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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燕來說:“喝酒事小,我同小燕都是你們掰著手教出來的。乍離開,情感上熱火火的,工作上,也摸不著多少法門。”

  小燕插話說:“說是常聯繫,總比住在一塊說話的機會少多啦。今天碰上我的好日子,楊叔叔,你就再教導教導吧!”

  楊曉冬說:“我到內線來了很久,受到你們兄妹的幫助很多很大,趁著暫時分手的時候,我願意說幾句:舊社會裡,朋友分別的時候,講究富者贈錢,貧者贈言,我們今天的同志關係中,也可以贈言(不是單說吉利話),這叫提供意見,搞搞思想,或者說是政治上的幫助。

  “剛才燕來說,工作上摸不出經驗,沒有多少辦法,仿佛離開直接領導就不能工作似的。我看不是這樣,工作上你已經有了一些經驗,我看主要是個思想問題。不要認為敵人內部工作很難搞,任何敵人,任何機密,任何組織,都是由人組成或通過人辦的。凡人都有弱點,都會犯錯誤的,這一點,就是我們的組織也不例外。(所以我們什麼時候也要提高警惕、純潔組織,即使這樣,敵人仍是到處鑽我們的空子,利用我們的麻痹與官僚主義。)而敵人的弱點和錯誤更多,我們有真理有群眾,再密切依靠黨的領導,開展工作並不是很難的,問題在于堅決服從黨的領導,密切聯繫群眾,提高思想認識,克服對於這一工作的思想障礙。

  “我認為一個黨員,必須按照黨的意圖辦事,不能把個人的興趣愛好擺在黨的工作前面。黨指派我們搞內線工作,內線工作就成了我們的職業。幹這一行要安於這一行,鑽研這一行,熱愛這一行。有這麼一類人:他干一行怨一行,干十行怨十行,象個跳窩雞似的,找來覓去,哪裡也不下蛋。也有這流人,把自己的工作看的金玉為貴,把旁人的工作看的糞草不值。這些人頭腦里,充滿了封建社會的等級思想,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思想。都是革命事業嘛!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呢?你不願意作的難道旁人就願意?張小山說到外邊至少當個排長,到內線照常當個兵。這看法對嗎?燕來同志,你同意這個觀點還是反對呢?要檢查檢查,我覺著你也有些不願意回去,有些挑揀工作,挑‘光榮’和‘體面’的工作。你們都熟悉省城的奎星閣,去年燕來還爬上去散過傳單。奎星閣的外面畫棟雕梁是夠好看的,可是,你們想過在畫棟雕梁的裡面有多少零磚碎瓦填槽嗎?沒有大量的零磚碎瓦,奎星閣是建不起來的,建起了也要坍塌的。我過去對你們說過,不但內線是不出名,我們黨的很多工作,對某些工作的個人來說,同樣是不出名,是無名而又要安心去作,並且作的很好,這正是黨員的黨性,也是黨員品質高貴的地方……”

  銀環插話說:“反正幹什麼工作,也不能計較個人得失,興許,內線工作中真有犧牲了性命,組織還不知道的哩!”楊曉冬說:“假使真有的同志,他為黨犧牲了而黨不知道,甚至人民也不知道,難道這就降低了這位同志的犧牲價值?難道革命事業里就沒他的這份功勞?何況,一般說來,這種情況不會有,不會有呀同志們,你的父親,你的姐姐,我的母親,他們的血是白流了嗎?我們會忘記他們嗎?人民會忘記他們嗎?我們不是在繼承萬千犧牲同志(其中也包括了我們的親人)留下的事業嗎?……

  “我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犧牲的同志有知,聽說我們當中有人又要名譽又鬧地位,又不願意干不出頭不露面的工作,他們將會表示什麼態度?自然我這段話不是指燕來講的,因為燕來同志沒談過什麼名利地位,但也應該早作警惕,免得感染上這種毒菌。”他講完看著他們兄妹的表情。

  小燕低聲說:“我沒有意見,我一定聽黨的話,回去好好幫助哥哥工作。”說完她小心翼翼地凝視著哥哥。

  哥哥沉默了半晌,猛然站起來,把一缸酒遞給楊曉冬,一缸給了銀環,又把瓶中剩的統統倒在自己缸子裡,他手哆嗦著舉起杯來,說:

  “楊叔叔,銀環同志,你們要信的過我,請先喝酒!”

  在這種誠懇爽朗又豪邁的同志友情激動下,楊曉冬銀環各自呷了一口;韓燕來端杯一飲而盡,把杯一推說:

  “我全部接受黨的教育,堅決克服從個人主義出發的一切想法和作法。咱們吃飯吧,飯後一抹嘴頭,我們馬上就回去!”

  一九五五年春日動筆

  一九五八年秋天寫成

  一九六○年春天修改

  重印再記

  小說《野火春風斗古城》被江青一夥禁閉了十年之久,隨

  著“四人幫”被粉碎,它也於一九七七年獲得了解放,由人民文學出版社重新排印,與廣大讀者見了面。當時我寫了重印記,其中揭露了江青一小撮人的罪行。說他們打著毛主席的旗幟,招搖撞騙,拉幫結夥,包藏禍心,陰險卑鄙,殘酷的迫害革命的老元戎老將軍老幹部,殘酷的迫害文學藝術界的大批革命人士。把數以十萬百萬計的國家瑰寶、民族干城和黨的精華的好同志,以誰連做夢都想不到的所謂罪名,把他們放之以邊陲,幽之以牛棚,禁之以監牢,最後置之以死地。同時將其宗盟黨羽委之以重任,讓沒有軍事韜略的掌兵權,沒有知識的管文化,只要是長著腦袋的親信,一個個都被安插到重要崗位上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江青們的目的就是篡黨奪權想登基做女皇帝。她這人的品質惡劣到叫人吃驚的程度。她剛說過的話,一轉眼便不認帳,說她從不會說這樣的話。過幾天她竟把記錄在案的話,說成是敵人造的謠。一九六七年夏有這樣一件事,某大城市把江青三十年代的影照劇照搜集起來上送北京,要交給她本人,說這些劇照在群眾當中借閱影響不好。對此她是點了頭的。事情沒隔多久,不知甚麼原因,她忽然公開大叫,說有人整理搜集她的黑材料,為數達幾箱之多。為她這件血口噴人的無聊之事,當時的某些領導人,為此興師動眾,忙碌奔波,先把一個稍微與此事有點牽連的人投入監獄,另一個與此事毫無聯繫的二十歲的青年,也因此獻出了他的年輕的生命。在當時的情況下,她無法擴大株連,只好暫行罷手。但她絕不肯就此甘心,事隔幾個月後,她終於無中生有,巧立名目,說文藝界同當時其它界一樣,也出了個甚麼叫做“5-16”的反革命組織,這個組織與台灣勾結要推翻中國共產黨。我和我的家族親友多人受到這個魔鬼名義的株連,但我深知此事的原委,曾多次申訴並以人格黨性作保證,說我從未看過那一束三十年代的照片,連那捆東西存放在何處也根本不知道。江青哪管這些,為泄毒氛私憤,殃及池魚,將我苦苦輪番批鬥兩年並投置監獄共達八年之久,比整個抗日戰爭還多兩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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