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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了，大寶說的這個問題很是關鍵。”我說，“可是，電話又確實是從保安室里打出來的，只可惜電話沒有錄音。”
“哪有那種捷徑？”林濤笑著說，“不過沒關係，越複雜越有意思嘛。我現在就去提取一下保安室的電話機，看看能刷出多少指紋來。”
“對了，有足跡證據也可以說明一些問題。”我說，“提取張躍的足跡，讓林濤看看他最近有沒有進過草坪。林濤都說了，雖然不能認定，但是可以排除啊。”
“可是，張躍當天晚上穿的是哪雙鞋，我們也不知道啊。”黃支隊說。
“那就把他家裡所有的鞋子都提取。”我說。
“那假如被他燒毀了呢？”黃支隊問。
“不，我說過，這種死亡是偶然性的。即便是張躍乾的，他也想不到人會死掉，那麼就不至於立刻想到去銷毀證據了。”我說，“對了，方圓的鞋子也順便一起提取。”
韓亮在幫著林濤排查鞋印，陳詩羽去給程子硯幫忙分析視頻，我和大寶兩個人已經完成了屍體檢驗，沒有什麼工作了，於是去現場小區里溜達。我相信這種“外圍搜索”，總是可以找到一點什麼的。
“你說，會不會和打電話沒關係啊？”大寶說。
“和打電話沒關係，那他半夜三更醉酒狀態下樓做什麼？”我說，“剛才理化部門來電話，說死者的BAC是110毫克每一百毫升。”
BAC是指血液酒精濃度，既然大寶那麼喜歡炫耀英文縮寫的知識儲備，我也就故意考考他。不過，大寶顯然是可以聽懂的，說：“那如果是……夢遊呢？”
“別瞎說了，夢遊，你以為是你啊？”我不禁想起當年和大寶一起出差，他半夜夢遊找解剖室的事情，啞然失笑。
“我現在不夢遊了。”大寶撓了撓腦袋。
“現在，我們捋一捋啊。”我說，“我們好像沒有分析過張躍、方圓的供詞，對吧？”
“怎麼分析啊？”大寶問。
“如果真的是張躍、方圓乾的，我之前說過了，不太符合作案人的心理狀態。”我說，“如果不是他們幹的，那他們的供詞就應該是真實的。”
“對了，張躍有了新的供詞是吧？”
我點了點頭，剛剛黃支隊他們對張躍進行了二次審訊，給我傳來了最新的詢問筆錄。
“他說對方圓家是有印象的。說是一個月前的一天晚班，他在巡邏的時候，聽見了方圓他們家裡有吵架聲，於是就上去看了看。當時上去的時候，方圓的嘴角是流血的，看起來是夫妻動手了。當時他覺得這是別人的家務事，就沒管，離開了。”
“都受傷了，他一個保安也不管？”大寶驚訝道。
“很多人其實都是這樣。”我說，“你想想，一個巡邏的保安都能聽見打鬥聲，鄰居聽不見嗎？可是黃支隊他們查了報警記錄，居然一個報警都沒有。”
“冷淡啊！”大寶咬了咬牙。他的這副模樣，看起來很像陳詩羽。
我接著說：“既然張躍沒有迴避和方圓的交集，那麼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他確實是出去和某個女業主幽會了，但是為了不影響別人的家庭，所以不願意交代出是哪個女業主，而這個女業主並不是方圓呢？”
“當然有這種可能。”大寶說。
“那就有個問題來了。”我說，“如果張躍離開了，保安室是不是就沒人了？保安室沒人的話，兇手是不是就可以用保安室的電話來打電話，再拿走保安室的橡皮棍了？”
“邏輯上，是這樣。”大寶說，“可是，如果是想傷害毆打某個人，沒必要去保安室打電話啊，而且，他怎麼知道保安室沒人？如果有保安的話，他不是自投羅網，給警方提供個線索嗎？”
“你說得也是，這一定是中間有個結沒有解開。”我皺著眉頭說道。
“所以，你在溜達什麼呢？”大寶問。
“你說，如果是保安乾的，他為什麼要把橡皮棍丟棄，而不是帶回去？”我說，“死者全身沒有開放性損傷，不可能沾染血跡，沒必要把橡皮棍丟了啊。”
“對啊！”大寶拍了拍腦袋，說，“只有可能是別人去保安室拿了橡皮棍，打完人也沒必要再給保安室送回去，對不對？”
“你現在知道我在溜達什麼了吧？”我說，“只要兇手沒把橡皮棍帶回家，那麼，我們一定會在小區里找到這根棍。”
“你早說啊，我們來翻翻垃圾桶。”大寶說。
“沒關係，小區被警方封鎖了，所有的垃圾都沒運出去。”我說，“我這不是存著僥倖心理嗎？不想扒拉垃圾。現在看起來，小區外面是沒有橡皮棍了，最大的可能性，就在這七十多個垃圾桶里。畢竟從傷害他人的兇手角度想，把橡皮棍帶回家沒必要，還有風險。”
“你一路走過來，都數過了？”大寶瞪大了眼睛。
“既然扒拉垃圾勢在必行了，那我們就以現場為中心，由近到遠去搜索。”我說，“近處找到的概率大一些，要扔嘛，不會扔太遠。哎，大寶，你人呢？”
說話間，我一側臉，發現大寶已經不和我並肩而行了，再一回頭，原來這老人家已經開始扒拉垃圾了。我不由得讚嘆，論吃苦，法醫職業毫不遜色於其他職業；論吃苦，大寶在法醫里，也是佼佼者。
“物證袋呢？”大寶依舊低頭看著垃圾桶里，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