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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經·周頌》中有一篇《清廟》是講祭祀祖先的文章。後來《毛詩序》,一本專門為詩經作序的作品中提到,清廟正是祭祀的文王。

  所謂「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

  這首詩要如何下筆,只需要明白這文王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文王指的是周文王姬昌,也是商朝的開創者,殷朝末年,天下動盪,當時還是西伯的他,招賢納士,攻伐殷紂,奠定了周一統中原的基礎。所以在周朝的百姓眼裡,這位文王始終是一名威德具備,不可超越的開國君主。

  《詩經》裡面有相當大的詩篇都是讚美這位文王,周頌的頌字也是歌頌的意思,明了這個,這首詩的主旨也不讓人意外了。

  謝舒並不奇怪會試中會出現這樣的題目,畢竟會試的錄取名單還是需要皇帝來批覆的,也就是說皇帝很有可能會親自查看試卷。

  而翰林院如此明顯的出題用意,從側面的一定角度說明了這位皇帝的風格。

  不過謝舒對於這種應制詩並不排斥,在有限的發揮餘地里,能寫出精彩的文字也不失為一種挑戰。

  而賦的題目比起剛才的詩更要直白,以《周以宗強賦》為題,此句出自《史記序》「管蔡世家」:周公主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強,嘉仲改過。

  說的便是周朝怎麼興盛繁榮的事情。

  這也不算難,謝舒直接把格式先寫好,第一行只用寫「奉」字,第二行才寫題目。

  至於試論往往出題的範圍都要寬泛許多,不僅限於四書五經,對於考生而言,是一道難題。

  同時,論題雖然也有命題,但比起詩賦沒有那麼嚴格的韻律,靈活性和自主性大了許多。

  謝舒看了此次論題的題目,輕吸了一口氣,果然並非出自四書五經,是選自《漢書東方朔傳》的一段話。

  題目則是《文帝道德仁義如何》。

  這題目看似和剛才的詩賦的風格差不多,不過謝舒很快就發現,這兩者其實大相逕庭!

  首先詩賦的題目要模糊許多,考察了應試者對經義的掌握程度和運用能力,不過只要熟知這些典故,就能明白詩賦的內容該如何作答了。

  試論卻不然,雖然清楚地寫明了要論的人是文帝,但是主旨是相當曖.昧的,這個題目也是極其少見的疑問句,也就是說,需要考生通過這段截取的史實來論證文帝的道德仁義。

  既是漢書,那麼文帝當然指的是那位開啟了「文景之治」 的漢文帝。他即位之後,勵精圖治,興修水利,厲行節儉樸素,向來被認為是一位明君,而且截取的這段《東方朔傳》中,東方朔規勸武帝,便是以文帝的風範為例。

  謝舒手心微微出汗,他這時知道這題難在何處了,難就難在如何論證!

  因為文帝在眾人眼中,本就是一個仁君,那麼又有什麼論證的必要呢?而且試論講究破題和立意,破題是理論的出發點,所謂一篇之意,皆涵於此。

  但這篇不僅要破題出彩,立意也要尤其獨特,方才能夠脫穎而出啊!

  謝舒細細回憶他曾經看過的史學研究,這世上沒有完美的人,漢文帝當然可以稱得上是仁慈之人,但只要為君者,就不可能完全仁慈。

  至少在兩件事上,足以讓人詬病,一是出爾反爾曾答應過封功臣為王,可最後卻趕盡殺絕,二是為了收攏權力,將當時的丞相周勃屈打成招,含冤落獄。

  這些又哪裡算得上仁義道德呢?

  這樣寫,確實立意特別。

  但謝舒的筆尖停留在空中遲遲不願落筆,他的腦海里再次響起了姜鴻的話語。

  老師曾經說過,科舉場上瞬息萬變,要慎之又慎。

  故見題目莫先於認題意,認題意,莫先於識本原。

  那麼他應該要確保的是所交的這份答案讓所有人都滿意。

  謝舒苦思冥想許久,忽然心中一動,筆尖重重落下,這樣寫到:「文帝本是仁厚之君,故其道德義皆是從仁之來,向使文帝無此仁......」①

  直到申時,謝舒才將前面的詩賦和經義寫完,中午他只是草草吃了些自己帶來的乾糧,但絲毫不覺得飢餓,反而精神奕奕,再度打開策問的卷子。

  這時離考試時間只剩下一個時辰了。

  此次的策問和會試不同,除了第一道問的是經史,其他兩道都是問的時務。

  第二題問為治國之本的農業,事關農耕,第三題就吏治弊病等問良方,事關吏治。

  這兩道題都很有針對性地就國家的政策弊端提出了問題,這樣的策提傾向之前姜鴻已經預測過。

  而這兩道題謝舒也不陌生,老師這些日子以來,在時政這一塊,讓謝舒花費的功夫最多。

  士農工商,是民眾之本,而吏治國政,更是社稷的基礎。時策的意義除了能夠觀朝政的得失,也要知道百姓的疾苦,這才是策論和時務結合的意義,而非單一以經義為題。

  謝舒在草稿上將要寫的幾個點都琢磨了一下,再下筆的時候,幾乎沒有停頓過。

  等將所有的試卷都答完,謝舒仔細檢查一番,確認韻律都寫對了,格式也都正確方才作罷。

  從考棚出去的時候,已是黃昏了。

  天邊雲霧蒸騰,金燦燦的霞光熊熊燃燒,點燃了一道明亮不息的火焰。

  考試一結束,周圍那些喧囂沸騰的聲音變得真實起來,但所生的歡喜和煩惱卻模糊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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