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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讓她大跌眼鏡的是，岑佩英畢業那年真的認識了一些外國人，而後沒多久就和他們說要去美國發展。
臨走時，蘇一燦的父母都去機場送別了她，告別的時候，岑佩英擁抱了郭春華，在她耳邊說：「我爸媽知道我要出國了，讓我回去一趟，我回去了，以為他們是要送送我。」
她哽咽了一下說：「結果他們讓我出國後苦了錢記得寄回去，如果我不寄，以後就別回去了，春華，我沒有家了，不走也不行了，出去以後我一定會出人頭地。」
轉身前她眼裡噙著淚，卻始終沒有讓眼淚掉出眼眶，帶著傲骨和倔強離開了這片祖國大地。
第二年蘇一燦媽媽收到了岑佩英的信，信中岑佩英告訴她，她結婚了，丈夫是個美國律師，工作穩定，他們的婚禮是在教堂舉行的，她搬進了丈夫的大房子，房子前有很寬的草坪，他們還養了只大狗，叫Quella。
九十年初期，香港澳門還沒回歸，很多人家裡連電話機都沒有，蘇一燦父母每月的工資只有兩百多，還住在單位分配的平房宿舍里，總共也就十幾平，他們讀著岑佩英的信，感慨生活水平的差距，那時蘇一燦的媽媽已經懷了她，她給岑佩英回信將這個喜訊分享給了她。
她們約定如果以後生的小孩性別不同的話，就定個娃娃親，起初幾年蘇一燦的媽媽還會問問她肚子有沒有動靜，可三四年過去了，岑佩英始終沒有懷上，她們之間便沒再提過娃娃親這個玩笑話。
只知道後來岑佩英在那裡完成了碩士學業，考取了執照，成為了一名牙醫，收入還不錯，不久也取得了綠卡，如她走時所說，她在那個異國他鄉終於出人頭地，有了立足之本。
蘇一燦一家搬去了爸爸新分的房子，家裡變得寬敞了，裝上了電話機，黑白電視，還有單門冰箱，郭春華將家裡的電話號碼寫信告訴了岑佩英，只是她一直沒有給他們來過電話。
澳門回歸的第二年，他們有一天意外接到了岑佩英從大洋彼岸打來的電話，她激動地說今天去唐人街見朋友，從電視上看見轉播的《七子之歌》，港式奶茶店裡很多華裔都在哼唱，她丈夫奇怪地看著她掉眼淚，她笑說他們老外不懂，那是她去美國的第八個年頭，她說她懷孕了，是個男孩，小傢伙身體裡有中國人的血，如果以後有機會，希望帶他回國看看。
蘇一燦父母得知這個消息都替她開心，在那以後聽說她的美國丈夫辭去了工作，自己創辦了公司，再之後的一天，他們收到了兩套Baby Dior的小裙子還有一枚昂貴的寶石戒指，這是郭春華寄給蘇一燦的十歲生日禮物。
在那個年代，整個寧市都沒有Dior專櫃，精美的包裝盒和那枚價值不菲的戒指承載著岑佩英當年對郭春華一家的感激。
再後來的十幾年裡，中國飛速發展，蘇一燦家買了車，換了液晶彩電，再後來搬去市區住上寬敞的電梯房，可是和岑佩英卻漸漸斷了聯繫，縱使這樣，他們始終相信岑佩英在國外一定也有美滿的生活，她的人生會以另一種燦爛的模式開啟。
直到這次去邁阿密先後拜訪了岑蒔的父親和岑佩英在那的華裔朋友後，他們才了解了那段不為人知的過往。
岑佩英剛到美國就被中介騙光了錢，窮困潦倒的時候睡過大街，吃過剩飯，但她頭腦聰明，知道要往華裔扎堆的地方鑽，沒多久有家餐飲店的老闆見她可憐，答應讓她可以打工賺取報酬。
岑佩英個子高，長相白淨，餐飲店老闆對她多少有些意思，可是岑佩英的志向並不是當個餐廳老闆的情婦，或者上位當老闆娘。
當她得知那個老闆還有家店在塔拉哈西商場附近，是家很高檔的餐廳後，岑佩英利用老闆對她的好感，兩個月後就成功調到了那家店。
店裡經常會來一些精英人士，岑佩英會留心觀察這些客人的喜好和職業，她總能投其所好將客人照顧好，因此贏得了不少客人的好感。
在調去新餐廳的第三個月，她結識了岑蒔的父親，那個年輕有為，家庭背景較好的律師先生，但這位律師先生起初對這個中國姑娘並不在意，他習慣每天下午三點來店裡喝杯咖啡，岑佩英就日復一日的在他來之前為他準備好贈送的小點心，並保證他一到店裡就能喝上一口溫度適宜的咖啡。
直到律師先生發現他的點心總是和別人不一樣，在其他地方從沒吃過，他叫來岑佩英問她是什麼，岑佩英耐心地告訴他，這叫桂花酥，這是月餅，這是綠豆糕，她告訴他每道點心的故事，律師先生第一次細細端詳這位中國姑娘，問她：「想家嗎？」
岑佩英低著頭，眼裡的水汽看上去楚楚可憐，那天，律師先生記住了這個中國姑娘，並且每天下午過來後都會和她聊上兩句。
一段時間後律師先生結束了出差工作，臨走時他特地去了這家餐廳找到岑佩英告訴她，他要回邁阿密了，問她哪裡可以買到那些小點心。
岑佩英怔愣過後，對著他搖搖頭，他沒明白過來意思，聽見岑佩英聲音很小地告訴他：「那是我自己做的。」
律師先生點點頭與她告別，卻在離開十幾分鐘後突然折返回來，立在餐廳門前，看著岑佩英忙碌的身影，笑著問她：「你願意和我一起走嗎？」
岑佩英和律師奧森回了邁阿密結婚了，她住上了大房子，過上了不用風餐露宿的日子，可是鄰居們不太喜歡這個中國太太，經常會因為雞毛蒜皮的事情對她惡言相向，奧森的父母都是白人精英階層，也無法擺脫那骨子裡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雖然表面上還說得過去，但岑佩英能感覺出來他們的排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