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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節：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10)
2001年恐怖襲擊之後，美國逐步走向對薩達姆?海珊的伊拉克開戰，沃爾福威茨是布希政府中向美國情報界施加壓力、要他們拿出更有說服力的情報來證明伊拉克與恐怖主義的聯繫及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的官員之一。在五角大樓里，沃爾福威茨建立了一個特別小組來進行獨立分析，並根據有關伊拉克的情報，得出自己的結論；該小組由老資格的情報專家艾布拉姆?舒爾斯基牽頭，他是沃爾福威茨在康奈爾和芝加哥大學的同窗好友。從某種意義上說，沃爾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內部“B組”。
到70年代中期，沃爾福威茨不僅對基辛格的蘇聯政策，而且對他更廣泛的假設、他的世界觀和他對歷史的理解都產生了疑問。沃爾福威茨年紀還輕，他的觀點當時沒有引起什麼注意，但是，他的觀點代表著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對基辛格的挑戰。
在1976年夏季里，沃爾福威茨繼續在軍控局工作，他邀請了兩名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去給他做實習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爾福威茨在家裡一邊吃晚飯，一邊為實習生們分析基辛格寫的學術著作《重建的世界》，這本書懷著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紀初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歐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勢的經歷。沃爾福威茨告訴學生們，這是部好書，是基辛格的傑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點：這段歷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現實主義者梅特涅，而是極力主張對拿破崙採取更強硬行動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因為亞歷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則。
基辛格顯然認為自己與梅特涅相似，他贊同他在主要大國間建立穩定的平衡的目標。基辛格追求對蘇聯的緩和，基礎似乎就是這種模式。在《重建的世界》里，他以厭惡的口吻論及了對道德的關切。“道德的種種主張涉及對絕對事物的追求，對細微差別的否定，對歷史的摒棄，”基辛格爭辯道。
相比之下，在沃爾福威茨看來，道德原則比穩定或者國家利益更重要。“我記得他說過，基辛格錯就錯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國家，不懂這個國家信奉著某些普遍的原則，”福山回憶道。
比起維持現有的力量均衡，沃爾福威茨更重視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綱要點的。許多年後，在小布希政府內，沃爾福威茨把這種重價值觀和輕政治穩定的態度用到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薩達姆?海珊會打亂中東現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價值觀。
基辛格在他關於福特年代的回憶錄里，對於像伍德羅?威爾遜那樣，把美國外交政策視為“善與惡之間的鬥爭，而美國在鬥爭各個階段的使命，是幫助擊敗挑戰和平秩序的邪惡敵人……威爾遜主義反對通過力量的平衡來實現和平，贊成通過道德上的共識取得和平”的美國人頗有微詞。這番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爾福威茨從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希政府的觀點。與共和黨外交政策層級結構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爾福威茨自認為是基辛格的反對者，是基辛格在思想範疇內的對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緩和，這代表了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在美國內部，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和辯論的焦點，正在發生著迅速和根本的變化。拉姆斯菲爾德、切尼和沃爾福威茨均在這些變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些變化後來亦在他們的生涯中影響著他們。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戰期間，最主要的問題是，美國——特別是美軍——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還是向惡的力量。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民主黨的自由派強調的是美國在海外駐軍的負面影響。在政治上，主要鬥爭是在尼克森和喬治?麥戈文的勢力之間展開的。
在福特年代裡，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轉向了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的新問題。其根本問題，是美國的實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說，越戰對國家的總體軍事和經濟力量產生了多大影響。美國在軍事失敗之後是否在衰落？美國是否不得不減少在海外的捲入程度？美國人民是否願意放棄反對共產主義，並且不得不接受與蘇聯的合作關係？
第29節：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11)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之上的。他認為，在越戰之後，美國必然要縮減力量、向莫斯科妥協。“他覺得，美國受到越戰的削弱，這個國家的情緒是贊成軍控和緩和，”弗雷德?埃克雷說道。批評他的人認為，基辛格對美國及其未來的觀點過於悲觀；一些人拿他與悲觀的德國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相比。“基辛格是斯賓格勒主義者，”在卡特政府里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說，“他認為美國正在衰退，蘇聯正在取得勝利，我們能做的就是與之簽訂對他們的崛起有約束作用的協議。”
