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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繼續讀下去。《觀察家》雜誌社一位名叫安熱莉克·吉巴爾的記者，似乎看到過警方的調查報告。她的文章主要寫了西恩·洛朗茲那幅畫的損毀，但也同時提到了奧蕾莉亞莊園的其他幾宗入室盜竊案。據她所說，當行兇者離開時，弗朗西斯可能還活著。在文末，她還提到了奧馬爾·拉達德事件的類似情節，聲稱比安卡爾蒂尼曾一度蹭到窗邊，試圖用鮮血在窗玻璃上寫字，似乎他認識行兇者。
這段敘述讓我的血液瞬間凝固。我一直都很喜歡弗朗西斯，在他幫我處理克雷芒被殺事件之前也是如此。他對我很好。一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遭受的痛苦，我就一陣心驚膽寒。
我從這堆文件里抬起頭來。
「劫匪們從弗朗西斯那兒都拿了什麼？」
「只有一樣東西，他收藏的手錶。不過，據保險公司估值，總價至少有三十萬歐元。」
我還記得，弗朗西斯熱衷於收藏手錶，尤其對瑞士品牌百達翡麗情有獨鍾。他收藏了十幾種款式，把它們視若珍寶。我十幾歲時，他常常高興地把手錶拿給我看，還給我講相關的歷史，用他的熱情感染著我。我還記得他收藏的Calatrava系列、超級複雜功能系列，還有傑羅·尊達設計的Nautilus系列。
從今天上午起，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你爸爸是什麼時候搬去奧蕾莉亞莊園的？我之前以為他一直住在這兒。就是旁邊的房子。」
馬克西姆的表情有些尷尬。
「我媽媽去世前，他有時住在這邊，有時住在那邊。奧蕾莉亞莊園算是他的一個地產項目，他投了錢。作為開發商，他給自己留了一座漂亮的別墅。說實話，我始終都懶得去那個地方，甚至在我爸離世後，我都是讓保安打理房子的。我覺得，那裡就是我爸胡搞的地方，他在那兒和情婦約會、叫應召女。有段時間，我甚至還聽說他組織過性愛派對。」
弗朗西斯一直都有色鬼的名聲。我記得他還大講特講過自己的獵艷經歷，只不過我沒怎麼記住那些女人的名字。即便他行為出格，我還是很喜歡他。這種喜歡有些情不自禁，因為對我來說，他仿佛是個囚徒，被複雜、扭曲的人格所困的囚徒。他的法西斯式謾罵、大男子主義和反女權主義言論由於過於極端而顯得不夠真實，而且似乎和他的實際行為並不相符。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馬格里布人，跟他關係很好。他是個作風老派的老闆，當然，有些家長式的專制，但絕對是讓手下靠得住的人。至於對待女性，母親曾有一天對我說，他公司的所有要職都是女性員工擔任的。
我的腦海里掠過一段記憶，隨後是更為遙遠的另一段。
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香港。我三十三歲。我的第三本小說剛剛出版。經紀人給我在亞洲安排了幾場簽售，地點分別是河內的法國文化中心、首爾的頂級高校梨花女子大學，還有台北的信鴿書店和香港的歐陸法文圖書公司。在文華東方酒店二十六層的酒吧里，我和一名記者相向而坐，窗外是一望無際的香港天際線。我久久凝視著一個男人，他就坐在離我們十幾米遠的地方。那是弗朗西斯，但我當時並沒有認出他來。他正在讀《華爾街日報》，身上的西裝剪裁完美，說著一口足夠流利的英語，毫不費力地和服務生聊著日本威士忌和蘇格蘭調和威士忌的區別。過了一會兒，專欄記者發現我已走神許久，面露慍色。我趕緊回過神來，絞盡腦汁，用一個還算巧妙的回答回應了她的提問。而當我再次抬起頭時，那人已離開了酒吧。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還沒滿十六歲。父母、哥哥和姐姐都去西班牙度假了，我獨自在家複習語文。我喜歡這種獨處的清靜。從早到晚，我都沉浸在教學大綱羅列的書單里。每讀完一本書，我就馬上想要讀下一本；那就好比一次次發現之旅，邀你深入探究字裡行間的音樂性和畫面感，反思其中蘊含的現代意義。一天，快到正午時，我出去取信，發現郵遞員把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投進了我家的信箱。我決定馬上把信給他送過去。由於我們兩家房子間沒有隔斷，我直接從比安卡爾蒂尼家的後院走進去，穿過了草坪。有一扇落地窗是開著的。我沒吱聲就進了客廳，打算把信封放在桌上就走。突然，我發現了坐在扶手椅里的弗朗西斯。他沒有聽到我進來的聲音，因為迷你收音機里正播放著舒伯特的即興曲。這本身就很奇怪，要知道，在這座房子裡，能被提到的音樂人往往只有米歇爾·薩爾杜[2]和約翰尼·阿利代[3]。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弗朗西斯正在讀書，而且不是隨便一本什麼書。我雖然沒有走近，卻能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封面：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我目瞪口呆。弗朗西斯一直大肆聲稱自己這輩子從未讀過一本書。他四處宣揚對知識分子的鄙夷，說他們生活在泡沫里，而自己卻從十四歲起就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我踮著腳尖走了出去，滿腦子都是疑問。我曾見過無數個想把自己偽裝成聰明人的傻瓜，卻頭一回看到一個想把自己塑造成傻瓜的聰明人。
