代表團的行列。 為什麼這次京劇代表團在日本演出能得到這樣大的成功呢？ 在1919年和1924年，我曾兩次到日本演出。那時，我們的國家處在懦弱無力和帝國主義的欺壓之下，中國人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我到日本演出，一切資金和組織、聯繫等，只是靠我個人的努力以及少數日本朋友的幫助，才獲得一些成就。那時我們的藝術雖然是日本人民所歡迎的，但和今天的情況相比卻顯著不同。現在我們的國家獨立了，走上了富強的道路。幾年來，站起來的六萬多中國人民，在東方，在世界上，對人類和平事業作出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我們的國際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這是我們在國外演出受到歡迎的最基本的原因。對日本來說，我國政府和人民對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和關懷，在中日關係上所表示出的真誠而寬厚的友好態度，使日本人民受到極大的感動，因而日本人民都願意和中國人民交朋友。這次他們稱京劇團為和平友好使節，代表團所到之處，日本人都熱情地喊“日中友好萬歲”！歡唱“東京——北京”的歌曲。
1919年，日本東京帝國劇場邀我到日本去作一次旅行演出。我很早就有這樣一個願望，想把中國古典戲劇介紹到國外去，聽一聽國外觀眾對它的看法，所以我很愉快地答應了這個邀請，經過一個籌備的時期，我就帶著劇團到日本，這是我第一次到國外演出。我們的戲劇在東京和日本人民見了面，受到日本人民熱烈的歡迎。每天晚上，我們的節目和日本節目一起在帝國劇場上演。那一次我所演的劇目除了新編的《天女散花》之外，最受歡迎的，同時也是演出次數最多的，要算是《御碑亭》。這齣戲引起一般婦女觀眾的共鳴，原因是日本婦女和從前中國的婦女一樣，都是長期的受盡了封建制度的折磨。據說日本歌舞伎《世語物狂言》所反映的就多半是婦女被冤屈以及戀愛不自由等等的故事。以《御碑亭》的故事來講，因為一點誤會，就被王有道使用至高的夫權，幾乎給一個善良的婦女造成悲慘的前途，這一點使一般日本婦女寄予無限的同情。 我們在東京演過之後，又到神戶、大阪去演，繼續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那一次旅行演出，我覺得除了使中國京劇能夠為日本人民理解和欣賞是我的光榮和愉快之外，給我最大的收穫是我看到了日本人民最喜愛的一種戲劇，日本的主要國寶之一——日本歌舞伎。我第一次看的時候，使我很驚奇的是：不但不覺得陌生，而且很親切，很熟悉。我的看法是歌舞伎和中國的古典戲劇共同點很多，尤其是京劇。例如歌舞伎劇中人的一切舉止動作都不是從生活當中直接搬上舞台，而是從現實生活中吸取典型的精美的原料，經過藝術手法加工，適當地加以誇張提煉而成的。他們的唱和舞，是一種與韻律高度結合的藝術，對於身上的肌肉能夠極精確的控制。尤其是他們表演戰鬥的故事，簡直和京劇的武戲差不多，當戰鬥告一段落時，即配之以音樂節奏，作一個英勇的靜止姿態，節奏非常鮮明，和我們看京劇名演員武戲的“亮相”同樣有令人凜然震竦的感覺。 1924年我第二次到日本表演，比上一次更廣泛地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日本戲劇中本來就有中國故事作題材的劇目（如《水滸》的故事等），經過中國戲劇兩次在日本演出，引起日本人民的注意，劇場根據觀眾的需要，就上演了更多的以中國故事作題材的日本劇目。 我從日本回國以後，日本的名演員十三代目守田勘彌和村田嘉久子以及其他很多位名演員1926年來到中國表演，在北京開明戲院（即現在的民主劇場）和中國人民見了面，受到中國人民熱烈的歡迎。