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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尋門戶，陝北將去某家串門會親友叫「尋門戶」，也叫「過事情」見下條注釋。
② 過事情，陝北將過「紅」、「白」事，給小孩過滿月，給老人祝壽等統稱「過事情」。
政治、經濟、文化、地理及自然條件等方面，不但對民歌體裁形式的產生發生巨大影響，也對民歌的藝術風格發生著影響。如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開展之前，所產生的民歌大都是哀哀之聲，而革命鬥爭開展後產生的民歌，其氣勢就高昂、雄壯多了，調子明快多了。自然環境的影響也是這樣。陝北山大溝深，山包連綿起伏，加之水土流失嚴重，一般的山都裸露著黃土岩石，稍有一點風，便要起土，特別是春夏兩季，大風颳來，黃天黃地，遮天蔽日，而它的民歌也就有著一股土溜溜的味兒；陝北的山包與山包之間相距較遠，過去勞動生產多以個體為主，人們平日隔溝交談都是放開嗓門，一字一拖腔，須好半天才能傳入另一人的耳朵里，這就使得陝北民歌的曲調有了一種高昂、悠揚、一字
兩字一拖腔的特點。假如把輕柔的江南民歌拿來在陝北大山里唱，那細膩之聲有誰能聽得清呢？反之，到江南一帶的稻田裡去唱陝北民歌，那「攔羊嗓子回牛聲」也會嚇人一跳的。
陝北所處的地理位置對陝北民歌的風格也有著一定的影響，這一點在曲調方面反映較明顯。如三邊、神府一帶的民歌就帶有爬山歌的味道，延安以南，特別是黃陵、宜君一帶的民歌又帶有關中民歌的味道。語言也極為接近，如黃河沿岸，特別吳堡、佳縣一帶的民歌，山西腔就很濃，甚至一些歌原本就是山西民歌，只是傳進來後被加工改造了。
陝北民歌每一體裁、形式的發展變化，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幾千年來，隨著歲月的推移和時代的變遷，人民往往根據不同的需要而改填著新詞、修改調整著曲調，以適應新的生活內容，民歌就這樣世世代代不停地更新變化著。僅從人所共知的《東方紅》這首歌中，我們就可以尋找到這種變化的蹤跡。
《東方紅》原名叫《移民歌》。一九四三年，民間歌手李有源創作了《移民歌》的第一段：「太陽升，東方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不久，佳縣移民隊在向延安進發的路上，擔任副隊長的李增正（李有源的侄子）唱起了這首歌，隨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湊了一路，創作了這首《移民歌》：
山川秀，天地平，
毛主席領導陝甘寧。
迎接移民開梢林呼兒咳喲，
邊區遍地是黃金。 ……
後又改為現在的《東方紅》。而《移民歌》又是在《騎白馬》這首歌的曲調上填的新詞。《騎白馬》產生於抗日戰爭初期，集中反映了陝北人民一心抗戰的決心。
蕎麥花，紅登登，
咱二人為朋友為個甚？
三哥哥當了八路軍，
一心去打日本。
……
騎白馬，挎洋槍，
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
有心回家看姑娘，
打日本顧不上。
而這首《騎白馬》又是在傳統民歌《誰也不能賣良心》的基礎上改填的新詞。原歌是這樣的：
煤油燈，明又明，
紅豆角角雙抽筋。
紅豆角角雙抽筋呼咳喲
誰也不能賣良心。