基辛格駁斥了這些指控，不過，從某些方面看，這種批評是公正的。他可能並未認定蘇聯真的會取勝，但是他的確似乎認為美國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77年進行的一次採訪中，基辛格最親密的助手溫斯頓?洛德說，基辛格認為美國主宰全球的時代已經結束。基辛格的另一位副手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說，基辛格認為，美國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獨自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基辛格本人則認為，在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美國公眾根本不會支持與蘇聯對抗。
2001年恐怖襲擊之後，美國逐步走向對薩達姆?海珊的伊拉克開戰，沃爾福威茨是布希政府中向美國情報界施加壓力、要他們拿出更有說服力的情報來證明伊拉克與恐怖主義的聯繫及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的官員之一。在五角大樓里，沃爾福威茨建立了一個特別小組來進行獨立分析，並根據有關伊拉克的情報，得出自己的結論；該小組由老資格的情報專家艾布拉姆?舒爾斯基牽頭，他是沃爾福威茨在康奈爾和芝加哥大學的同窗好友。從某種意義上說，沃爾福威茨在建立自己的內部“B組”。
到70年代中期，沃爾福威茨不僅對基辛格的蘇聯政策，而且對他更廣泛的假設、他的世界觀和他對歷史的理解都產生了疑問。沃爾福威茨年紀還輕，他的觀點當時沒有引起什麼注意，但是，他的觀點代表著政治右翼正在形成的對基辛格的挑戰。
在1976年夏季里，沃爾福威茨繼續在軍控局工作，他邀請了兩名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去給他做實習生。其中一位是弗朗西斯?福山。一天晚上，沃爾福威茨在家裡一邊吃晚飯，一邊為實習生們分析基辛格寫的學術著作《重建的世界》，這本書懷著崇敬的心情，描述了19世紀初奧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在歐洲建立了持久的均勢的經歷。沃爾福威茨告訴學生們，這是部好書，是基辛格的傑作，但是，基辛格忽略了一點：這段歷史的英雄人物不是現實主義者梅特涅，而是極力主張對拿破崙採取更強硬行動的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因為亞歷山大一世代表的是道德和宗教原則。
基辛格顯然認為自己與梅特涅相似，他贊同他在主要大國間建立穩定的平衡的目標。基辛格追求對蘇聯的緩和，基礎似乎就是這種模式。在《重建的世界》里，他以厭惡的口吻論及了對道德的關切。“道德的種種主張涉及對絕對事物的追求，對細微差別的否定，對歷史的摒棄，”基辛格爭辯道。
相比之下，在沃爾福威茨看來，道德原則比穩定或者國家利益更重要。“我記得他說過，基辛格錯就錯在他不懂得他在其中生活的國家，不懂這個國家信奉著某些普遍的原則，”福山回憶道。
比起維持現有的力量均衡，沃爾福威茨更重視的是政治自由。他是有可能愉快地接受里根派提出的“外交政策的道德”政綱要點的。許多年後，在小布希政府內，沃爾福威茨把這種重價值觀和輕政治穩定的態度用到了美國對伊拉克的政策上。他的道理是，如果推翻薩達姆?海珊會打亂中東現有的力量平衡，那又有什麼關係。最重要的是追求他心中的價值觀。
基辛格在他關於福特年代的回憶錄里，對於像伍德羅?威爾遜那樣，把美國外交政策視為“善與惡之間的鬥爭，而美國在鬥爭各個階段的使命，是幫助擊敗挑戰和平秩序的邪惡敵人……威爾遜主義反對通過力量的平衡來實現和平，贊成通過道德上的共識取得和平”的美國人頗有微詞。這番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沃爾福威茨從福特政府起直到小布希政府的觀點。與共和黨外交政策層級結構中所有其他人相比，沃爾福威茨自認為是基辛格的反對者，是基辛格在思想範疇內的對手。
除掉基辛格和制止緩和，這代表了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在美國內部，涉及美國外交政策的問題和辯論的焦點，正在發生著迅速和根本的變化。拉姆斯菲爾德、切尼和沃爾福威茨均在這些變化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而這些變化後來亦在他們的生涯中影響著他們。
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越戰期間，最主要的問題是，美國——特別是美軍——究竟是世界上向善的還是向惡的力量。美國的反戰運動和民主黨的自由派強調的是美國在海外駐軍的負面影響。在政治上，主要鬥爭是在尼克森和喬治?麥戈文的勢力之間展開的。
在福特年代裡，有關美國外交政策的辯論轉向了由不同的政治力量提出的新問題。其根本問題，是美國的實力究竟有多大——也就是說，越戰對國家的總體軍事和經濟力量產生了多大影響。美國在軍事失敗之後是否在衰落？美國是否不得不減少在海外的捲入程度？美國人民是否願意放棄反對共產主義，並且不得不接受與蘇聯的合作關係？
第29節：同蘇聯人緩和，排擠基辛格(11)
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一整套對這些問題的答案之上的。他認為，在越戰之後，美國必然要縮減力量、向莫斯科妥協。“他覺得，美國受到越戰的削弱，這個國家的情緒是贊成軍控和緩和，”弗雷德?埃克雷說道。批評他的人認為，基辛格對美國及其未來的觀點過於悲觀；一些人拿他與悲觀的德國哲學家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相比。“基辛格是斯賓格勒主義者，”在卡特政府里擔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說，“他認為美國正在衰退，蘇聯正在取得勝利，我們能做的就是與之簽訂對他們的崛起有約束作用的協議。”
基辛格駁斥了這些指控，不過，從某些方面看，這種批評是公正的。他可能並未認定蘇聯真的會取勝，但是他的確似乎認為美國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在1977年進行的一次採訪中，基辛格最親密的助手溫斯頓?洛德說，基辛格認為美國主宰全球的時代已經結束。基辛格的另一位副手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說，基辛格認為，美國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獨自處理世界事務的能力。基辛格本人則認為，在越戰和“水門事件”之後，美國公眾根本不會支持與蘇聯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