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頁
這樣的反駁，顯得冗繁、蒼白，力不從心。
後世的論者，多說在這場駁難中，陳西瀅始終處於被動挨打，沒有還手之力的地位，這是過分看重魯迅的戰鬥力了。若陳氏真是這樣窩囊的對手，魯迅也就不能說多麼高明了。前面曾引過胡適一句話，說“魯迅終身不能忘此仇恨”，雖是指抄襲事件，卻不能說與陳西瀅在整個論戰中給魯迅精神上造成的損傷沒有一點關係。公允地說，說抄襲固然應當結仇，但仇結到後來那個地步，只要一提起陳西瀅就咬牙切齒，毋寧說整個論戰中陳西瀅對魯迅的震憾力、衝擊力和殺傷力太大了。
在魯迅一生的論敵中，陳西瀅不說是略高一籌了，至少和魯迅是個旗鼓相當的對手。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1)
閒話事件中的閒話，不是閒話，是時局的反映，也是品格的反映。這裡要談的關於薪水的閒話，是真正的閒話。較之上一節關於剽竊的駁難，格局顯得小了些。因為關係到魯迅對新文化人物的心態，也放在這裡作一介紹。
仍是由《西瀅致志摩》信中的舉例引發的。但陳西瀅提起此事，只是為李四光抱不平。要說真正的起因，還得歸到魯迅身上。
這就要說到前一章里寫過的女師大風潮。
先介紹一下李四光其人。
李四光的經歷是很輝煌的。湖北黃岡人，一八八九年出生。原名仲揆，字福生，後改名四光。一九○四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一九○五年加入同盟會。一九○七年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一九一○年畢業回國。一九一一年九月到北京參加辛亥第六次遊學畢業生考試，十月授工科進士。武昌起義爆發，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民國元年，先在臨時政府任職，後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湖北同盟會書記。一九一三年赴英國留學，入伯明罕大學，一九一八年獲自然科學碩士。一九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一九二二年一月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副會長。十一月兼任國家京師圖書館副館長。
以上簡歷是從《民國人物大辭典》上抄錄的。“一九二二年一月”當為“一九二五年一月”之誤。這樣李四光兼任京師圖書館副館長就該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事了。
這場紛爭，可說就是由他兼任京師圖書館副館長引發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女師大風潮鬧得正熱鬧的時候，魯迅寫了一篇《“公理”的把戲》的文章。載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新報副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雲“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云云”，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嗎？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登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66—167頁）
順便說一下，對王世傑反對北大教授在他校兼職，僅在女師大兼系主任的就有五位之多，魯迅在同一文章中反駁說，“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可以獨攬大權”，是站不住腳的。“向來”，時間多長？楊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就任女師大校長的，此前的教員肯定不是她聘任的，一九二五年八月就被免職，此後的教員也肯定不是她聘任的。而她的前任就是魯迅的同學，同為太炎弟子的許壽裳，北大的教員像馬裕藻、周作人、鄭奠、徐炳昶，包括魯迅自己，肯定是許壽裳任上聘為女師大教員的。楊是正兒八經在美國學教育出身的，擔任校長後，要整頓的就是這種名為國立大學，而少有專任教員的狀況，怎麼能說“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是楊為了“獨攬大權”呢？少有專任教員的校長，等於光杆司令，哪個負責任的校長願意這樣做？
魯迅的這篇文章題為《“公理”的把戲》，說到李四光時，又說他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嗎？卻不是無中所有，乃是有來由的。
這就要說到李四光在女師大風潮中的表現了。
李四光的夫人許淑彬，是無錫人，與楊蔭榆是同鄉，當時在女師大附中任教。女師大風潮起來後，和陳西瀅一樣，李四光也是“教育界公理維持會”的一員。按說也是普通的一員，不應引起外界的什麼非議。不幸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這天，楊蔭榆動用巡警強制女師大學生離校時，他恰好在場，於是被激進學生視為支持楊氏的“三勇士”之一。具體描述是，“楊氏率打手及其私黨蕭友梅、李仲揆、夏蓮芳洶湧入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事件過後，李四光覺得太委屈了，便寫了篇《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驗》，登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上。
