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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和平談判代表團回到赫爾辛基，他們發現這個城市裡沉浸在一片茫然的冷漠中。在這種條件下的和平是不真實的 … 太可怕了。
在蘇聯，據說一位將軍評論道：“我們贏得了足夠的地方來埋葬死者 … ”
俄國人曾有足夠的時間來制定計劃，由足夠的時間選擇進攻的時間和地點，而且他們擁有遠比芬蘭強大的力量優勢。但是正如赫魯雪夫所寫的：“即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我們也僅僅是在克服極大的困難和付出巨大傷亡代價後才終於贏得勝利。以這麼大代價取得的勝利事實上是一場道義上的失敗。”
根據赫魯雪夫的說法，在派往芬蘭的150萬人中，有100萬人陣亡。蘇軍還損失了近1000架飛機，2300輛坦克和裝甲車輛，以及數量巨大的其它戰爭物資，包括彈藥、小汽車、卡車和馬匹。
芬蘭的傷亡儘管從比例上來說很輕微，但對一個只有400萬人的國家來說也是驚人的。假如拿1940年的美國來類比，相當於在僅僅105天裡，1.3億人中有260萬人陣亡或受傷。
在和平協議的條件談妥後，莫洛托夫說：“由於在違背蘇聯政府的意願的情況下發生了流血戰爭，而且俄國不應被指責，芬蘭提出的割讓的領土必須比俄國人1939年10月和11月在莫斯科要求的領土更大。”
根據和平協定的規定，俄國取得了芬蘭的第二大城市維堡，最大的北冰洋港口皮查摩，戰略要地漢科，最大的湖泊拉多加湖，以及整個卡累利阿地峽——有12%的芬蘭人口居住在那裡。
芬蘭向俄國人割讓了總共2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除了維堡以外，她還喪失了一些重要的港口，如烏拉斯（Uuras），科伊維斯托（Koivisto），拉多加湖的北部，以及重要的賽瑪運河（Saimaa canal）。有兩周的時間來遷移這些地方的人口和財產。許多財產被留下來或毀壞了。在卡累利阿，最大的經濟損失是木材工業，鋸木廠、膠合板和木材加工廠。芬蘭還損失了大量的化工、紡織和金屬工業，這些工業中有10%坐落在伏沃克斯山谷（Vuoksi Valley）。由大約100座發電站被移交給蘇聯人。
芬蘭總統卡里奧在對芬蘭人們的廣播講話中提醒每一個人所需要承擔的對陣亡者遺屬責任，對戰爭中受傷的人和其他受害者的責任，以及對居住在如今已是俄國領土一部分的那些人的責任。那些居住在被割讓領土上的人被給予選擇權來自己決定離開家鄉或是成為蘇聯的一部分。
即使有45萬人因和平協定而變得赤貧而且無家可歸，也沒有一個芬蘭人作出後面的那種選擇。芬蘭政府徵用了每一輛可用的車輛來疏散轉移難民，並在芬蘭的其它地方為他們安排了臨時住所。這些人當中許多人需要社會的援助，因為超過半數的人以前是以農業為生的：需要建立40000個農場，要靠芬蘭集體的責任才能做到這點。1940年6月28日，芬蘭通過了“緊急安置法”來為難民提供幫助。
第九部分 芬蘭在哭泣（二）
蘇聯簽署了和平協定，但到底有沒有侵吞芬蘭的意圖，這個問題在戰後人們爭論了很多年。赫魯雪夫說史達林在此顯示了政治家的智慧，因為他知道：“芬蘭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需求沒有關係。”
不過芬蘭人的頑強抵抗毫無疑問跟史達林退出戰爭的決定是有關係的。要征服這個倔強、好鬥的民族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為那裡游擊隊活動肯定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從更廣闊的層面上來說，史達林不敢讓在領土狹小的芬蘭發生的戰爭成長為一場世界大戰，因為他無意站在德國一邊跟盟國爆發戰鬥。由於芬蘭戰線仍然沒有崩潰，隨著盟國的技術和戰爭物資的援助，芬蘭人可以很容易地堅持到春天，那時，蘇聯要取得突破也許會比以前付出更大的代價。
