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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再回到撫州,一個小時後得到消息說,守衛城門的哨兵在黑夜裡將好幾卡車我們自己的士兵誤認為敵人,於是爭吵起來。卡車上的一個人開了槍,激怒了其他一些人,於是守在城牆一帶的全體哨兵都向這些被信以為真的敵人開槍還擊。引起這次事端的那批人在第三天早上受到了軍法處置。我是很痛惜的,但我認為,為了維護紀律,這是必要的。當我們不能肯定這次事件的性質的時候,我毫不感到驚怕。我的腦子裡只想到兩件事:第一,關於我們軍隊的調動和部署情況的文件決不能落入敵人之手;第二,萬一我自己被俘,我一定要開槍自殺,因為只有一死才能保持清白、體面,也是更可取的一招,因為女人一旦被共匪俘獲,便會受到極大的摧殘和侮辱。

  在除夕,我和我的丈夫到周圍的山上散步,我們見到一棵李樹枝頭開滿了花。真是預示走運的好兆頭!……他小心地採摘了幾枝,我們回家時已是黃昏,我們點燃了蠟燭,他把採摘的花放在小竹籃里,送給了我。多好的新年禮物!我想從中也許你能明白,我為什麼如此願意與他共命運。他具有軍人的勇氣和詩人的敏感。

  這封信轉譯在美國斯特林·西格雷夫著的《宋家王朝》上。

  宋美齡的記述不準確,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缺乏軍事知識,也不懂軍事術語,當時也無人向委員長的夫人去談論事情經過真相。顯然,她把她丈夫描繪成一個營長了。當時,撫州離火線還在百里之外,顧祝同為總司令陳誠為前敵總指揮的北路軍,擁有最精銳的部隊。發生一次誤會戰鬥,絕輪不到蔣介石親自派出“密探”,行營司令部和侍從室緊緊跟隨也用不到蔣介石親自焚燒文件;更用不著蔣介石把警衛部隊都派上前線,只留下一個小衛隊供他組織警戒線。而且把裝甲車寫成卡車。同時,也反映了一向養尊處優的闊小姐和貴夫人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甚至誤談在除夕之時山野里有李樹花開。

  闖出這場禍來,差一點被槍斃的二九四旅旅長後來的國民黨七十九軍中將軍長方靖,在85歲時回憶了這段經歷,看來比較接近真實。他在《六見蔣介石》一書中寫道:

  “……心想,與友軍發生衝突,責任已是不小,侍從室的人出現,說明蔣介石在臨川,這驚‘駕’的罪過,更是非同小可,不死也得脫層皮啊。”

  “正在我惶惶不安之時,蔣介石的侍從參謀(也稱衛隊長)宣鐵吾找來了,他一見面就吐舌搖頭:‘唉呀,老兄你怎麼搞的嘛,竟闖了這麼大的一個禍啊!’說著,把軍帽摘下來扔在桌子上。雖是數九隆冬天氣。他的頭頂上卻在冒熱氣。”

  “我急得直甩手,‘我做夢哩!要知道委員長在臨川,我寧願繞十萬八千里的大彎,決不會從臨川經過啊!’”

  “宣鐵吾一邊拭汗一邊舒展著雙腿,因為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城裡城外來回跑了好幾趟了。他告訴我:‘老先生(侍從官們對蔣介石這麼稱呼)正在視察十三師。因為十九路軍在福州造反,本來要去浦城督戰的;十三師師長萬耀煌請求說:‘十三師官兵都渴望聆聽委員長教誨,請委座對部隊訓了話再走。’所以耽誤了一天。卻碰巧發生了這件事。剛才你們裝甲車上的子彈都飛到城裡來了,老先生以為兵變,蔣夫人直叫快把手槍給她。如果是兵變,她就自殺,決不受辱。唉呀:這禍闖大了。’……”

  “我聽了驚得跌坐在椅子上,半響才說出話來:‘到現在我還不明白怎麼打起來的。裝甲車駛至七里崗,突然遭到襲擊,士兵們說有土匪,有土匪能不打嗎?’宣鐵吾拍著大腿說:‘唉,那是新開到的保定補充旅啊,他們說哨兵命令你們停車,你們不停,他們才開槍。’”

  “我氣得跳起來說:‘天曉得,我們在封閉的裝甲車內,馬達的響聲又那麼大,而且在夜間,哪裡聽得見看得清呢?……”

  由於方靖是黃埔軍校四期生,在蔣介石面前喊了幾聲“校長,校長,學生有下情報告,”才免了死罪交軍法處懲辦,由於顧祝同和陳誠力保,先撤職查辦以示懲戒,而後再官復原職。

  宋美齡坐在沙發椅上,面對熊熊爐火,對於臨川之夜的回憶,在腦海里映現了幾個片段就閃過去了。蔣介石那慘痛而怨恨的喊聲,卻在她耳畔震響不止:

  “背叛,背叛,該死的背叛!……”

  宋美齡不懂軍事,卻知道紅軍渡過了湘江,都是各地方實力派“自保圖存”不為黨國(也就是蔣介石)盡力的結果,這不是一種更隱晦更深刻的“背叛”嗎?

  她安靜地坐著,只覺得心煩意亂,心房淒楚得發脹。她仰望著西斯廷聖母像,深感靈魂的孤獨和寂寞。

  恬靜、純潔、優雅、尊嚴、安詳、美麗的聖母在光耀明麗的天空中,從拉開的天幕間清晰地走向人間,她邁著輕盈堅定的腳步踏在溫柔的彩雲上。她的美麗的面容表現出巨大的內在力量。既表現了對嬰孩的撫愛,同時又帶有幾分對嬰兒未來命運的擔優。

  有一次,蔣介石問她:為什麼叫西斯廷聖母?那個身著沉重法衣的老頭是誰?那右下方虔誠沉默的女人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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