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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盧門特里特的恐懼還是發生在希特勒遇刺之後的特殊時期。而在蘇聯，是一種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常態。上至蘇共中央書記，下至平民百姓，強大的蘇聯是一個令人心驚膽戰的危險國家。被解除了國防部長職務後的朱可夫元帥，作為秘密警察監視的對象，克格勃甚至把竊聽器裝到了他的臥室，連他和老婆的談話，也出現在了克格勃頭子和赫魯雪夫的案頭。因為害怕被竊聽，戈巴契夫自1978年當上蘇共中央書記那天起，和妻子從不在家裡談重要的事情。這還已是後史達林時代了。
而在史達林時代，當官簡直是玩命的職業——玩人之命，也被人玩命。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布爾加寧就說：“你以一個朋友的身分來到史達林的席間，然而你從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裡去還是要被車子接走——送到監獄裡去！”莫洛托夫是蘇聯的二號人物，可他的老婆、蘇共中央候補委員波林娜·謝苗諾夫娜被逮捕、流放，他甚至不敢向史達林求情，也不敢施之援手。1935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個人，在三年裡被弄死3個。史達林稱1936年蘇聯憲法是“世界上惟一徹底民主的憲法”，可是三十名蘇聯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過半是被鎮壓掉的，其中包括曾在國外抽鋼筆時還說過“憲法是用這枝筆寫成的”布哈林。1934年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1108名被捕，大部分被處決。1935年進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26名人民委員，20人在鎮壓中喪命，1938年初進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28名成員，有20人死於非命。
不僅要鎮壓，還要肆意羞辱。聯共（布）中央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圖哈切夫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些曾叱詫風雲的大人物，描繪成“人類渣滓”“匪幫”“走狗”“惡棍”“小丑”“蟲子”“廢物”。史達林親自審定修改的《史達林傳略》，則稱“布哈林、托洛茨基暴徒分子”是“人類蟊賊”。
在強大的國家面前，這些曾令山河變色的軍政大佬，輕於鴻毛，賤於糞土。在1939年3月俄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上，史達林親自加寫：“國外有些報刊報界人物胡說什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羅森霍爾茨、布哈林和其他惡棍之類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從蘇維埃組織清除出去，似乎就‘動搖了’蘇維埃制度，引起了‘瓦解’。這種胡說八道只配加以恥笑。”“1937年判處槍決了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博列維奇和其他一些惡棍。在這以後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所有參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1938年初，判處槍決了羅森霍爾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惡棍。在這以後進行了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選舉。所有參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請問，這哪裡有什麼‘瓦解’的跡象呢，為什麼‘瓦解’沒有在選舉結果中反映出來呢？”
大人物們尚且如此無足輕重，普通民眾就更是命如螻蟻了。史達林在1932年簽署的一項法令規定：凡從已收割的小麥地里偷走麥穗者，即可判處監禁、勞改和死刑。甚至農民從老鼠洞裡刨出糧食，也要判刑。面對這樣的惡法，倘若再“鐵面無私”“執法如山”，那就如同催命閻羅一樣猙獰可怖了。司法人民委員克雷連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會上大發雷霆：“有個人民陪審員直截了當對我說：‘為四穗麥判刑10年，我實在下不了手。’這是一種從娘胎裡帶來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似乎判刑不該根據黨的政治指示，而該根據‘最高正義’。”對於平民來說，國家強大，也意味著鎮壓之權強大，政權為惡犯罪的能力強大。然而，1934年出籠的第一首以集體農莊為主題的現代歌曲，卻在謳歌“我們沒有見過這樣好時光”！
史達林時代沉痛的經驗表明，專制、極權的強國政權犯罪給本國人民帶來的危害，哪怕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恐怖分子、最殘忍的黑社會人物、最嗜血的匪徒、最貪婪的盜賊，也望塵莫及。甚至政權之惡，甚於敵國。在蘇德戰爭期間，被史達林政權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蘇聯軍人，相當於15個師。據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日後估計，從1929年到1953年，不包括戰爭年代，史達林鎮壓的犧牲品總共有1950萬-2200萬人。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雅科夫列夫也說，“蘇維埃政權期間，全蘇聯因政治原因被殺害、死於監獄和勞改營中的人數，達2000萬-2500萬之多”。史達林政權橫暴之酷烈，以至於給日後見證了蘇聯解體的美國大使馬特洛克，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希特勒入侵蘇聯導致2100萬人喪生，史達林所殺的人比這還要多。”
