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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都是老老實實，正兒八經地開出自己的書目，就他玩起了花活。乾脆就不主張開，開出的十部中，只有兩部是中國書，其餘八部是外國書。就是那兩部中國書，也不是全書，《莊子》是十四五篇，《史記》只有小半部。
這是輕慢吧？
可你又能說他有什麼不對。
這可讓魯迅作難了(1)
下來該著魯迅了。
不是說徐志摩完了就挨著魯迅。孫伏園不會這麼安排的。是說，徐志摩的登了，後面的應答者之中，有一個是魯迅。
無論是作為學生，還是作為一個好編輯，孫伏園都會請魯迅來參與其事的。看《魯迅日記》，這些日子孫伏園常來魯宅，來了或許有別的事，說完別的事不會不說到他正在辦著的這檔子事。就是專程去一趟也是值得的。
果然到了二月二十一日這天，魯迅的投票登出來了。且看這是一個怎樣的書目：
青年必讀書：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
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魯迅全集》第3卷）
這是從魯迅自己編定的《華蓋集》上抄來的，不是從《京報副刊》上抄來的。
不妨推測一下魯迅寫此文時的心態。
一九二三年春夏間胡適與梁啓超的那場書目之爭的熱鬧，不會記不得。兩大營壘的對立，不會感受不到。為“撤稿事件”即《我的失戀》引發的不快，“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更不會忘了。想到胡適、梁啓超們的又一次張揚，想到尚未消散的朋友們的不滿，他是再沒有什麼好心境來湊這個熱鬧了。寫什麼鳥書目呢！
怎麼又寫了呢？也不難理解。孫伏園是學生，又是他促成進京報編副刊的，如今有了事來求他，這個面子是不能不給的。不想寫又得寫，那就跟這幫“正人君子”開個玩笑吧。於是便有了上面那麼一個奇異的“書目”。
題名《青年必讀書——答〈京報副刊〉的徵求》，是編入《華蓋集》時起的名字，當初給孫伏園時，就是那麼一個表格。
必須承認，這樣的回答，最能見出魯迅的個性。
魯迅為文常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追求，應當說，這次他是做到了。
這一應答，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什麼樣的反響呢？
先看魯迅是怎樣說的。年底編《華蓋集》時寫的序中說：“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
寄給他的，別人自然看不到。能看到的是發表在報刊上的。
且看別人是怎麼說的。下面是趙倚平《魯迅與〈青年必讀書〉》中的一段話：
許多攻擊文章也紛紛見諸報端。有人說魯迅這是“偏見的經驗”，“是不懂中國書，不了解中國書”，“冤枉了中國書”。質問道：“假使中國書是僵死的，為什麼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尚有他的著作遺傳到現在呢？”有人說魯迅的話“淺薄無知識”，“大膽武斷”，認為“魯先生只管自己不懂中國書，不應教青年都不讀；只能說自己不懂中國書，不能說中國書都不好。”甚至淺薄地反詰：“中國的書，是死人的書嗎？死人能著書嗎？魯先生，說得通嗎？”並攻擊說，魯迅的話“貽誤青年”，有位“學者”還說：魯迅先生“讀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呢？”（《魯迅論中國社會改造》第178頁）
有兩篇當時刊於《京報副刊》的反駁文章，後來作為附錄收入了魯迅的集子中。一篇是《偏見的經驗》，附於魯迅的《聊答“……”》之後，一篇是《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附於魯迅的《報〈奇哉所謂……〉》之後。魯迅的兩文均收入《集外集拾遺》，可參看。
王世家在《“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資料彙編》的編者說明中說：應徵書目刊出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場大論爭，尤其是魯迅先生的答捲髮表之後，爭論趨於白熱化，各種觀點的論爭文章達六十篇之多。”（《魯迅研究月刊》二○○二年第一期）
