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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沒有填充彈丸，死者又主動去引燃火藥，再加上現場特殊的環境，只能用“試射”來解釋死者的行為了。很顯然，死者自製了火箭筒，想攜帶它去作案。為了確保萬無一失，他找了個偏僻的地方，想試射一下，看看火箭筒的效果。可是沒想到，這個火箭筒第一次打響就炸了膛。
聽我有理有據地說完，大家緊繃的身體又放鬆了下來。雖然永遠無法知道死者究竟想幹什麼了，但既然是意外，是自產自銷案件，大家的壓力也就輕了很多。
“那我來介紹一下死者的基本情況吧。”主辦偵查員說，“死者喬生產，男，五十歲，無業，文盲。經過DNA檢驗已經確認死者身份。死者在十八歲的時候，因為入室盜竊而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刑滿釋放後不足兩年，他又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再次刑滿釋放後幾年，他因為搶劫、強姦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至昨天出事，他剛剛被刑滿釋放不足十天。”
“大半輩子在監獄裡過的啊。”大寶嘆道，“這就是一個窮凶極惡之人啊！死不足惜，死不足惜！”
“不足十天？”我沉吟道。
“因為死者已經沒有什麼親屬了，所以他被刑滿釋放後，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和誰聯繫過。”主辦偵查員接著介紹，“他所在的城市，距離現場位置大約七百二十公里。”
“我們查了所有的監控，沒有發現死者的行蹤。查了機場、汽車站和火車站，也沒有發現任何線索。”程子硯說，“這麼遠，也不能走過來，不知道他是怎麼過來的。”
“這一切恐怕都要成謎了。”陳支隊說，“死無對證啊，也不知道他究竟想去哪裡，又想去幹嗎？”
“他有同謀啊！”我說。
“不會吧？”青鄉市公安局的一名痕跡檢驗員說，“我們對現場地面勘查了，雖然條件不好，但還是找到幾處死者的足跡。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人的足跡了。”
“既然地面有可以留下足跡的條件，那麼如果有同謀，不留下足跡的概率很小。”林濤說。
“同謀不一定和他一起啊。”我說，“你們想一想，一個文盲，有本事製造這種武器嗎？你們會嗎？”
“會不會是在監獄裡學的？”有人問道。
我說：“即便是在監獄裡學了，他出來以後，連個親屬都沒有，去哪裡找工具機做火箭筒？又去哪裡找火藥？而且，十天時間，跨越了七百多公里，他又是怎麼做到的？”
“只要有同謀，即便他們的犯罪中止了，我們依舊要深挖到底。”陳支隊顯然已經同意了我的觀點，說，“我們絕對不能留下這麼巨大的社會安全隱患逍遙法外。”
“只是，很難查啊。”陳詩羽說。
我想了想，轉頭對程子硯說：“如果死者是駕駛摩托車的話，會不會有可能躲過視頻監控？”
“完全有可能。”程子硯說，“昨天晚上你們去復勘現場的路，就沒有監控。”
“那就是了。”我說，“第一，我在屍檢的時候，發現死者的手部關節處有凍瘡，他穿的衣服也非常厚。這個天氣，穿這麼厚，還有凍瘡，最大的可能，就是死者騎摩托車風餐露宿，長途奔波。第二，死者既然是來試射火箭筒的，因為沒有目標物，所以沒有安裝彈珠，說明他還有其他的火藥和彈珠尚未使用。而死者身上除了一些錢，並沒有其他的東西，那麼這些備用的火藥和彈珠應該有存放的地方。”
“那是不是同謀發現出事以後，就把車騎走了？”陳支隊說，“我們是不是要部署人員對周邊所有的摩托車進行徹查？”
我點點頭，說：“徹查是肯定需要的。但是，我總是覺得他的同謀不應該在他身邊。林濤剛才說了，現場沒有其他人的足跡。另外，如果是兩個人共騎一輛摩托車的話，這些雜物他往哪裡放？空間不允許啊。”
“有道理。”陳支隊說，“也就是說，他的同謀可能和他各自騎一輛車，或者，他的同謀並沒有和他同行。”
“無論哪種情況，死者的摩托車都應該在現場附近沒有被人騎走。”我說。
“看來現場要擴大搜索了。”陳支隊說，“不過這幾天我們的偵查員一直在現場周圍走訪調查，並沒有發現可疑摩托車。是不是他的同謀沒有和他同行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我點點頭，說：“贊同。我們在屍檢的時候，發現死者的棉馬甲口袋裡有一千多元嶄新的鈔票。死者既然剛剛從監獄裡放出來，又沒有親屬家人，這些錢是哪裡來的？如果他的同謀和他同行，有必要給他這麼多錢生活嗎？放在自己身上豈不是更好？”
“事不宜遲，我們抓緊時間對現場外圍擴大搜索吧！”陳支隊說，“你們熬了一夜，趕緊回去休息吧。”
我們幾個人同時搖頭，說：“不，現場搜索是我們的職責，不找到涉事摩托車，我們也不放心啊。”
數輛警車第三次返回現場，除了之前的那些現場勘查的警察，這次還多了一條史賓格犬。
“怎麼又是它？”大寶又蹲到了史賓格的旁邊，開始玩它的耳朵。
“不是你說的那條犬了。雖然長得差不多，但這一條是搜爆犬。”訓導員笑著說，“上次那條，脾氣好，這條可就沒那麼和善了。”
大寶抬著頭聽完訓導員的話，低頭一看，這條史賓格果然齜著牙瞪著大寶，嚇得大寶一個踉蹌差點兒坐到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