從一首純粹的情歌，到歌頌黨的領袖的《東方紅》，短短的十多年間就幾經變化，由此可見民歌與生活的關係之緊密以及民歌繁衍之迅速了。
內容的不斷豐富，又反過來促進了音樂曲譜的變化和發展。如《攬工調》採用的是《哭五更》的曲調，後者是寫一個不務正業的男人的妻子在夜間哭怨丈夫的事，音樂悽苦委婉。而換為《攬工調》詞後，音樂馬上增強了力度，有力地抒發了攬工漢悲憤之情。曲譜旋律雖沒變，但音符的增減和變化還是很大的。另如有名的《高樓萬丈平地起》，以豪邁的氣勢表達了人民對邊區生活，對黨的熱愛之情。但誰能想到，它竟是應用《光棍哭妻》的曲譜呢？
陝北民歌的構成，大體可分為外地傳入的、文人們創作修改的和陝北土生土長的三種類型。
陝北交通極為不便，人口流動量小。外地民歌的傳入，主要靠兩種人：一是商人，二是士兵。由於手工業落後（那個時候的陝北根本沒有工業），人民生活的某些用品要靠外地輸入，如棉花、棉布、鋼針、茶葉、紡織品等。這樣一來，奔走於陝北與山西、關中和其他地方的商人就為數不少。這些商人除將貨物自己開鋪面出售外，多半還是轉給貨郎出售。這些商人帶來了外地的商品，也帶來了外地的民歌，並通過貨郎、腳夫之口傳入民間。靠士兵傳入是怎麼回事呢？陝北自古以來就是邊關要塞，歷來有重兵把守。這些士兵來自各地，自然也帶來了各地的歌，每當他們思念故鄉、思念親人時，民歌這個「鄉音」便成了他們最忠實的旅伴和朋友。如此，外地的歌子也就逐漸傳入了民間。陝北並無茶樹，而採茶類的民歌卻在陝北民歌中出現，就是這個原因。有人試圖從陝北地理和自然的滄桑變化的角度來解釋此現象，看來是徒勞無疑了。另外，據傳明末清初，居住在江浙、特別是金陵一帶的大官宦、大富豪被清政府合家帶口流放於陝北北部，並在那裡扎了根。這大概也是大量外地民歌流入陝北的一個渠道吧？如《下荊州》、《蘇州請客》等。這些民歌雖然為數不少，但在陝北民歌這龐大的「陣營」面前，總還是微小的，加之這些歌反映的是另一個「世界」的生活，所以並未對陝北民歌的藝術
② 過事情，陝北將過「紅」、「白」事，給小孩過滿月，給老人祝壽等統稱「過事情」。
政治、經濟、文化、地理及自然條件等方面，不但對民歌體裁形式的產生發生巨大影響，也對民歌的藝術風格發生著影響。如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鬥爭開展之前，所產生的民歌大都是哀哀之聲，而革命鬥爭開展後產生的民歌，其氣勢就高昂、雄壯多了，調子明快多了。自然環境的影響也是這樣。陝北山大溝深，山包連綿起伏，加之水土流失嚴重，一般的山都裸露著黃土岩石，稍有一點風，便要起土，特別是春夏兩季，大風颳來，黃天黃地，遮天蔽日，而它的民歌也就有著一股土溜溜的味兒；陝北的山包與山包之間相距較遠，過去勞動生產多以個體為主，人們平日隔溝交談都是放開嗓門，一字一拖腔，須好半天才能傳入另一人的耳朵里，這就使得陝北民歌的曲調有了一種高昂、悠揚、一字
兩字一拖腔的特點。假如把輕柔的江南民歌拿來在陝北大山里唱，那細膩之聲有誰能聽得清呢？反之，到江南一帶的稻田裡去唱陝北民歌，那「攔羊嗓子回牛聲」也會嚇人一跳的。
陝北所處的地理位置對陝北民歌的風格也有著一定的影響，這一點在曲調方面反映較明顯。如三邊、神府一帶的民歌就帶有爬山歌的味道，延安以南，特別是黃陵、宜君一帶的民歌又帶有關中民歌的味道。語言也極為接近，如黃河沿岸，特別吳堡、佳縣一帶的民歌，山西腔就很濃，甚至一些歌原本就是山西民歌，只是傳進來後被加工改造了。