雖是科學家，他的文筆還是很好的。這也是那一代學人共有的一個特點。整篇文章，雖是訴委屈，抒憤懣，也儘量讓自己的心態平和些，文筆輕鬆些。一開始，先說北京人的看戲。聽說北京老聽戲的大爺們有一個特別的習慣，那就是他們必要到什麼梅蘭芳王鳳卿出台的時候，才到戲園；那些名角唱完的時候，恰是戲曲完場的時候，也恰是大爺們戲癮過足了的時候，那是何等的暢快。而這些日子，北京女師大正在上演著一場“新劇”即女師大風潮，這麼好的戲，怎麼能不去看一看呢。
後世的論者，多說在這場駁難中，陳西瀅始終處於被動挨打，沒有還手之力的地位，這是過分看重魯迅的戰鬥力了。若陳氏真是這樣窩囊的對手，魯迅也就不能說多麼高明了。前面曾引過胡適一句話，說“魯迅終身不能忘此仇恨”，雖是指抄襲事件，卻不能說與陳西瀅在整個論戰中給魯迅精神上造成的損傷沒有一點關係。公允地說，說抄襲固然應當結仇，但仇結到後來那個地步，只要一提起陳西瀅就咬牙切齒，毋寧說整個論戰中陳西瀅對魯迅的震憾力、衝擊力和殺傷力太大了。
在魯迅一生的論敵中，陳西瀅不說是略高一籌了，至少和魯迅是個旗鼓相當的對手。
李四光的薪水是多少(1)
閒話事件中的閒話，不是閒話，是時局的反映，也是品格的反映。這裡要談的關於薪水的閒話，是真正的閒話。較之上一節關於剽竊的駁難，格局顯得小了些。因為關係到魯迅對新文化人物的心態，也放在這裡作一介紹。
仍是由《西瀅致志摩》信中的舉例引發的。但陳西瀅提起此事，只是為李四光抱不平。要說真正的起因，還得歸到魯迅身上。
這就要說到前一章里寫過的女師大風潮。
先介紹一下李四光其人。
李四光的經歷是很輝煌的。湖北黃岡人，一八八九年出生。原名仲揆，字福生，後改名四光。一九○四年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一九○五年加入同盟會。一九○七年考入大阪高等工業學校，一九一○年畢業回國。一九一一年九月到北京參加辛亥第六次遊學畢業生考試，十月授工科進士。武昌起義爆發，任湖北軍政府理財部參議。民國元年，先在臨時政府任職，後任湖北軍政府實業部部長，湖北同盟會書記。一九一三年赴英國留學，入伯明罕大學，一九一八年獲自然科學碩士。一九二○年五月至一九二三年一月任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一九二二年一月被選為中國地質學會副會長。十一月兼任國家京師圖書館副館長。
以上簡歷是從《民國人物大辭典》上抄錄的。“一九二二年一月”當為“一九二五年一月”之誤。這樣李四光兼任京師圖書館副館長就該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事了。
這場紛爭，可說就是由他兼任京師圖書館副館長引發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女師大風潮鬧得正熱鬧的時候，魯迅寫了一篇《“公理”的把戲》的文章。載十二月二十四日《國民新報副刊》。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北大教授王世傑在擷英館席上演說，即雲“本人決不主張北大少數人與女師大合作”，就可以證明我前言的不誣。至又謂“照北大校章教職員不得兼他機關主要任務然而現今北大教授在女師大兼充主任者已有五人實屬違法應加以否認云云”，則頗有語病。北大教授兼國立京師圖書館副館長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嗎？使之何以為情？李教授兼副館長的演說辭，報上卻不登載；但我想大概是不贊成這個辦法的。(《魯迅全集》第三卷第166—167頁）
順便說一下，對王世傑反對北大教授在他校兼職，僅在女師大兼系主任的就有五位之多，魯迅在同一文章中反駁說，“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正是楊蔭榆的狡計，這樣，則校長可以獨攬大權”，是站不住腳的。“向來”，時間多長？楊是一九二四年二月就任女師大校長的，此前的教員肯定不是她聘任的，一九二五年八月就被免職，此後的教員也肯定不是她聘任的。而她的前任就是魯迅的同學，同為太炎弟子的許壽裳，北大的教員像馬裕藻、周作人、鄭奠、徐炳昶，包括魯迅自己，肯定是許壽裳任上聘為女師大教員的。楊是正兒八經在美國學教育出身的，擔任校長後，要整頓的就是這種名為國立大學，而少有專任教員的狀況，怎麼能說“女師大向來少有專任教員，”是楊為了“獨攬大權”呢？少有專任教員的校長，等於光杆司令，哪個負責任的校長願意這樣做？
魯迅的這篇文章題為《“公理”的把戲》，說到李四光時，又說他不也是正在坐中“維持公理”，而且演說的嗎？卻不是無中所有，乃是有來由的。
這就要說到李四光在女師大風潮中的表現了。
李四光的夫人許淑彬，是無錫人，與楊蔭榆是同鄉，當時在女師大附中任教。女師大風潮起來後，和陳西瀅一樣，李四光也是“教育界公理維持會”的一員。按說也是普通的一員，不應引起外界的什麼非議。不幸的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九二五年八月一日這天，楊蔭榆動用巡警強制女師大學生離校時，他恰好在場，於是被激進學生視為支持楊氏的“三勇士”之一。具體描述是，“楊氏率打手及其私黨蕭友梅、李仲揆、夏蓮芳洶湧入校”。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事件過後，李四光覺得太委屈了，便寫了篇《在北京女師大觀劇的經驗》，登在八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上。
雖是科學家，他的文筆還是很好的。這也是那一代學人共有的一個特點。整篇文章，雖是訴委屈，抒憤懣，也儘量讓自己的心態平和些，文筆輕鬆些。一開始，先說北京人的看戲。聽說北京老聽戲的大爺們有一個特別的習慣，那就是他們必要到什麼梅蘭芳王鳳卿出台的時候，才到戲園；那些名角唱完的時候，恰是戲曲完場的時候，也恰是大爺們戲癮過足了的時候，那是何等的暢快。而這些日子，北京女師大正在上演著一場“新劇”即女師大風潮，這麼好的戲，怎麼能不去看一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