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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紙箱外面沒有指紋，但是我發現了這個。”林濤指了指紙箱中部和底部。
不仔細看還真看不到，那是幾粒細小的水泥顆粒。
“洗衣機的盒子外面有水泥，而且是在中部和底部都有，這不正常，所以我吹乾了紙箱。”林濤說，“果然，吹乾之後，我就發現了這個。”
順著林濤的手指，我發現水泥顆粒所在的區域，有一些圓柱形凹下去的痕跡，而且都是幾根圓柱形平行凹下去的痕跡。
“這是手指印。”林濤說，“我們倆如果用手抬一個紙箱，戴著手套，那麼著手點就應該是箱子的中部和底部。如果抬的時間長，就會把紙箱的外壁按得凹下去一點。通過水的浸潤，再乾燥，這些凹下去的痕跡就被幸運地保存了下來。”
“說明兇手戴著沾有水泥的手套搬動紙箱。”我說。
“而且，說明兇手至少倆人，這倆人沒有使用交通工具，硬是用手抬的方式，把紙箱扔進了龍番河裡。”林濤補充道。
從接到我們的報警到召集剩餘的刑警組建新的專案組，用了兩個多小時的時間。幾起積案懸而未決，又發新案，這是對刑警部門的銳氣的一次極大挫傷。很多刑警都是在休息的時間被臨時召集到專案組的。
我知道，面對銳氣受挫的刑警們，我們必須展現出非凡的自信，才能讓他們重新獲得鬥志。所以，雖然兩天一夜沒有睡覺，我還是拿出最好的精神頭來給刑警們講解這一起案件的分析結果。
“死者死於擠壓綜合徵，方式是長時間的虐待和拷打。”我說，“時間嘛，我覺得超過了十二個小時。死者二十五歲左右，男性，高一米七，重一百二十斤，愛滋病患者，其他倒是沒有什麼好的特徵性指標了。因為死者的皮膚潰瘍面很多，他的愛滋病沒有得到正規治療，所以也不好從診療資料來排查屍源。不過，我們從紙箱裡提取了疑似犯罪分子的血痕，現在正在進行DNA檢測。”
“長時間虐待和拷打？”偵查員問，“難道是綁架案件？”
“我是這樣分析的。”我說，“死者全身沒有任何威逼傷、抵抗傷和約束傷，這就和綁架案件不同了。如果是非法拘禁、綁架等案件，勢必要對被害人進行威逼和約束。在毆打的過程中，被害人也一定會予以反抗。而這個案件給我的感覺是，被害人一直處於自願被打的狀態，兇手不會擔心被害人逃跑，被害人也不敢反抗。而虐待通常是對老人和孩子，對一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虐待，給我的感覺，像是‘家法’。”
“你是說，這人本身就是某犯罪團伙的成員，這個犯罪團伙在實施‘家法’？”偵查員問。
我點點頭說：“是這樣。兇手的目的是懲戒被害人，並沒有殺死他的動機，所以全身沒有致命性的損傷。而這些非致命性的損傷集合起來，卻形成了致命性的損傷。這是兇手始料未及的。”
“犯罪團伙最常見的，就是盜竊團伙、詐騙團伙和傳銷團伙了。”偵查員說，“嘿，你還別說，龍番河上游沿岸確實有不少鎮子裡的空房子都是租給傳銷團伙的，我們派出所的同志這兩年著實打掉了不少。”
“我感覺也是這樣。”我說，“很多傳銷團伙，一般都會住在環境相對較好的地方，以便於給組織成員洗腦，都會對房屋進行裝修翻新，甚至購入新的家電。而在本案中，帶有水泥的手套、洗衣機包裝紙箱，正印證了這個特徵。”
“DNA結果出來了。”龍番市局DNA實驗室的李法醫推門進了專案組，說，“我們從紙箱裡提取的血痕中做出了一名女人的DNA，經過與前科人員DNA庫比對，發現犯罪嫌疑人姚麗麗。姚麗麗，女，四十一歲，曾因組織領導傳銷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4.
“不用找屍源了，直接破案再查屍源。”
幾名偵查員在聽到這個結果之後，非常激動。當檢驗結果和分析推斷結果完全一致的時候，通常就是真相所在了。
但我還是揮手讓大家重新坐回了座位說：“大家少安毋躁。既然這個姚麗麗有過前科，而且現在還在幹這個勾當，那麼必然是行蹤詭秘的。如果這個時候對龍番河上游進行大規模排查，我擔心會打草驚蛇。”
“你的意思是，可以有更精確的範圍劃定？”一直沒說話的趙其國局長問道。
我點點頭說：“通過林濤的檢驗，兇手拋屍沒有使用交通工具，而是兩個人手動搬運紙箱拋屍的。這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兇手的窩點肯定離龍番河岸邊不遠。如果我們能知道拋屍的大概位置，那麼只需要對拋屍點周圍的城鎮進行排查，就能輕易抓住姚麗麗了。”
“我明白了。”主辦偵查員的思維很快，“你們已經知道了死者的死亡時間，又知道了龍番河水的流速，這樣可以算出拋屍的大概位置！”
我點點頭，又搖搖頭說：“是這個原理，但不是這個方法。死者的死亡時間是昨天下午五點，但是拋屍時間並不會也是五點。我們要算出拋屍點，肯定要按照拋屍入水的時間來算，而不是用死亡時間來算。”
“對對對，這是個邏輯問題，我考慮不周。”主辦偵查員說。
“大白天是不會去拋屍的。”我說，“可是晚上幾點拋屍，我們誰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兇手在死者死後還沒有形成屍僵的時候，就把屍體裝好了，但是幾點搬走拋屍，沒人知道。沒人知道幾點拋屍，就無法通過流速和時間算出發現點和拋屍點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