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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川喜多大治郎不知出於何種動機，竟然在後來加入了中國國籍，孤身一人留在中國。並且開始替清廷精心培養專業的軍事人才。這一來，便犯了日本人的忌諱。本來日本人在甲午戰爭中取勝，就是押上了全部身家一搏。其勝利來得僥倖至極。而清廷之所以失敗，也是因為缺少現代化的軍隊。所以，日本人是絕對不可能讓清廷出現一支真正的強大的現代化軍隊的。
一九零八年，川喜多大治郎被日本憲兵帶走。幾日後，便傳出死訊。此時的川喜多長政不過五歲而已。所以，幼年失父一事被川喜多長政一直記在心上，不能釋懷。到後來，一九三三年，川喜多長政經過多方走訪，才知道父親川喜多大治郎死亡的真相。自然不會對執行侵略的日本人有什麼好感。至於侵略計劃，自然也會執行的馬馬虎虎。
後世八十年代時，《日本經濟新聞》曾連載之川喜多長政《我的履曆書》。川喜多長政自述道：“我起初並不想接受這份工作。因為我很清楚，軍方對中國的方針和我的想法有著很大的出入。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話，就會有另一個人代我去。如果那個人對於日中關係毫無信念與理解，只是按照一部分軍人的想法來行動的話，一定會導致極大的失敗。於是我試著提出了接受的條件。如果軍方不隨意插手，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放任我按自己的想法來經營公司的話，我去也無妨。”
第一百二十二章 北方有佳人（二）第二更
雖然並不知道這句話是否有掩飾，但是，在川喜多長政執掌中華映畫的時期，對待中國人卻是並不嚴苛，得過且過。算是在日本人的侵華戰爭中，少見的溫和鴿派。
而張善琨與川喜多長政的合作，其實早已開始。自日本人入侵上海灘，暴力的戰爭之後，便是溫和的文化侵略。此時的川喜多長政開始與張善琨進行接觸。並且將中華電影總公司，設在孤島之內，而不是設在日軍占領區。
因為，川喜多長政對於中國人的理解和日本軍方完全不同。他並不認為中國人和日本人有和解的可能，日本人有奴化中國人的可能。但凡是中國人，無論是住在租界內還是住在日占區，其實都是希望日本人滾蛋的。除非是徹頭徹尾的漢奸。但事實證明，這種漢奸其實很少。大多數的漢奸不過是哪邊風硬往哪邊跑的騎牆派。
他的這個理解極為正確。所以，博得了上海灘一眾電影人不錯的印象。而川喜多長政給張善琨的條件也極為優厚，在確保上海灘電影業正常存在和上海灘電影人不受安全威脅的前提下，川喜多長政保證，所有的電影費用都可以提前預付，膠片、道具等一應拍攝器材，都由他提供。
這樣的條件，由不得張善琨拒絕。所以，自《木蘭從軍》後，張善琨拍攝的大部分電影，都是由這個川喜多長政在暗中支持的。像餘生這樣，完全由自己投資，自己請人拍攝，自己製作，自己編寫劇本，甚至於自己布景，自己贏利，只掛一個新華公司名頭的，除此一家，別無分號。
不過也正因為如此，餘生和川喜多長政並沒有打過什麼具體的交道。雖然，他從後世的資料中，知道張善琨和川喜多長政的這些交易。不過，在餘生看來，留下川喜多長政或許是個好事。畢竟，如果換上一個滿洲映畫的掌事人甘粕正彥這樣殺人不眨眼，由憲兵隊出身的鷹派，上海灘這些不願意投靠日本人的電影人，非要倒了大霉不可。所以，也就沒有多管閒事。
而川喜多長政這種對於中國人溫和的態度，和把膠片、電影全部交給中國人，甚至是抗日的中國人處理的方式。還是引起了日本軍方的強烈不滿，畢竟，他們想要的片子是那種宣揚日本人友好、宣揚日本侵華有理的片子。而不是各種各樣，由抗日人士拍出來借古諷今的片子。
因此，一九四一年五月，餘生剛到達香港。川喜多長政便接到上海派遣軍的傳喚。傳喚非常強硬，要求川喜多長政改變中華映畫的運營方針和產品傾向。同時，由日本人掌控的滿洲映畫和華北電影，開始對川喜多長政進行大量的批判和謾罵川喜多長政知道抗辯無用，便準備辭職。
而此時，中國人的反應完全出乎川喜多長政之外。一貫溫和並且只以暗喻方式表達自己不滿的中國電影人，這一次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的共同發聲，向汪精衛政府提出，只要川喜多長政離開，那麼他們就全都去重慶！
這些電影人自然也明白如果要是攤上一個甘粕正彥一樣的上司有多糟糕。甘粕正彥在日本關東大地震的時候殺人無數，絕不會介意殺兩個不聽話的手下。這些電影人雖然有報國之心，可是大多人還沒準備好搭上自己的小命。
此時，全中國的電影，有百分之八十是上海的這些電影人拍出來的，這些人一走，日本人連個拍電影的都找不著了！上海灘的影迷非造反不可！民心也會跑到重慶老蔣那邊。這是日本人絕不可能接受的！因此，日本人不得不同意張善琨等人提出的意見，留下川喜多長政！
而有此一出。川喜多長政在日本人的文化侵略戰略中的地位，猛然間提高了起來。此時，恰逢李香蘭對於滿洲映畫的甘粕正彥不滿，離開滿洲映畫。川喜多長政便費盡心思，將李香蘭請到了上海灘！
李香蘭原名山口淑子，父母都是日本人，早年間遷居中國，對中國人的態度，也算是溫和一派。因為認了其父在中國的同學李際春為養父，所以取中國名字李香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