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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沈從文在《夫婦》那篇小說里所寫的,就是被文明、習俗、法律所摧毀的自然。故事是從一個不敢吃帶血炒小雞的城裡人璜的觀點來講的。他到鄉下去為了要治療神經衰弱症。聽見有人叫“捉了一對東西!”他以為是“捉到了兩隻活野豬”。村民圍著看熱鬧。

  原來所縛定的是一對年輕男女。男女全是鄉下人,皆很年輕。女的在眾人無憐憫的目光下不作一聲,靜靜地流淚。不知是誰還把女人頭上插了極可笑的一把野花,這花幾乎是用藤縛到頭上的神氣,女人頭略動時那花冠即在空中搖擺,如在另一時看來當有非常優美的好印象。

  這段文字是《夫婦》這篇小說最重要的一段文字。那一把野花是小說的基調,在小說里一再出現。野花,活野豬都是自然界的“東西”,那一對年輕男女也被叫做“東西”。他們兩人和野花野豬一樣是“自然”的生命。他們兩人體現的自然,就被作者不著痕跡地暗示出來了。

  那一對年輕人大白天在山坳撒野,被一群漢子捉來示眾。為什麼必須捉來,被捉的人和捉的人皆似乎不甚明白。

  璜又看看女人。女人年紀很輕,不到二十歲。穿一身極乾淨的月藍麻布衣裳,漿洗得極硬。臉上微紅,身體碩長,風姿不惡,身體風度都不像普通鄉下女。這時雖然在流淚,似乎全是為了惶恐,不是為了羞恥。

  女人那一身打扮,叫人想到月亮的藍,叫人聞到漿洗得極硬的衣裳透著的太陽氣味,叫人摸到麻布衣裳的粗糙。那些感覺全叫人聯想到自然。自然是不知羞恥的。

  《三生影像》 鄉下人沈從文(3)

  一個大酒糟鼻子的漢子,滿臉腫起肉塊,像才喝了酒,從人叢中擠出來,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臉一下,主張把男女衣服剝下,用荊條鞭打,打夠了再送到鄉長處。有人扯了這漢子的褲頭,說有城裡人在此,他才停住了。

  屬於自然的欲望是美麗的,就像女人頭上插的那一把野花,和那喝了燒酒的漢子經過刺激的肉慾是一對照。

  一個軍人模樣的人出現了。大家喊他作練長,是本地有實力的人物。他吆喝人站開,向城裡人炫耀威風,用稅關中盤問行人的口吻,盤問那一對年輕男女。

  那女人不答,抬頭望望審問她的人的臉,又望望璜,害羞似的把頭下垂,看自己的腳,腳上的鞋繡得有雙鳳,是只有鄉中富人才會穿的好鞋。這時有人誇獎女人的腳,一個無賴男子的口吻。那練長用同樣微帶輕薄的口吻問:你從哪裡來的,不說我要派人送你到縣裡去!

  大家提出各種處罰的辦法。餵尿給男子吃,餵牛糞給女子吃──那一類近乎孩子氣的話。那一對男女都不做聲。

  作者寫到這兒,小說的主題完全發揮了:人性中的自然和文明、法律、習俗的對比。

  那時作練長的裁判官最後才知道:那一對年輕鄉下人原來是一對夫婦!新婚不久,一同回娘家,走在路上,天氣太好,兩人就坐在新稻草堆旁邊看山上的花。風吹,鳥叫。他們就想到一些年輕人做的事,就被人捉到了。

  1980年4月,我和Paul在北京見到沈從文先生後,又去了十幾個地方。兩個月以後回到北京。在我們離京返美之前,一定要去看看沈先生夫婦。沈先生作品裡寫到“黑里俏”,也許當年的張兆和是個黑里俏的美人。眼前的張兆和仍然俏麗,俏中透著滄桑。

  那時從美國到北京,必須經過香港。在香港就有朋友告訴我,沈先生的處境好一些了,以前只有一間小屋子,現在搬到社會科學院新宿舍了。4月見面時,沈先生臉色紅潤。這次見面,他兩腿已患風濕,行動不便。僅僅兩個月,沈先生就衰老一些了。沈先生改善的家有兩間房。室內陳設簡單,一張鑲嵌波斯人玩球的古雅木櫃,也就特別顯眼。那才是寫出《靜》那樣精緻小說的沈從文所欣賞的藝術品,我盯著那柜子如此想。

  我以前收集的東西很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全丟了,沈先生說。他仿佛已體會到我的悵惘。

  我轉頭看靠牆的書架,上面擺著一些書。

  我的書,在文化大革命中,論斤論兩賣掉了。

  我告訴沈先生,60年代美國傳文出版社(Twayne

  Publi射rs)計劃出版一套世界文學家評傳的叢書,約我寫沈從文評傳,我到處找他的書。跑遍了美國幾所大學的圖書館,在香港布滿灰塵的舊書店挖掘,才收集了他部分作品。

  沒有什麼值得寫的,沈先生說。

  您是我最佩服的現代中國小說家。

  沈先生謙虛地笑笑。

  您不寫了,是中國文學一大損失。

  我的小說過時了。

  好的藝術品永遠不會過時。

  現在研究古代絲綢,不是寫作的心情了,也寫不出來了。

  沈先生夫婦帶我們走進內室。到處堆著資料。他倆捧出一疊厚厚的本子,上面全是古代服飾,絲綢錦繡紋樣。一片片精美厚朴的錦繡,明暗交織著細緻的色彩,就和沈先生一篇篇小說一樣。那是他在漫長艱苦的日子裡,用另一種方式而凝鍊的藝術匠心,是否用筆寫出,也就無所謂了。

  我和Paul驚嘆得說不出話了。

  沈先生微笑著,笑得那麼自然,那麼恬適,無掛,無慮,無求。那微笑透著摸不透的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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