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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海外學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大都有所涉及。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研究所的周策縱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一九六○年出版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被譽為“一本材料翔實、內容豐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讀者不可缺少的指導性參考書”。
他認為一九一七年陳獨秀辦《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他把五四運動的終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運動終止的時間，應當比這要晚些。
香港學者陳萬雄寫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也是以陳獨秀辦《新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他認為，五四運動廣義上包括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陳萬雄的書，不是一本成體系的著作，是本論文集，沒有確定新文化運動的終止時間。
美國學者J.B.格里德的《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單正平譯），對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給了明確的界定。他說：“我們認為，新文化運動前後大約是十二年，即從處於政治分裂和軍閥主義邊緣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這一年中國至少名義上重新統一在自稱為早期革命繼承者的國民政府之下。”（第235頁）
止的原因他說了，始的原因，他說是因為這一年年底，袁世凱“發動一場運動復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共和被強姦，但使袁的帝制陰謀最終受挫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敵對軍閥和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凱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軍閥割據，全國處於無政府狀態中。就連他的政府曾經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隨著國家的分裂而不復存在”。（第236頁）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有正義感的各界人士，便起來尋求救國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這場新文化運動的高潮。
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間，是一九一五年還是一九一七年，差別不大，承認五四運動是它的高潮就行了。關鍵是，這位美國學者給了個終止的時間，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我以為，還是將一九一七年作為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間較為恰當。這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九一七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到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這十年的時間。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五四”之後，經過兩三年的一個平穩的過渡時期，大體上說，到了一九二四年，就進入它的後期了。
從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前期，魯迅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此後，因為與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一個一個接連鬧翻，對新文化運動也就取一種疏離、厭惡乃至敵視的態度了。
胡適：如今我們回來了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1)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xviii,I.125.
這是胡適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寫在日記上的一段話。註明是《伊利亞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他不是直接從該書中摘錄的。日記中說，英國十九世紀的宗教改良運動未起時，其未來的領袖紐曼（Newman）、傅魯得（Froude）、客白兒（Keble）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許。三人將其所作的宗教詩歌合為一集，紐曼取荷馬詩中這句話題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們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日記中又說，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
多年後，胡適又一次重譯這句話時，作了稍許的改動。那是他為清華二十周年校慶的題辭：“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並加了注說：“當英國‘牛津運動’初起時紐曼取荷馬此句題他和幾個同志的詩集，我現在也用這句話來祝清華二十周年紀念。”
還是後來的翻譯，更符合原意。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胡適離開綺色佳（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起程回國。回國前三個月寫在日記中的這個名句，可說是胡適彼時對所有留學生的期許，也可說是對自己的勖勉。
在未回國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隨後又發表多篇詩文，胡適已是國內文化界矚目的新銳人物了。正因為有此聲譽，前一年年底剛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便延攬這位剛剛畢業的留美博士，為他正在銳意改革的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一個未曾謀面的留學生，僅憑看過幾篇文章，便聘之為教授，這在北大乃破格之舉。未回國之前，胡適已然知曉北京正在開展的新文化運動的局面。他這樣說，該是多大的氣魄。
是這樣說了，後來也就這樣做了。
胡適回國後十多年的作為，這裡就不說了。要說的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或者說應給他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美國學者J.B.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
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37）》，是一部研究胡適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力作。書名中的“中國的文藝復興”，指的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書中對胡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公允翔實的論述。在該書第三章《文學革命》中，說到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作用，還有他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研究所的周策縱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一九六○年出版的《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被譽為“一本材料翔實、內容豐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讀者不可缺少的指導性參考書”。
他認為一九一七年陳獨秀辦《新青年》雜誌，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他把五四運動的終止，定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北京成立反帝大同盟。新文化運動終止的時間，應當比這要晚些。
香港學者陳萬雄寫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也是以陳獨秀辦《新青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他認為，五四運動廣義上包括了五四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陳萬雄的書，不是一本成體系的著作，是本論文集，沒有確定新文化運動的終止時間。
美國學者J.B.格里德的《知識分子與現代中國》（單正平譯），對新文化運動的起止時間，給了明確的界定。他說：“我們認為，新文化運動前後大約是十二年，即從處於政治分裂和軍閥主義邊緣的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這一年中國至少名義上重新統一在自稱為早期革命繼承者的國民政府之下。”（第235頁）
止的原因他說了，始的原因，他說是因為這一年年底，袁世凱“發動一場運動復辟帝制，就任新王朝的開國皇帝。共和被強姦，但使袁的帝制陰謀最終受挫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是敵對軍閥和野心勃勃的繼任者的嫉妒。在袁世凱去世的一九一六年一年中，軍閥割據，全國處於無政府狀態中。就連他的政府曾經行使的脆弱管理，也隨著國家的分裂而不復存在”。（第236頁）於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有正義感的各界人士，便起來尋求救國之道，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這場新文化運動的高潮。
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間，是一九一五年還是一九一七年，差別不大，承認五四運動是它的高潮就行了。關鍵是，這位美國學者給了個終止的時間，那就是一九二七年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我以為，還是將一九一七年作為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間較為恰當。這樣，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是一九一七年創辦《新青年》雜誌到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這十年的時間。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五四”之後，經過兩三年的一個平穩的過渡時期，大體上說，到了一九二四年，就進入它的後期了。
從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起，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前期，魯迅可說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此後，因為與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一個一個接連鬧翻，對新文化運動也就取一種疏離、厭惡乃至敵視的態度了。
胡適：如今我們回來了
新文化運動的一員主將(1)
"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Iliad,xviii,I.125.
這是胡適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寫在日記上的一段話。註明是《伊利亞特》第十八章第125行。他不是直接從該書中摘錄的。日記中說，英國十九世紀的宗教改良運動未起時，其未來的領袖紐曼（Newman）、傅魯得（Froude）、客白兒（Keble）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許。三人將其所作的宗教詩歌合為一集，紐曼取荷馬詩中這句話題其上。其意若曰：“如今我們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日記中又說，此亦可作吾輩留學生之先鋒旗也。
多年後，胡適又一次重譯這句話時，作了稍許的改動。那是他為清華二十周年校慶的題辭：“如今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要換個樣子了！”並加了注說：“當英國‘牛津運動’初起時紐曼取荷馬此句題他和幾個同志的詩集，我現在也用這句話來祝清華二十周年紀念。”
還是後來的翻譯，更符合原意。
一九一七年六月中旬，胡適離開綺色佳（哥倫比亞大學所在地）起程回國。回國前三個月寫在日記中的這個名句，可說是胡適彼時對所有留學生的期許，也可說是對自己的勖勉。
在未回國前，因年初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隨後又發表多篇詩文，胡適已是國內文化界矚目的新銳人物了。正因為有此聲譽，前一年年底剛就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便延攬這位剛剛畢業的留美博士，為他正在銳意改革的北京大學的哲學教授。一個未曾謀面的留學生，僅憑看過幾篇文章，便聘之為教授，這在北大乃破格之舉。未回國之前，胡適已然知曉北京正在開展的新文化運動的局面。他這樣說，該是多大的氣魄。
是這樣說了，後來也就這樣做了。
胡適回國後十多年的作為，這裡就不說了。要說的是，在中國新文化運動中，他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或者說應給他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美國學者J.B.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
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37）》，是一部研究胡適及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力作。書名中的“中國的文藝復興”，指的就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書中對胡適在這一運動中的地位與作用，有公允翔實的論述。在該書第三章《文學革命》中，說到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作用，還有他的巨大而廣泛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