陝北民歌每一體裁、形式的發展變化，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隨著生活的變化而變化。幾千年來，隨著歲月的推移和時代的變遷，人民往往根據不同的需要而改填著新詞、修改調整著曲調，以適應新的生活內容，民歌就這樣世世代代不停地更新變化著。僅從人所共知的《東方紅》這首歌中，我們就可以尋找到這種變化的蹤跡。
《東方紅》原名叫《移民歌》。一九四三年，民間歌手李有源創作了《移民歌》的第一段：「太陽升，東方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生存……」。不久，佳縣移民隊在向延安進發的路上，擔任副隊長的李增正（李有源的侄子）唱起了這首歌，隨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湊了一路，創作了這首《移民歌》：
山川秀，天地平，
毛主席領導陝甘寧。
迎接移民開梢林呼兒咳喲，
邊區遍地是黃金。 ……
後又改為現在的《東方紅》。而《移民歌》又是在《騎白馬》這首歌的曲調上填的新詞。《騎白馬》產生於抗日戰爭初期，集中反映了陝北人民一心抗戰的決心。
蕎麥花，紅登登，
咱二人為朋友為個甚？
三哥哥當了八路軍，
一心去打日本。
……
騎白馬，挎洋槍，
三哥哥吃了八路軍的糧，
有心回家看姑娘，
打日本顧不上。
而這首《騎白馬》又是在傳統民歌《誰也不能賣良心》的基礎上改填的新詞。原歌是這樣的：
煤油燈，明又明，
紅豆角角雙抽筋。
紅豆角角雙抽筋呼咳喲
誰也不能賣良心。
從一首純粹的情歌，到歌頌黨的領袖的《東方紅》，短短的十多年間就幾經變化，由此可見民歌與生活的關係之緊密以及民歌繁衍之迅速了。
內容的不斷豐富，又反過來促進了音樂曲譜的變化和發展。如《攬工調》採用的是《哭五更》的曲調，後者是寫一個不務正業的男人的妻子在夜間哭怨丈夫的事，音樂悽苦委婉。而換為《攬工調》詞後，音樂馬上增強了力度，有力地抒發了攬工漢悲憤之情。曲譜旋律雖沒變，但音符的增減和變化還是很大的。另如有名的《高樓萬丈平地起》，以豪邁的氣勢表達了人民對邊區生活，對黨的熱愛之情。但誰能想到，它竟是應用《光棍哭妻》的曲譜呢？
陝北民歌的構成，大體可分為外地傳入的、文人們創作修改的和陝北土生土長的三種類型。
陝北交通極為不便，人口流動量小。外地民歌的傳入，主要靠兩種人：一是商人，二是士兵。由於手工業落後（那個時候的陝北根本沒有工業），人民生活的某些用品要靠外地輸入，如棉花、棉布、鋼針、茶葉、紡織品等。這樣一來，奔走於陝北與山西、關中和其他地方的商人就為數不少。這些商人除將貨物自己開鋪面出售外，多半還是轉給貨郎出售。這些商人帶來了外地的商品，也帶來了外地的民歌，並通過貨郎、腳夫之口傳入民間。靠士兵傳入是怎麼回事呢？陝北自古以來就是邊關要塞，歷來有重兵把守。這些士兵來自各地，自然也帶來了各地的歌，每當他們思念故鄉、思念親人時，民歌這個「鄉音」便成了他們最忠實的旅伴和朋友。如此，外地的歌子也就逐漸傳入了民間。陝北並無茶樹，而採茶類的民歌卻在陝北民歌中出現，就是這個原因。有人試圖從陝北地理和自然的滄桑變化的角度來解釋此現象，看來是徒勞無疑了。另外，據傳明末清初，居住在江浙、特別是金陵一帶的大官宦、大富豪被清政府合家帶口流放於陝北北部，並在那裡扎了根。這大概也是大量外地民歌流入陝北的一個渠道吧？如《下荊州》、《蘇州請客》等。這些民歌雖然為數不少，但在陝北民歌這龐大的「陣營」面前，總還是微小的，加之這些歌反映的是另一個「世界」的生活，所以並未對陝北民歌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