「爸爸，爸爸！」
叫喊聲打斷了我的回憶。草坪的另一頭，埃瑪和路易絲正向我們跑來，我母親就在她們身後。我下意識地合上文件，以及文件里蘊藏的恐怖。當兩個小姑娘跳進她們爸爸懷裡時，母親對我們說：
這段敘述讓我的血液瞬間凝固。我一直都很喜歡弗朗西斯，在他幫我處理克雷芒被殺事件之前也是如此。他對我很好。一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所遭受的痛苦，我就一陣心驚膽寒。
我從這堆文件里抬起頭來。
「劫匪們從弗朗西斯那兒都拿了什麼？」
「只有一樣東西，他收藏的手錶。不過，據保險公司估值，總價至少有三十萬歐元。」
我還記得，弗朗西斯熱衷於收藏手錶，尤其對瑞士品牌百達翡麗情有獨鍾。他收藏了十幾種款式，把它們視若珍寶。我十幾歲時，他常常高興地把手錶拿給我看，還給我講相關的歷史，用他的熱情感染著我。我還記得他收藏的Calatrava系列、超級複雜功能系列，還有傑羅·尊達設計的Nautilus系列。
從今天上午起，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
「你爸爸是什麼時候搬去奧蕾莉亞莊園的？我之前以為他一直住在這兒。就是旁邊的房子。」
馬克西姆的表情有些尷尬。
「我媽媽去世前，他有時住在這邊，有時住在那邊。奧蕾莉亞莊園算是他的一個地產項目，他投了錢。作為開發商，他給自己留了一座漂亮的別墅。說實話，我始終都懶得去那個地方，甚至在我爸離世後，我都是讓保安打理房子的。我覺得，那裡就是我爸胡搞的地方，他在那兒和情婦約會、叫應召女。有段時間，我甚至還聽說他組織過性愛派對。」
弗朗西斯一直都有色鬼的名聲。我記得他還大講特講過自己的獵艷經歷，只不過我沒怎麼記住那些女人的名字。即便他行為出格，我還是很喜歡他。這種喜歡有些情不自禁，因為對我來說，他仿佛是個囚徒，被複雜、扭曲的人格所困的囚徒。他的法西斯式謾罵、大男子主義和反女權主義言論由於過於極端而顯得不夠真實，而且似乎和他的實際行為並不相符。他的大部分工人都是馬格里布人，跟他關係很好。他是個作風老派的老闆，當然，有些家長式的專制，但絕對是讓手下靠得住的人。至於對待女性，母親曾有一天對我說，他公司的所有要職都是女性員工擔任的。
我的腦海里掠過一段記憶，隨後是更為遙遠的另一段。
那是在二〇〇七年的香港。我三十三歲。我的第三本小說剛剛出版。經紀人給我在亞洲安排了幾場簽售，地點分別是河內的法國文化中心、首爾的頂級高校梨花女子大學，還有台北的信鴿書店和香港的歐陸法文圖書公司。在文華東方酒店二十六層的酒吧里，我和一名記者相向而坐，窗外是一望無際的香港天際線。我久久凝視著一個男人，他就坐在離我們十幾米遠的地方。那是弗朗西斯，但我當時並沒有認出他來。他正在讀《華爾街日報》，身上的西裝剪裁完美，說著一口足夠流利的英語，毫不費力地和服務生聊著日本威士忌和蘇格蘭調和威士忌的區別。過了一會兒，專欄記者發現我已走神許久，面露慍色。我趕緊回過神來，絞盡腦汁，用一個還算巧妙的回答回應了她的提問。而當我再次抬起頭時，那人已離開了酒吧。
一九九〇年春天，我還沒滿十六歲。父母、哥哥和姐姐都去西班牙度假了，我獨自在家複習語文。我喜歡這種獨處的清靜。從早到晚，我都沉浸在教學大綱羅列的書單里。每讀完一本書，我就馬上想要讀下一本；那就好比一次次發現之旅，邀你深入探究字裡行間的音樂性和畫面感，反思其中蘊含的現代意義。一天，快到正午時，我出去取信，發現郵遞員把弗朗西斯的一封信投進了我家的信箱。我決定馬上把信給他送過去。由於我們兩家房子間沒有隔斷，我直接從比安卡爾蒂尼家的後院走進去，穿過了草坪。有一扇落地窗是開著的。我沒吱聲就進了客廳，打算把信封放在桌上就走。突然，我發現了坐在扶手椅里的弗朗西斯。他沒有聽到我進來的聲音，因為迷你收音機里正播放著舒伯特的即興曲。這本身就很奇怪，要知道，在這座房子裡，能被提到的音樂人往往只有米歇爾·薩爾杜[2]和約翰尼·阿利代[3]。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弗朗西斯正在讀書，而且不是隨便一本什麼書。我雖然沒有走近，卻能看到映在窗玻璃上的封面：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的《哈德良回憶錄》。我目瞪口呆。弗朗西斯一直大肆聲稱自己這輩子從未讀過一本書。他四處宣揚對知識分子的鄙夷，說他們生活在泡沫里，而自己卻從十四歲起就在工地上累死累活。我踮著腳尖走了出去，滿腦子都是疑問。我曾見過無數個想把自己偽裝成聰明人的傻瓜，卻頭一回看到一個想把自己塑造成傻瓜的聰明人。
「爸爸，爸爸！」
叫喊聲打斷了我的回憶。草坪的另一頭，埃瑪和路易絲正向我們跑來，我母親就在她們身後。我下意識地合上文件，以及文件里蘊藏的恐怖。當兩個小姑娘跳進她們爸爸懷裡時，母親對我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