冬季戰爭對於各大國的變換不定的戰爭計劃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對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來說，他的政府在這段“冬季里的瘋狂”期間的搖擺政策導致了七周後他的下台，那時納粹入侵了挪威和丹麥。達拉第的法國政府在德國接管了挪威和丹麥後的一周後也到台了，而皮埃爾.拉威爾（Pierre Laval）以芬蘭發生的衝突作為其取得的權力的藉口。
對德國人來說，如果蘇聯的表現不是如此差勁，希特勒也許就不會如他以後那樣低估蘇聯的戰爭潛力。考慮到蘇聯在芬蘭付出的巨大的努力，其收穫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儘管蘇聯動員了其在歐洲和西西伯利亞的一半的常規師團來對付她的小小的鄰國，紅軍仍然失敗得很難看，這有很明顯的理由。
根據曼納海姆元帥的觀點：“紅軍高層指揮在發動軍事戰役時沒有考慮跟芬蘭戰爭的一項基本因素，沒有考慮戰區的特點和敵人的力量，這是一個有俄國特點的錯誤。”芬蘭人缺少戰爭物資，但俄國人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軍隊組織機構過於臃腫，不適合北方荒無人煙的地區嚴冬條件下的戰鬥。曼納海姆指出，俄國人應該能夠在跟在芬蘭碰到的類似的條件下進行試驗，但他們因盲目地相信現代化技術而沒有這麼做。模仿德國人在波蘭平原的做法在芬蘭的森林地帶是行不通的。
俄國人另外一個錯誤是在指揮階層里使用政治委員。曼納海姆後來寫道：“每項命令都必須首先得到政治領導人的批准必然導致延誤和混亂，更不用說會導致主動性的減少和害怕承擔責任。儘管面臨嚴寒和飢餓，被包圍的部隊也拒絕投降，主要是因為政治委員的作用。普通士兵被阻止投降，因為存在對他們家庭進行報復性懲罰的威脅，也因為他們一再被確信假如他們落到敵人的手裡，他們就會被槍斃或拷打。無數的事例中，軍官和士兵寧可自殺也不願投降。”
在蘇聯，據說一位將軍評論道：“我們贏得了足夠的地方來埋葬死者 … ”
俄國人曾有足夠的時間來制定計劃，由足夠的時間選擇進攻的時間和地點，而且他們擁有遠比芬蘭強大的力量優勢。但是正如赫魯雪夫所寫的：“即便在最有利的條件下，我們也僅僅是在克服極大的困難和付出巨大傷亡代價後才終於贏得勝利。以這麼大代價取得的勝利事實上是一場道義上的失敗。”
根據赫魯雪夫的說法，在派往芬蘭的150萬人中，有100萬人陣亡。蘇軍還損失了近1000架飛機，2300輛坦克和裝甲車輛，以及數量巨大的其它戰爭物資，包括彈藥、小汽車、卡車和馬匹。
芬蘭的傷亡儘管從比例上來說很輕微，但對一個只有400萬人的國家來說也是驚人的。假如拿1940年的美國來類比，相當於在僅僅105天裡，1.3億人中有260萬人陣亡或受傷。
在和平協議的條件談妥後，莫洛托夫說：“由於在違背蘇聯政府的意願的情況下發生了流血戰爭，而且俄國不應被指責，芬蘭提出的割讓的領土必須比俄國人1939年10月和11月在莫斯科要求的領土更大。”
根據和平協定的規定，俄國取得了芬蘭的第二大城市維堡，最大的北冰洋港口皮查摩，戰略要地漢科，最大的湖泊拉多加湖，以及整個卡累利阿地峽——有12%的芬蘭人口居住在那裡。
芬蘭向俄國人割讓了總共22000平方英里的土地。除了維堡以外，她還喪失了一些重要的港口，如烏拉斯（Uuras），科伊維斯托（Koivisto），拉多加湖的北部，以及重要的賽瑪運河（Saimaa canal）。有兩周的時間來遷移這些地方的人口和財產。許多財產被留下來或毀壞了。在卡累利阿，最大的經濟損失是木材工業，鋸木廠、膠合板和木材加工廠。芬蘭還損失了大量的化工、紡織和金屬工業，這些工業中有10%坐落在伏沃克斯山谷（Vuoksi Valley）。由大約100座發電站被移交給蘇聯人。
