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頁
20世紀最初10年的後期，這場生機勃勃的反傳統運動之物質的與精神的中心就是國立北京大學。1917年秋，胡適入北大文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1916年年底以後，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長，他為把北大提高到其學術上和思想上的傑出地位做了重大貢獻。他的願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學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觀點的學校。由於他本人就是某種意義上的激進派，一位轉向革命的古典學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懷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1917年陳獨秀（1879—1942），這位受過日本和法國教育的《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人和主編，被任命為文科學長。李大釗（1889—1927）與陳獨秀一起成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早期中國皈依者。1918年初，他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後來入法學院。教授語言學的錢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漢語語言學家，章炳麟的門徒，他自稱自己是“錢疑古”。他也是最早湧現出來的和最熱情的新文學支持者之一。在北大的教員中還有受過英國訓練的社會學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過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在北京的還有，既在北大教書又是與北大集團來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氣的兄長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是位相當有才華的散文作家。在1917到1920年之間芸集北京的正是這批非凡的青年人。26歲的胡適是其中最年輕的人物。但是，他那無可懷疑的受過西方教育的歸國學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與《新青年》的聯繫，都標誌著他是這個雖然規模較小但卻條理分明，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他知道，無論他說什麼都會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那些日子裡——也會得到人們恭敬的聆聽。（《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85—86頁）
這個稍嫌冗長的敘述，畫出了一幅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將帥圖。蔡元培是當之無愧的主帥。對陳獨秀的作用，雖著筆不多，將他列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卻是恰當的。《新青年》的創辦人和主編，北大文科學長，這兩個身份點到了，也就足以說明他的作用。李大釗、錢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魯迅，一個個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驍將。而胡適，卻是這個“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動者，或者說是主要責任人，陳獨秀和胡適之間，曾有過一次沒有交鋒的論爭。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文化界發生過一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將參戰的文章輯為一書，名為《科學與人生觀》，成書前請陳獨秀和胡適分別寫了序。陳序寫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序寫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時兩人都在上海，胡看了陳的序後，有不同意的地方，寫了篇《答陳獨秀先生》讓陳看了，陳寫了篇《答適之》，這兩篇小文章，作為“附註”附在兩篇序文的後面。相互辯駁的文章，一個最大的遺憾是，若不能無休止地辯駁下去，截止的一方，多少總會占點便宜。這次的情況恰是這樣。為書寫序，書出來了，就等於辯駁停止了。陳獨秀的《答適之》寫在胡適的《答陳獨秀先生》之後，就占了這樣一個便宜。文中他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2)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要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
這樣的話，胡適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書出來了，辯論停止了，也就沒辦法了。這不受用存在心裡，總有一天要了結的。胡適這個人，只要他認為有道理的，遲早總要說出來。他要說的道理，總有地方可以說。
不到一年，機會來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為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寫導言時，便把他的這股不平之氣放了出來。文中引用了陳獨秀上面那段話之後，接著說：獨秀這番話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的立場上說的。歷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一個“最後之因”可以解釋得了的。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臨濟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門徒們，在他們的禪林里聽講，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種生辣痛快的白話文來記錄他們老師的說話，就開創了白話散文的“語錄體”。這件史實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相干！還有明清以來一些文學流派的發達，也和產業的發達與否，人口的集中與否，沒有什麼因果的關係。於此可知，文學史上的變遷，“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語），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而不能用一個“最後之因”去解釋的。
在分析了白話文運動起來的各種原因之後，胡適一點也不抹煞個人在這一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他借用陸九淵的一句話，說是：“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靜、陸子敬，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意思是，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大點兒說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有他胡適的參與和沒有他胡適的參與，是不一樣的。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離開美國前，在日記中引用前人的話所表達的心志：我們這次回來了，事情就不一樣了。
這個稍嫌冗長的敘述，畫出了一幅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將帥圖。蔡元培是當之無愧的主帥。對陳獨秀的作用，雖著筆不多，將他列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卻是恰當的。《新青年》的創辦人和主編，北大文科學長，這兩個身份點到了，也就足以說明他的作用。李大釗、錢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魯迅，一個個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驍將。而胡適，卻是這個“影響巨大的先鋒派的天然領袖”。
關於新文化運動的主要發動者，或者說是主要責任人，陳獨秀和胡適之間，曾有過一次沒有交鋒的論爭。
上世紀二十年代初，中國文化界發生過一場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將參戰的文章輯為一書，名為《科學與人生觀》，成書前請陳獨秀和胡適分別寫了序。陳序寫於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序寫於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這時兩人都在上海，胡看了陳的序後，有不同意的地方，寫了篇《答陳獨秀先生》讓陳看了，陳寫了篇《答適之》，這兩篇小文章，作為“附註”附在兩篇序文的後面。相互辯駁的文章，一個最大的遺憾是，若不能無休止地辯駁下去，截止的一方，多少總會占點便宜。這次的情況恰是這樣。為書寫序，書出來了，就等於辯駁停止了。陳獨秀的《答適之》寫在胡適的《答陳獨秀先生》之後，就占了這樣一個便宜。文中他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2)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是應這個需要而發生而存在的。適之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話文，只需要章行嚴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宏議有誰肯聽？
這樣的話，胡適看了肯定不受用的，可是書出來了，辯論停止了，也就沒辦法了。這不受用存在心裡，總有一天要了結的。胡適這個人，只要他認為有道理的，遲早總要說出來。他要說的道理，總有地方可以說。
不到一年，機會來了。一九二四年八月間，為趙家璧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寫導言時，便把他的這股不平之氣放了出來。文中引用了陳獨秀上面那段話之後，接著說：獨秀這番話是站在他的經濟史觀的立場上說的。歷史事實的解釋不是那麼簡單，不是一個“最後之因”可以解釋得了的。比如一千一百年前的臨濟和尚和德山和尚的門徒們，在他們的禪林里聽講，忽然不用古文，而用一種生辣痛快的白話文來記錄他們老師的說話，就開創了白話散文的“語錄體”。這件史實和“產業發達，人口集中”有什麼相干！還有明清以來一些文學流派的發達，也和產業的發達與否，人口的集中與否，沒有什麼因果的關係。於此可知，文學史上的變遷，“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語），其中各有多元的，個別的，個人傳記的原因，而不能用一個“最後之因”去解釋的。
在分析了白話文運動起來的各種原因之後，胡適一點也不抹煞個人在這一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他借用陸九淵的一句話，說是：“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靜、陸子敬，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意思是，中國的白話文運動，大點兒說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有他胡適的參與和沒有他胡適的參與，是不一樣的。這也正是一九一七年他離開美國前，在日記中引用前人的話所表達的心志：我們這次回來了，事情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