這樣的回應，只會讓魯迅氣餒。
論開書目的氣派，是無法跟胡適、梁啓超一年多前的舉動相比的，人家一開就是一長串，一登就是幾期連載。尤其是胡適，這兒登了那兒登，再三了還能再四，真可說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這是輕慢吧？
可你又能說他有什麼不對。
這可讓魯迅作難了(1)
下來該著魯迅了。
不是說徐志摩完了就挨著魯迅。孫伏園不會這麼安排的。是說，徐志摩的登了，後面的應答者之中，有一個是魯迅。
無論是作為學生，還是作為一個好編輯，孫伏園都會請魯迅來參與其事的。看《魯迅日記》，這些日子孫伏園常來魯宅，來了或許有別的事，說完別的事不會不說到他正在辦著的這檔子事。就是專程去一趟也是值得的。
果然到了二月二十一日這天，魯迅的投票登出來了。且看這是一個怎樣的書目：
青年必讀書：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
附：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
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二月十日。）
（《魯迅全集》第3卷）
這是從魯迅自己編定的《華蓋集》上抄來的，不是從《京報副刊》上抄來的。
不妨推測一下魯迅寫此文時的心態。
一九二三年春夏間胡適與梁啓超的那場書目之爭的熱鬧，不會記不得。兩大營壘的對立，不會感受不到。為“撤稿事件”即《我的失戀》引發的不快，“語絲社同人中有幾位也因此很不高興我”，更不會忘了。想到胡適、梁啓超們的又一次張揚，想到尚未消散的朋友們的不滿，他是再沒有什麼好心境來湊這個熱鬧了。寫什麼鳥書目呢！
怎麼又寫了呢？也不難理解。孫伏園是學生，又是他促成進京報編副刊的，如今有了事來求他，這個面子是不能不給的。不想寫又得寫，那就跟這幫“正人君子”開個玩笑吧。於是便有了上面那麼一個奇異的“書目”。
題名《青年必讀書——答〈京報副刊〉的徵求》，是編入《華蓋集》時起的名字，當初給孫伏園時，就是那麼一個表格。
必須承認，這樣的回答，最能見出魯迅的個性。
魯迅為文常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追求，應當說，這次他是做到了。
這一應答，在當時的知識界引起什麼樣的反響呢？
先看魯迅是怎樣說的。年底編《華蓋集》時寫的序中說：“我今年開手作雜感時，就碰了兩個大釘子：一是為了《咬文嚼字》，一是為了《青年必讀書》。署名和匿名的豪傑之士的罵信，收了一大捆，至今還塞在書架下。”
寄給他的，別人自然看不到。能看到的是發表在報刊上的。
且看別人是怎麼說的。下面是趙倚平《魯迅與〈青年必讀書〉》中的一段話：
許多攻擊文章也紛紛見諸報端。有人說魯迅這是“偏見的經驗”，“是不懂中國書，不了解中國書”，“冤枉了中國書”。質問道：“假使中國書是僵死的，為什麼老子、孔子、孟子、荀子輩，尚有他的著作遺傳到現在呢？”有人說魯迅的話“淺薄無知識”，“大膽武斷”，認為“魯先生只管自己不懂中國書，不應教青年都不讀；只能說自己不懂中國書，不能說中國書都不好。”甚至淺薄地反詰：“中國的書，是死人的書嗎？死人能著書嗎？魯先生，說得通嗎？”並攻擊說，魯迅的話“貽誤青年”，有位“學者”還說：魯迅先生“讀中國書非常的多。……如今偏不讓人家讀……這是什麼意思呢？”（《魯迅論中國社會改造》第178頁）
有兩篇當時刊於《京報副刊》的反駁文章，後來作為附錄收入了魯迅的集子中。一篇是《偏見的經驗》，附於魯迅的《聊答“……”》之後，一篇是《奇哉！所謂魯迅先生的話》，附於魯迅的《報〈奇哉所謂……〉》之後。魯迅的兩文均收入《集外集拾遺》，可參看。
王世家在《“青年愛讀書十部”“青年必讀書十部”資料彙編》的編者說明中說：應徵書目刊出後，“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場大論爭，尤其是魯迅先生的答捲髮表之後，爭論趨於白熱化，各種觀點的論爭文章達六十篇之多。”（《魯迅研究月刊》二○○二年第一期）
這樣的回應，只會讓魯迅氣餒。
論開書目的氣派，是無法跟胡適、梁啓超一年多前的舉動相比的，人家一開就是一長串，一登就是幾期連載。尤其是胡適，這兒登了那兒登，再三了還能再四，真可說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