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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可以說不》：「美國誰也領導不了，美國只能領導自己。日苯誰也領導不了，有時日苯連自己都無法領導。中國誰也不想領導，中國只想領導自己。」
前者是要找回民族自尊自信，後者則飽含憤怒：丫的你美國日苯別來管老子，你們管好自己都難，中國人可以給自己做主！
兩本書里的一些內容也相似，但宋維揚喜歡用事實、數據和理論說話，他這一年多來看了不少國外期刊，查了許多國內外資料，還拜託林南教授幫忙查閱某些美國文獻。而另一本書，則喜歡編段子，吹牛說大話，毫無邏輯瞎寫一通。
宋維揚始終在書里保持著理性，把中國和西方世界的缺點、優點都分析到位。而另一本書，只看到西方國家壞的一面，甚至說：「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著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
吹牛，扯淡！
逆向民族主義者搞雙標，極端民族主義者同樣搞雙標。他們說美國歷史太短，所以膚淺無知沒底蘊；又說新中國才40年歷史，年輕而充滿活力。那麼到底歷史更長一些好，還是更短一些好？
記者跑去採訪很多知名作家，請他們評價這兩本書。
王朔嘿嘿冷笑，似乎誰都看不起。
王小波估計是看在網友的面子上，說道：「《未來屬於中國》讓人思考，《中國可以說不》讓人憤怒。當然，這是對大眾讀者而言。《中國可以說不》只能讓我讀不下去，它缺乏基本的邏輯，就像小孩子的囈語。」
記者只截取了前半段，然後發文說：「著名小說家王小波先生，對當下中國兩本最流行的民族主義書籍進行評價。他說《未來屬於中國》讓人思考，《中國可以說不》讓人憤怒……」
在春節之前，《中國可以說不》狂賣200萬本，盜版是正版的好幾倍，僅江城一地就查獲40萬本盜版。而此時宋維揚的《未來屬於中國》只賣了120萬本，由此可見，憤怒往往比理智更受歡迎。
兩書上市不足20天，就引起國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首先是《亞洲周刊》派記者來採訪，接著是《華爾街郵報》，然後是《紐約時報》、《泰晤士報》、《讀賣新聞》……
國外媒體，幾乎是清一色對《中國可以說不》進行批判，《紐約時報》的標題甚至是《昔日的中國造反者找到了新理由》。而對於宋維揚的書，《紐約時報》的評價是「危言聳聽，盲目自大」，對宋維揚所提出的美國社會問題直接無視。
國外書商們開始狂歡，接下來的半年時間內，就有十多個國家的出版商找到宋維揚，要求購買版權並翻譯發行。
歷史上，《中國可以說不》都能翻譯成八種文字，僅在日苯就賣了10萬本。
高層本來並不重視，但耐不住出口轉內銷啊。這兩本書引起全球關注，說什麼中國的極端民族主義泛起，搞得在華外資企業都有些心慌了。兜兜轉轉，就這樣上了內參，還組織學者對書中內容進行討論研究。
研究結果嘛，說得玩笑話一點，《中國可以說不》的某些社會問題值得關注，但這本書的價值大概就是放在茅廁里擦屁股。
至於宋維揚的《未來屬於中國》，其中關於能源、環境、教育、貿易、工業、外交、網際網路等內容，那是催生出了好些高質量社科論文的。
幾年前的《山坳上的中國》，提出了許多非常實際的社會問題。此書雖然被禁了，但它的作者卻被調去中大科學哲學室搞研究，還被吸納進中國未來研究會做研究員，還創造了一門「中國問題學」。
如今，已經有好幾個社科領域的大牛盯上宋維揚，想把他拉入自己門下親手調教。
第199章 【姦情暴露】
1996年2月4日，立春。
蓉城。
《未來屬於中國》出版已有兩個月零八天，銷量接近120萬冊。不但國內外媒體紛紛上門採訪，各大城市的書商也積極聯繫，想要給宋維揚搞什麼現場簽售會。學校方面，法學院的領導也想讓宋維揚搞演講，談一談他對未來中國的期許。
宋維揚不勝其煩，期末考試一結束，便陪女朋友回蓉城考研。
《中國可以說不》的五位作者則剛好相反，媒體採訪來者不拒，簽名售書每周都搞。最滑稽的是，他們在京城的那場簽售，由於中途賣斷貨了，新華書店居然緊急調來一堆盜版賣給讀者，然後讓原作者在盜版書上簽名。
在非典爆發以前，考研時間並不固定，一般是在1月末，也經常在2月初。這給考研者平添了幾分苦逼，因為往往是春節前後，過年都過不舒坦啊！
就拿92年來說，大年初幾，離元宵節還遠呢，學生們就一個個走進考場。
今年還算不錯，考研結束後剛好能回家過小年。
考點並未封校，宋維揚坐在校園裡，優哉游哉看著書。等林卓韻把英語考完，一本《語言與符號權力》已經被他看了四分之一。
這本書很有些意思，作者布爾迪厄認為，語言交流也是群體權力關係的一種變相表達。任何語言交流、運用和表達，都包含著交流雙方在社會空間、位置的相關因素，比如性別、教育、階層、地點等等。
語言的交流，是不平等的！
首先官方就壟斷著合法化語言，並通過教育加強官方語言的地位。生活中，上司對下級、父母對子女、知識分子對普通民眾等等，都存在語言權力和暴力。同時也可以反過來，比如某競選者做拉票演講，故意說當地方言來討好選民，這叫做「屈尊策略」。「屈尊策略」可以很好的否定和掩蓋語言暴力真相，強化誤識效果，從而強化語言符號暴力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