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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瑪麗出版了她最著名的著作《女權辯護：關於政治和道德問題的批評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其中抨擊了把婦女保持在“無知和奴隸式依附”狀態中的教育限制，將婚姻描繪為“合法的賣淫”，尤其反感婦女自甘沉淪於依附甚至奴性狀態，認為男人的權利同婦女的權利是一體的和同一的，要獲得社會平等，必須消滅教會、廢除軍階制，更要革除君主專制。
這些激進的觀念引起了廣泛爭議和廣泛反感，男人們突然發現，這種思想極為危險，極力抹黑這本著作和作者。
而在此時，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不明智的陷入了幾段不名譽的感情，先是跟一位有婦之夫糾纏不清，接著又跟一位美國來的狡猾的騙子同居，未婚生下了女兒范妮，但這個英俊的騙子很快就拋棄了瑪麗母女。
絕望的瑪麗幾次試圖自殺未果，之後與哲學家與政治學者威廉·戈德溫結婚，在生下次女瑪麗·戈德溫之後，因產褥熱去世，年僅38歲。
這樣，一位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留下了一個私生女和一個婚生女，帶著她未完成的事業進了墳墓。
她去世後的第二年，1798年，威廉·戈德溫出版了《女權辯護作者傳》，其中提到了她的幾段不名譽的感情，這種愚蠢的做法致使瑪麗的聲譽遭到了極大的貶低，而戈德溫也沒有好在哪裡，人們認為瑪麗已經死了，作為丈夫的人不該將逝去的妻子的隱私暴露在人前。
而戈德溫即將再次結婚，這次的妻子更糟糕，未婚而生有兩個孩子，戈德溫再次遭到了朋友的指責和疏遠，當年不喜歡瑪麗的那些人，現在認為戈德溫居然覺得這個女人可以取代瑪麗是一件荒唐的事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終於在死後數年獲得了丈夫的朋友們的認可，當然，她可能根本不介意會不會被他們認可。
愛麗絲默默聽著這些八卦，覺得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生可真是豐富多彩，不幸，艱難，並且，仍然無法擺脫女性的悲慘命運。
威廉·戈德溫算不上是個好男人，但似乎也沒有太大的過錯，據說他的本意是讓人們了解瑪麗的一生，認為傳記應該如實描述一個人的一生，但沒有想過，因此他就成了那個公開亡妻“醜聞”的愚蠢的丈夫。
不算過錯，但這樣的男人，絕對算不上聰明人。
第二天，就這個問題，她跟奧利弗、伊沃、拜倫討論了很久。
拜倫認為戈德溫確實算不上是個聰明人，他應該至少等上20年再出版瑪麗的傳記，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提出的觀念太過超前激進，人們的接受能力有限，絕大部分人不會理解更不可能接受她的理念，會認為她就是一個該死的讀了太多書的麻煩女人。
伊沃認為，戈德溫算不上是個紳士。
奧利弗覺得戈德溫的想法算不上有大錯，但如果他多想想，就更應該選擇不要出版瑪麗的傳記。
“他可能是因為錢吧，畢竟人們還是很想知道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平的：她是怎樣的一個人，她經歷過什麼才使得她如此‘偏激’，”愛麗絲做了個表示“引號”的手勢，伊沃打岔問她做這個手勢是什麼意思，兩個人為了這個手勢解釋岔開了1分鐘。
拜倫不耐煩的輕輕踢了一腳伊沃，才讓他住了口。
愛麗絲笑了笑，接著說：“沒有錢萬萬不能，你們應該都知道錢很重要。戈德溫要養兩個年幼的孩子，當然會需要錢，再說，從他的角度來看，對沃斯通克拉夫特也不見得有什麼愛情了。”
拜倫贊同，“如果真的很愛她，就不會願意將她的一切都暴露在別人面前，那很糟糕。”
伊沃就嘆氣，“誰知道到底什麼是愛情呢？”
“我倒是覺得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有些話說的不錯，廢除君主制，算了，這對我們來說可不是好事，廢除君主制也意味著廢除貴族制度。”奧利弗掃了一眼拜倫，“至於她說的，女性應該接受教育，我認為還是不錯的。”
“她說的教育不是現在女孩子接受的‘淑女教育’，而是跟男孩子一樣的均等的教育，女性也應該能去上大學。”愛麗絲說。
“嗯……”奧利弗似乎第一次考慮到這個問題，“你是說，女孩子也在大學裡住宿，跟我們在同一間教室上課？這好像……難以想像。”
他想到了愛麗絲，她接受的教育實際上不遜於大學高等教育，但她仍然無法真正進入大學學習。貴族家庭的女兒實際都是要接受教育的，但多數都是那種淑女教育，像愛麗絲這樣什麼都學，偏偏不怎麼學女孩子的必備技能的女性為數極少，就是貝克福德的女兒，也不能像愛麗絲這樣儘可能多的學習知識。
一方面是家庭不允許，一方面是女孩子自己也沒有那個意識。
學習是辛苦的，是乏味的，是枯燥的，哪有學習彈琴畫畫唱歌跳舞有意思呢，也就只有繡花太耗時間，不怎麼好玩。
愛麗絲會成為第二個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嗎？她好像沒那麼激進，她的成長環境比沃斯通克拉夫特好太多了，於是也就不會產生要跟全世界對抗的這種激烈的思維方式，這應該算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