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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奧?施特勞斯是現代保守派運動的一尊偶像。他的影響目前在研究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公共政策的保守派中間特別強烈。他在學術界的繼承人包括新保守派雜誌《旗幟周刊》的編輯威廉?克里斯托爾、前教育部長威廉?貝內特、福山和哈佛大學教授哈維?曼斯菲爾德等學者，還有五角大樓和國家安全部門的不少官員。並非所有的施特勞斯主義者都是保守的共和黨人。曾經一度在比爾?柯林頓總統的白宮工作的知識分子之一威廉?高爾斯頓也是施特勞斯的學生；像沃爾福威茨一樣，高爾斯頓先是在康奈爾師從布魯姆，接著到芝加哥大學研究政治學。⑩
施特勞斯的影響令人吃驚，因為他撰寫的那些大部頭的、深奧的著作，實際上沒有具體探討什麼外交或者國內政策問題。和布魯姆一樣，他的著作主要是關於理解經典著作、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及從洛克和盧梭到尼采和海德格爾等歐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勞斯著作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對道德寬容精神的批判，他認為，道德的寬容統治了歐洲和美國的知識生活。他描繪了他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危機——……危機的出現，是因為自由主義放棄了其絕對主義的基礎，並且正試圖變成徹底的相對論者”。施特勞斯指出，相對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它們有可能退化為“不嚴肅的信念，即所有的觀點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個都不值得進行熱烈的辯論、深刻的分析或者堅定的辯護)，接著再退化為另一個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贊成某個獨特的道德認識、生活方式或者人種至上的人，都有點像是精英論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勞斯談到需要一群出類拔萃的顧問，就像柏拉圖的《理想國》書中說的那樣，他們能夠使政治領袖和大眾認識到，必須具備美德和正確的對善與惡的道德判斷。
至於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施特勞斯的思想有幾方面的含義。首先，他的思想強調，一個領袖人物，行動果斷，信仰堅定，敢於與“暴政”作鬥爭(施特勞斯經常使用暴政這個比較老的詞，而不用專制這個更現代的詞)，這非常重要。施特勞斯和他的追隨者們尤其崇敬溫斯頓?邱吉爾；在里根政府時期乃至其後很多年，華盛頓的施特勞斯主義者們每逢邱吉爾的誕辰日便會舉行集會，一起啜飲白蘭地，吸雪茄。邱吉爾之所以吸引他們，是因為他敢於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紀念邱吉爾的悼詞裡，施特勞斯寫道：“那位暴君正處在權力的巔峰。不屈不撓而又寬宏大量的政治家與瘋狂的暴君之間的差別——這種明白無誤的展現，是人類在任何時代都可以汲取的一個偉大的教訓。”
第4節：身為門徒的知識分子(4)
其次，在冷戰期間，施特勞斯的思想，為堅定徹底的反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部分知識基礎。施特勞斯主義者們並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樣，他們不受限制，不需要遲遲不做道德判斷，不需要考慮不同的文化價值和敏感的事物。
對於施特勞斯主義者來說，羅納德?里根總統譴責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這是一座偉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中，艾倫?布魯姆特別提到了里根的這番話，並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對里根的話感到反感。“里根總統使用‘邪惡’一詞使同時代人聽起來反感，其原因在於這個詞在文化上的傲慢，在於假定他和美國知道什麼是善；在於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嚴；在於它對那些與我們意見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視，”他解釋道。然而，里根對文化相對論的抨擊，正是施特勞斯主義者所喝彩的；這是問題的關鍵。