並且令蘇聯人處境尷尬的是，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豁出性命保衛“祖國”，事實上，蘇德戰爭的勝利成了維護史達林體制的根據。1946年2月9日，史達林在跟莫斯科的選民們說：“戰爭表明，蘇聯的社會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蘇聯的社會制度都要好的社會組織形式。”自此以後，蘇聯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沒有哪個國家敢於對它起入侵之意，國家沒有挨打之憂，可是蘇聯國民卻繼續生活在挨國家之打的恐懼之中。在人民的屈辱和渺小中成就了蘇聯的強大，而蘇聯的強大，反過來又維繫人民的屈辱和渺小。
而在史達林時代，當官簡直是玩命的職業——玩人之命，也被人玩命。曾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布爾加寧就說：“你以一個朋友的身分來到史達林的席間，然而你從不知道你自己能否回到家裡去還是要被車子接走——送到監獄裡去！”莫洛托夫是蘇聯的二號人物，可他的老婆、蘇共中央候補委員波林娜·謝苗諾夫娜被逮捕、流放，他甚至不敢向史達林求情，也不敢施之援手。1935年第一批被授予元帥軍銜的5個人，在三年裡被弄死3個。史達林稱1936年蘇聯憲法是“世界上惟一徹底民主的憲法”，可是三十名蘇聯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過半是被鎮壓掉的，其中包括曾在國外抽鋼筆時還說過“憲法是用這枝筆寫成的”布哈林。1934年蘇共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1108名被捕，大部分被處決。1935年進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26名人民委員，20人在鎮壓中喪命，1938年初進入蘇聯人民委員會的28名成員，有20人死於非命。
不僅要鎮壓，還要肆意羞辱。聯共（布）中央審定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把托洛茨基、布哈林、李可夫、圖哈切夫斯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這些曾叱詫風雲的大人物，描繪成“人類渣滓”“匪幫”“走狗”“惡棍”“小丑”“蟲子”“廢物”。史達林親自審定修改的《史達林傳略》，則稱“布哈林、托洛茨基暴徒分子”是“人類蟊賊”。
在強大的國家面前，這些曾令山河變色的軍政大佬，輕於鴻毛，賤於糞土。在1939年3月俄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上，史達林親自加寫：“國外有些報刊報界人物胡說什麼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雅基爾、圖哈切夫斯基、羅森霍爾茨、布哈林和其他惡棍之類的間諜、殺人兇手和暗害分子從蘇維埃組織清除出去，似乎就‘動搖了’蘇維埃制度，引起了‘瓦解’。這種胡說八道只配加以恥笑。”“1937年判處槍決了圖哈切夫斯基、雅基爾、烏博列維奇和其他一些惡棍。在這以後舉行了蘇聯最高蘇維埃的選舉。所有參加投票的人98.6%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1938年初，判處槍決了羅森霍爾茨、李可夫、布哈林和其他一些惡棍。在這以後進行了各加盟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選舉。所有參加投票的人99.4%是投票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請問，這哪裡有什麼‘瓦解’的跡象呢，為什麼‘瓦解’沒有在選舉結果中反映出來呢？”
大人物們尚且如此無足輕重，普通民眾就更是命如螻蟻了。史達林在1932年簽署的一項法令規定：凡從已收割的小麥地里偷走麥穗者，即可判處監禁、勞改和死刑。甚至農民從老鼠洞裡刨出糧食，也要判刑。面對這樣的惡法，倘若再“鐵面無私”“執法如山”，那就如同催命閻羅一樣猙獰可怖了。司法人民委員克雷連科1933年1月在中央全會上大發雷霆：“有個人民陪審員直截了當對我說：‘為四穗麥判刑10年，我實在下不了手。’這是一種從娘胎裡帶來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似乎判刑不該根據黨的政治指示，而該根據‘最高正義’。”對於平民來說，國家強大，也意味著鎮壓之權強大，政權為惡犯罪的能力強大。然而，1934年出籠的第一首以集體農莊為主題的現代歌曲，卻在謳歌“我們沒有見過這樣好時光”！
史達林時代沉痛的經驗表明，專制、極權的強國政權犯罪給本國人民帶來的危害，哪怕是世界上最危險的恐怖分子、最殘忍的黑社會人物、最嗜血的匪徒、最貪婪的盜賊，也望塵莫及。甚至政權之惡，甚於敵國。在蘇德戰爭期間，被史達林政權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蘇聯軍人，相當於15個師。據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安·沃爾科戈諾夫日後估計，從1929年到1953年，不包括戰爭年代，史達林鎮壓的犧牲品總共有1950萬-2200萬人。曾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雅科夫列夫也說，“蘇維埃政權期間，全蘇聯因政治原因被殺害、死於監獄和勞改營中的人數，達2000萬-2500萬之多”。史達林政權橫暴之酷烈，以至於給日後見證了蘇聯解體的美國大使馬特洛克，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希特勒入侵蘇聯導致2100萬人喪生，史達林所殺的人比這還要多。”
並且令蘇聯人處境尷尬的是，無論是自願還是被迫豁出性命保衛“祖國”，事實上，蘇德戰爭的勝利成了維護史達林體制的根據。1946年2月9日，史達林在跟莫斯科的選民們說：“戰爭表明，蘇聯的社會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蘇聯的社會制度都要好的社會組織形式。”自此以後，蘇聯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沒有哪個國家敢於對它起入侵之意，國家沒有挨打之憂，可是蘇聯國民卻繼續生活在挨國家之打的恐懼之中。在人民的屈辱和渺小中成就了蘇聯的強大，而蘇聯的強大，反過來又維繫人民的屈辱和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