芬蘭總統卡里奧在對芬蘭人們的廣播講話中提醒每一個人所需要承擔的對陣亡者遺屬責任，對戰爭中受傷的人和其他受害者的責任，以及對居住在如今已是俄國領土一部分的那些人的責任。那些居住在被割讓領土上的人被給予選擇權來自己決定離開家鄉或是成為蘇聯的一部分。
即使有45萬人因和平協定而變得赤貧而且無家可歸，也沒有一個芬蘭人作出後面的那種選擇。芬蘭政府徵用了每一輛可用的車輛來疏散轉移難民，並在芬蘭的其它地方為他們安排了臨時住所。這些人當中許多人需要社會的援助，因為超過半數的人以前是以農業為生的：需要建立40000個農場，要靠芬蘭集體的責任才能做到這點。1940年6月28日，芬蘭通過了“緊急安置法”來為難民提供幫助。
第九部分 芬蘭在哭泣（二）
蘇聯簽署了和平協定，但到底有沒有侵吞芬蘭的意圖，這個問題在戰後人們爭論了很多年。赫魯雪夫說史達林在此顯示了政治家的智慧，因為他知道：“芬蘭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需求沒有關係。”
不過芬蘭人的頑強抵抗毫無疑問跟史達林退出戰爭的決定是有關係的。要征服這個倔強、好鬥的民族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因為那裡游擊隊活動肯定會無限期地持續下去。
從更廣闊的層面上來說，史達林不敢讓在領土狹小的芬蘭發生的戰爭成長為一場世界大戰，因為他無意站在德國一邊跟盟國爆發戰鬥。由於芬蘭戰線仍然沒有崩潰，隨著盟國的技術和戰爭物資的援助，芬蘭人可以很容易地堅持到春天，那時，蘇聯要取得突破也許會比以前付出更大的代價。
冬季戰爭對於各大國的變換不定的戰爭計劃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對英國首相尼維爾.張伯倫來說，他的政府在這段“冬季里的瘋狂”期間的搖擺政策導致了七周後他的下台，那時納粹入侵了挪威和丹麥。達拉第的法國政府在德國接管了挪威和丹麥後的一周後也到台了，而皮埃爾.拉威爾（Pierre Laval）以芬蘭發生的衝突作為其取得的權力的藉口。
對德國人來說，如果蘇聯的表現不是如此差勁，希特勒也許就不會如他以後那樣低估蘇聯的戰爭潛力。考慮到蘇聯在芬蘭付出的巨大的努力，其收穫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儘管蘇聯動員了其在歐洲和西西伯利亞的一半的常規師團來對付她的小小的鄰國，紅軍仍然失敗得很難看，這有很明顯的理由。
根據曼納海姆元帥的觀點：“紅軍高層指揮在發動軍事戰役時沒有考慮跟芬蘭戰爭的一項基本因素，沒有考慮戰區的特點和敵人的力量，這是一個有俄國特點的錯誤。”芬蘭人缺少戰爭物資，但俄國人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軍隊組織機構過於臃腫，不適合北方荒無人煙的地區嚴冬條件下的戰鬥。曼納海姆指出，俄國人應該能夠在跟在芬蘭碰到的類似的條件下進行試驗，但他們因盲目地相信現代化技術而沒有這麼做。模仿德國人在波蘭平原的做法在芬蘭的森林地帶是行不通的。
俄國人另外一個錯誤是在指揮階層里使用政治委員。曼納海姆後來寫道：“每項命令都必須首先得到政治領導人的批准必然導致延誤和混亂，更不用說會導致主動性的減少和害怕承擔責任。儘管面臨嚴寒和飢餓，被包圍的部隊也拒絕投降，主要是因為政治委員的作用。普通士兵被阻止投降，因為存在對他們家庭進行報復性懲罰的威脅，也因為他們一再被確信假如他們落到敵人的手裡，他們就會被槍斃或拷打。無數的事例中，軍官和士兵寧可自殺也不願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