每天晚上，在日本演員節目中我本人加演一齣戲，和在日本上演時候的情形一樣，中國古典戲劇和日本古典戲劇在一個舞台上一同演出，演完戲一同聚餐，每個演員都非常愉快。1929年末我帶著劇團到美國去旅行演出，路過日本，日本戲劇界特邀我們到東京去聯歡，火車開進了東京站，我看見從前到北京演出的日本演員都穿著那一次他們在北京演出時我贈給他們的中式服裝來接我，並且開了一個歡迎會。等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路過日本東京，他們又為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會場從大門起，兩旁所掛的幔帳上面都畫著梅花蘭花，名演員村田嘉久子女士在台上拿著扇子舞蹈著唱了一首歡迎的詩；她唱完下台，把這柄畫著梅花的扇子就贈給我了，扇子上寫的就是這首詩。當時我非常激動，我覺得這種出於摯誠的歡迎，才是真正的友誼。這都是二十年以前的舊事了。 那兩次訪日，日本文藝界對我的支持和鼓勵是有力量的。著名的漢學家內藤湖南、狩野君山、青木正兒幾位老先生都寫了文章介紹中國古典戲劇藝術。內藤博士不但精通漢學，還寫得一手好字，當時都認為有晉唐名家的氣息。青木教授關於南北曲的一些著作，也成為我們研究的對象。我回想第一次我們到日本演出時，經費完全由我個人籌集的，當時劇團的規模比較小，開支比較緊，如果演出不能賣座，是要賠本的，因此多少帶有一些嘗試性質。總而言之，第一次訪日的目的，主要並不是從經濟觀點著眼的，這僅僅是我企圖傳播中國古典藝術的第一炮，由於劇團同志們的共同努力，居然得到日本人民的歡迎，因此我才有信心進一步再往歐美各國旅行演出。 事隔卅多年，我又參加中國京劇代表團訪日演出。中國訪日京劇代表團應日本朝日新聞社的邀請，在1956年5月由北京出發前往日本，從5月30日起到7月12日止，代表團在東京、福岡、八幡、名古屋、京都、大阪等城市，前後共演出32場，觀眾達七萬多人（最後兩場是為了救濟日本戰爭中的孤兒和原子彈受害者而舉行的義演，當時朝日新聞社的遠山孝先生歡迎我們的義舉。有些日本朋友說：“聽說當年日本大地震的時候，梅先生就給我們唱過義務戲。”我說：“救災恤鄰是人類應盡的責任。”）。日本全國各地通過電視觀賞了京劇演出的約有一千萬人。 代表團所到之處，都受到日本各界的熱烈歡迎。在東京，以日本文藝界為中心的全國各階層一百五十多位著名人士，組成了歡迎京劇團的委員會。日本國會眾議院議長杉山雲治郎，在日本國會大廈接待了代表團的領導人員和著名京劇演員，並且舉行了招待茶會。這是日本國會第一次接待外國戲劇代表。在其他各城市，也都有歡迎京劇團的組織。各地方的議會和政府的負責人如議長、府知事、縣知事和市長等，都曾出面歡迎中國京劇代表團。各地旅日僑胞們也歡欣鼓舞地參加了歡迎代表團的行列。 為什麼這次京劇代表團在日本演出能得到這樣大的成功呢？ 在1919年和1924年，我曾兩次到日本演出。那時，我們的國家處在懦弱無力和帝國主義的欺壓之下，中國人是被人家看不起的。我到日本演出，一切資金和組織、聯繫等，只是靠我個人的努力以及少數日本朋友的幫助，才獲得一些成就。那時我們的藝術雖然是日本人民所歡迎的，但和今天的情況相比卻顯著不同。現在我們的國家獨立了，走上了富強的道路。幾年來，站起來的六萬多中國人民，在東方，在世界上，對人類和平事業作出了不少有益的事情。我們的國際地位是空前地提高了，這是我們在國外演出受到歡迎的最基本的原因。對日本來說，我國政府和人民對日本人民的深切同情和關懷，在中日關係上所表示出的真誠而寬厚的友好態度，使日本人民受到極大的感動，因而日本人民都願意和中國人民交朋友。這次他們稱京劇團為和平友好使節，代表團所到之處，日本人都熱情地喊“日中友好萬歲”！歡唱“東京——北京”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