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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戰爭結束我才願意回家。”福阿德曾經對一位同事說道。
福阿德的父親涕泗縱橫，他對中東之眼說：“福阿德喪命的時候，我感覺到全家人都因為失去摯愛而痛苦不已。我體會到父母親手埋葬自己的兒子，回到家之後那種內心空洞、雙手無力的感覺了。”
他繼續說道：“我覺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一直在濫殺無辜。他明明就知道自己不斷奪走無辜百姓還有小孩子的生命。”
“這種痛苦根本不是公寓遭到轟炸或是住家被夷為平地的感覺可以比擬的，這是一種痛失愛子的失落感。”以色列所屠殺的不僅是一位救護車駕駛；他們奪走的是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男子的生命。
阿布·福阿德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巴勒斯坦民眾發起的反抗運動）中遭到攻擊，現在大腦跟大腿里仍有彈片殘留；雖然內心悲痛，但是兒子的工作如此崇高，他也備感欣慰。仍然淚流不止的他說：“即使以色列將我們一個個殺掉，巴勒斯坦、聖城（耶路撒冷）、巴巴拉（一個在1948年遭到種族清洗的巴勒斯坦小鎮），還有海法[1]，這些地區永遠都會活在我們的心中。”
最後一通電話
阿布·福阿德的心中有一個珍貴、開心的回憶。他曾對兒子說：“福阿德，你受了很不錯的教育，我們也幫你辦了很完美的婚禮。不過哪天我死了之後，誰要來付這些貸款？”福阿德回答道：“爸爸，當然是我來承擔。”
但是現在他的父親必須負起所有責任，承擔那些兒子原本一肩扛起的債務。現在他還要幫忙照顧福阿德的妻子跟孩子。
為了承擔兒子生前背負的貸款，阿布·福阿德跨出了痛苦的第一步。他首先到兒子工作、替病患拿取藥品的藥局。他對藥局負責人說要是福阿德在這裡欠了錢，他——阿布·福阿德——一定會代為償還。
然而，“所有人都對我說福阿德欠他們錢，因為福阿德替那些付不出醫藥費的民眾取藥。”
福阿德的一位同事曾問他，假如他被以色列坦克炮彈殺死的話，那會是第幾號死者。福阿德回答道：“絕對是400號以後。”
後來結果揭曉，根據敘法醫院的死者登記簿，福阿德是加沙的第401位罹難者。
不久之前，救難派遣中心的電話響個不停，民眾一直打電話進來求助的時候，福阿德·賈伯就拜託上司，假如他遭遇不測，千萬不要把他的屍體放在停屍間裡面。
這是福阿德生前的願望。五個小時之後，福阿德的遺體被送回家中——他母親表示，福阿德冰冷的額頭、毫無血色的面容，還有死氣沉沉的雙唇，仿佛對全家人訴說著許多心事。
他的妻子烏姆·哈拉表示，福阿德為這份工作犧牲奉獻了一切。
就在他罹難的前一晚，他還打電話給妻子說：“幫我禱告，好好照顧我們的女兒哈拉。”
說到這裡，她不禁眼淚決堤。在停戰期間的一片死寂中，只聽得見烏姆·哈拉的哭聲。這份停戰協議來得太遲了，而那些福阿德投入自己壯盛的生命努力搶救的罹難者，也早已屍體冰冷。
[1]海法目前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第一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士兵入侵海法，於1948年攻占整座城市，造成數萬名巴勒斯坦人逃離此地。
“無人機目睹一切，何以殺害無辜？”
胡薩，加沙南部
遭到炮火蹂躪的診所湧入大批加沙傷員，醫生對內塔尼亞胡提出強烈質疑。
卡穆爾·古達是一位醫師，他的診所位於加沙跟以色列國界邊的小村莊中。古達現在坐在自己開的診所里，周遭全是玻璃碎片和沾滿血跡的床單，還有棄置的醫用手套。
他現在努力打起精神，儘可能忘掉過去一個月鎮上死傷人數突然暴增的這個事實。甚至連那些背著舊傷，試著逃離以色列攻擊的居民也無法躲過這場災難。不僅古達醫生的兄弟姐妹受到傷害，就連他自己也遭受以色列攻擊；古達在治療其他病患的同時，也必須顧著自己身上的傷口。
攻擊行動來得突然，大家都沒有心理準備。7月17日當天，以色列F-16戰機從空中撒下傳單，要鎮上居民在7月20日的陸地侵襲開始前儘速撤離。
“但是7月20日那天，胡薩完全沒有發生任何異狀。所以大家就各自回家，認為幾天前的傳單只是要嚇阻居民的假動作而已。結果7月21日下午，一枚F-16發射的飛彈就落在連接胡薩與其他村落的主要幹道上。”古達醫生說道。
接下來古達醫師詳細地描述了當時駭人的情景，還提道有些人雖然僥倖活下來，但受到傷害住在醫院療養，或是內心遭到極大的創傷。
以色列開始發動炮火的時候，古達醫生就立刻通知國際紅十字會，請他們開救護車來疏散鎮上的居民。
“後來我們達成共識，鎮上的民眾全部都走到路中央，然後救護車就在兩旁護送村民。”
不過胡薩的民眾等呀等，卻連救護車或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影也沒看到。
