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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小調相比,信天游則篇幅比較短小。(信天游,在與內蒙接壤的地區叫「順天游」,在神木府谷一帶叫「山曲」。)兩句便為一段,可獨成一首,也可按需要與其它首合併為一首。信天游的格式與內蒙的爬山歌十分相似。如:

  信天游:

  老遠聽見個馬蹄子響,

  掃炕鋪氈換衣裳。

  爬山歌

  白菜幫子芋蔓菁根,

  親生的女兒賣給人。

  看來,信天游和爬山歌是兩種相近的姊妹藝術。

  信天游是即興創作的產物,可以根據不同情景自由吟唱。它語言質樸,節奏顯明,韻腳多變,上下句押韻即可,不隔句押韻。現在一些信天游形式的詩、歌採用隔句韻的方式,那不是信天游的傳統方式。信天游上句多主比興或描敘,下句多主點意,一虛一實,抒情色彩極濃。以七字句十字句為基礎,偶然也有所變化。

  有人說,唱信天游多在野外,所以它是「山野之曲」,而小調則是「里巷之曲」,即:信天游是在農村流傳的歌,小調是在城鎮流傳的歌。我以為這個界線的劃分是片面的,它可能符合江南和一些文化較發達地區的情況,但以此來劃分陝北民歌就不大合適了。陝北地處山區,經濟發展較為落後,一般用品都是靠農民自己製造;從商業看,鋪面少而分散,購銷方式主要是靠貨郎串村走社;文化也很落後,在抗日戰爭之前,一個縣也僅有幾所小學校,學生人數極少。那個時候,陝北的縣城都不很大,紅軍長徵到達吳旗鎮時,吳旗鎮僅有十幾戶人家。鎮上的居民大多還是農業人口,或以農為主,兼搞他業。一般縣城裡也有相當一部分這樣的人。這些城鎮是與農村融為一體的,除逢集日外,平日也是冷冷清清。這樣的狀況,很難形成一種「市民文藝」。流行於城鎮的民歌,大多還是從農村傳進的。從內容看,小調多以反映農村生活、農民的事為主,一些描寫大家閨秀、文人、和市民生活的作品,也不全產生於城鎮,大多是外傳進來的和根據戲文、傳說等改編的。這些歌,在城鎮和農村都廣泛流傳。從語言上看,小調和信天游基本是統一的(文人加工的除外),沒有多麼明顯的區別,甚至相互挪用的句、段都很多。如「雙扇扇門來單扇扇開」,「三十里山來二十里川」,「一碗涼水一張紙,誰賣良心誰先死」,在信天游和小調中都多有出現。所以,關於「山野之曲」和「里巷之曲」的劃分是不適用於陝北民歌的。它的小調也是「山野之曲」。它與信天游的區別主要在體裁形式方面:信天游兩句一段,段與段之間可分可合,也可獨為一首,算是一種「散曲」。而小調則基本上算是已經定了型的、「成章」的民歌,每首獨立存在,不可含混。現有些小調中出現句段挪用的狀況,那只是由於演唱者的記憶差錯或有意借調的緣故。

  對此問題,我大膽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供大家討論。

  再談談榆林小曲。榆林,是陝北近代最大的縣城,是陝北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商業的中心。榆林小曲,就是流傳於榆林城內的一種民歌形式。它基本可劃分為兩類:一類,屬於小調的一類變種,只是曲譜有所不同;一類,從它所反映的生活、語言風格以及曲調和演唱形式等方面看,與小調大為不同,以反映城市生活、閨怨情思、香樓哀怨的東西為主,市民味足,語言上也沾上了文縐縐的味兒,看來是一些文人們「辛勞」的結果。比如,有一首《日落西山》,描寫了黃昏時分一位大家閨秀在閨閣內盼念情人的情景,與小調中的《盼五更》十分近似,但語言的差別就大多了。

  先看小調《盼五更》頭一段:

  一更子打一點,

  想起我男人淚漣漣。

  他在那門外做買賣,

  忘記回家看奴來。

  再看榆林小曲《日落西山》頭一段:

  日落西山,海霧瀰漫,

  滿天的星火把燈點。

  許下了一個情人,

  他在哪邊?

  差別是明顯的。

  從演唱形式上看,榆林小曲與其它體裁也大為不同,一般採用座唱、聯唱的形式,有音樂間奏,有領唱,有合唱,段落分明,情緒起伏較大,輕重緩急、曲折反覆,比小調複雜多了。如果說陝北民歌中有「里巷之曲」的話,我看榆林小曲正應當算進去。

  歌舞曲,主要指秧歌活動中各種演唱形式。如船曲、燈曲、拜年調(一些地方又稱大套高蹺)等。這類作品大多是即興之作,有些形式在長期的演唱活動中已形成相對固定的程式,演唱時只須把要唱的內容臨時加進去即可,演唱方式以一領眾合為主。

  從產生的原因及演唱活動的方式看。歌舞曲屬於風俗歌曲範疇。

  二人台,是流傳於神木、府谷一帶的一種民歌形式,與晉西北、內蒙流行的二人台大同小異。二人台,顧名思義,是一種以角色為主的演唱形式,它的角色僅限於兩人,一男一女,一般是扮演一夫一妻,似有戲劇味道。但這種演唱一般是包括在秧歌活動之中的,角色均為秧歌中的裝扮,不再另行化妝,而且這些角色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式,有名有姓者極少,因而它又不能稱作戲劇。從演唱形式看,二人台是民歌、民間舞蹈和民間小戲三類形式的合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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