“我們後來就決定在毫無遮蔽的情況下，一群人徒步走到村子的入口。我們一群大約2000人，全都往以色列坦克車走去。我對以色列士兵說：‘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身上沒有帶任何武器，只需要找一個地方避難就可以了。我們有女人、小孩還有長者，大家只想平平安安地從鎮上撤離。’”
福阿德的父親涕泗縱橫，他對中東之眼說：“福阿德喪命的時候，我感覺到全家人都因為失去摯愛而痛苦不已。我體會到父母親手埋葬自己的兒子，回到家之後那種內心空洞、雙手無力的感覺了。”
他繼續說道：“我覺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一直在濫殺無辜。他明明就知道自己不斷奪走無辜百姓還有小孩子的生命。”
“這種痛苦根本不是公寓遭到轟炸或是住家被夷為平地的感覺可以比擬的，這是一種痛失愛子的失落感。”以色列所屠殺的不僅是一位救護車駕駛；他們奪走的是一個好人、一個善良男子的生命。
阿布·福阿德在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20世紀80年代末期至20世紀90年代初期巴勒斯坦民眾發起的反抗運動）中遭到攻擊，現在大腦跟大腿里仍有彈片殘留；雖然內心悲痛，但是兒子的工作如此崇高，他也備感欣慰。仍然淚流不止的他說：“即使以色列將我們一個個殺掉，巴勒斯坦、聖城（耶路撒冷）、巴巴拉（一個在1948年遭到種族清洗的巴勒斯坦小鎮），還有海法[1]，這些地區永遠都會活在我們的心中。”
最後一通電話
阿布·福阿德的心中有一個珍貴、開心的回憶。他曾對兒子說：“福阿德，你受了很不錯的教育，我們也幫你辦了很完美的婚禮。不過哪天我死了之後，誰要來付這些貸款？”福阿德回答道：“爸爸，當然是我來承擔。”
但是現在他的父親必須負起所有責任，承擔那些兒子原本一肩扛起的債務。現在他還要幫忙照顧福阿德的妻子跟孩子。
為了承擔兒子生前背負的貸款，阿布·福阿德跨出了痛苦的第一步。他首先到兒子工作、替病患拿取藥品的藥局。他對藥局負責人說要是福阿德在這裡欠了錢，他——阿布·福阿德——一定會代為償還。
然而，“所有人都對我說福阿德欠他們錢，因為福阿德替那些付不出醫藥費的民眾取藥。”
福阿德的一位同事曾問他，假如他被以色列坦克炮彈殺死的話，那會是第幾號死者。福阿德回答道：“絕對是400號以後。”
後來結果揭曉，根據敘法醫院的死者登記簿，福阿德是加沙的第401位罹難者。
不久之前，救難派遣中心的電話響個不停，民眾一直打電話進來求助的時候，福阿德·賈伯就拜託上司，假如他遭遇不測，千萬不要把他的屍體放在停屍間裡面。
這是福阿德生前的願望。五個小時之後，福阿德的遺體被送回家中——他母親表示，福阿德冰冷的額頭、毫無血色的面容，還有死氣沉沉的雙唇，仿佛對全家人訴說著許多心事。
他的妻子烏姆·哈拉表示，福阿德為這份工作犧牲奉獻了一切。
就在他罹難的前一晚，他還打電話給妻子說：“幫我禱告，好好照顧我們的女兒哈拉。”
說到這裡，她不禁眼淚決堤。在停戰期間的一片死寂中，只聽得見烏姆·哈拉的哭聲。這份停戰協議來得太遲了，而那些福阿德投入自己壯盛的生命努力搶救的罹難者，也早已屍體冰冷。
[1]海法目前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第一次中東戰爭時，以色列士兵入侵海法，於1948年攻占整座城市，造成數萬名巴勒斯坦人逃離此地。
“無人機目睹一切，何以殺害無辜？”
胡薩，加沙南部
遭到炮火蹂躪的診所湧入大批加沙傷員，醫生對內塔尼亞胡提出強烈質疑。
卡穆爾·古達是一位醫師，他的診所位於加沙跟以色列國界邊的小村莊中。古達現在坐在自己開的診所里，周遭全是玻璃碎片和沾滿血跡的床單，還有棄置的醫用手套。
他現在努力打起精神，儘可能忘掉過去一個月鎮上死傷人數突然暴增的這個事實。甚至連那些背著舊傷，試著逃離以色列攻擊的居民也無法躲過這場災難。不僅古達醫生的兄弟姐妹受到傷害，就連他自己也遭受以色列攻擊；古達在治療其他病患的同時，也必須顧著自己身上的傷口。
攻擊行動來得突然，大家都沒有心理準備。7月17日當天，以色列F-16戰機從空中撒下傳單，要鎮上居民在7月20日的陸地侵襲開始前儘速撤離。
“但是7月20日那天，胡薩完全沒有發生任何異狀。所以大家就各自回家，認為幾天前的傳單只是要嚇阻居民的假動作而已。結果7月21日下午，一枚F-16發射的飛彈就落在連接胡薩與其他村落的主要幹道上。”古達醫生說道。
接下來古達醫師詳細地描述了當時駭人的情景，還提道有些人雖然僥倖活下來，但受到傷害住在醫院療養，或是內心遭到極大的創傷。
以色列開始發動炮火的時候，古達醫生就立刻通知國際紅十字會，請他們開救護車來疏散鎮上的居民。
“後來我們達成共識，鎮上的民眾全部都走到路中央，然後救護車就在兩旁護送村民。”
不過胡薩的民眾等呀等，卻連救護車或紅十字會工作人員的身影也沒看到。
“我們後來就決定在毫無遮蔽的情況下，一群人徒步走到村子的入口。我們一群大約2000人，全都往以色列坦克車走去。我對以色列士兵說：‘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身上沒有帶任何武器，只需要找一個地方避難就可以了。我們有女人、小孩還有長者，大家只想平平安安地從鎮上撤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