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相信，這位哲學家的思想包含了對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價值的深深懷疑。“這些機構要麼是通向人類普遍平等的階梯，要麼是我們對自己的公正和實力喪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實例，”施特勞斯的一位門徒在一篇論述他的哲學的政治意義的論文中這樣寫道。施特勞斯的著作中並不包含這些思想，但是，它們顯示了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他的思想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意義。
最後，包括沃爾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爾斯基在內的其他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將施氏理論的含義延伸到了情報搜集領域。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由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坎特創立的中央情報局的分析風格，與學術界的自由主義傳統有內在的聯繫。情報官員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員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為過程和模式(比如，企圖繼續掌權，維護國家利益，維持獲得經濟資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預測另一個政府未來將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經濟產出等客觀標準；安插特務和竊取情報沒有那麼重要。但是，施特勞斯學派對情報搜集的不同觀點是，最重要的是一個政權的本質是什麼；暴政國家的表現從根本上會與民主國家不同。因此，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美國情報部門更需要重視虛假現象。極權政權可以把國內發生的真實情況掩蓋起來不讓世人了解；要想搞清獨裁者掩蓋的現實，特務便是重要的。
到達芝加哥大學後，沃爾福威茨與施特勞斯的關係並不特別密切。這位教授在芝大的執教生涯已近尾聲，沃爾福威茨還沒念完研究生，他便離開了。沃爾福威茨修了施特勞斯的兩門政治理論課，一門是關於柏拉圖的，另一門是關於孟德斯鳩的。他曾一度考慮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將施特勞斯的思想用於美國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寫論文。不過，按照沃爾福威茨那時結識的朋友彼得?威爾遜的說法，沃爾福威茨當時並不怎麼談論施特勞斯；此外，沃爾福威茨在政治上並不活躍，甚至沒有自認為是保守派。當時在威爾遜眼裡，沃爾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間派，一個很能適應溫和派共和黨人的傳統的人。
施特勞斯的影響令人吃驚，因為他撰寫的那些大部頭的、深奧的著作，實際上沒有具體探討什麼外交或者國內政策問題。和布魯姆一樣，他的著作主要是關於理解經典著作、特別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以及從洛克和盧梭到尼采和海德格爾等歐洲先哲的重要性。施特勞斯著作的一個核心思想，是對道德寬容精神的批判，他認為，道德的寬容統治了歐洲和美國的知識生活。他描繪了他所謂的“自由主義的危機——……危機的出現，是因為自由主義放棄了其絕對主義的基礎，並且正試圖變成徹底的相對論者”。施特勞斯指出，相對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問題在於，它們有可能退化為“不嚴肅的信念，即所有的觀點都是平等的(因此，哪一個都不值得進行熱烈的辯論、深刻的分析或者堅定的辯護)，接著再退化為另一個令人不快的信念，即凡是贊成某個獨特的道德認識、生活方式或者人種至上的人，都有點像是精英論者，或者是反民主的——因此是不道德的”。施特勞斯談到需要一群出類拔萃的顧問，就像柏拉圖的《理想國》書中說的那樣，他們能夠使政治領袖和大眾認識到，必須具備美德和正確的對善與惡的道德判斷。
至於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施特勞斯的思想有幾方面的含義。首先，他的思想強調，一個領袖人物，行動果斷，信仰堅定，敢於與“暴政”作鬥爭(施特勞斯經常使用暴政這個比較老的詞，而不用專制這個更現代的詞)，這非常重要。施特勞斯和他的追隨者們尤其崇敬溫斯頓?邱吉爾；在里根政府時期乃至其後很多年，華盛頓的施特勞斯主義者們每逢邱吉爾的誕辰日便會舉行集會，一起啜飲白蘭地，吸雪茄。邱吉爾之所以吸引他們，是因為他敢於反抗希特勒。在一篇紀念邱吉爾的悼詞裡，施特勞斯寫道：“那位暴君正處在權力的巔峰。不屈不撓而又寬宏大量的政治家與瘋狂的暴君之間的差別——這種明白無誤的展現，是人類在任何時代都可以汲取的一個偉大的教訓。”
第4節：身為門徒的知識分子(4)
其次，在冷戰期間，施特勞斯的思想，為堅定徹底的反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部分知識基礎。施特勞斯主義者們並不像很多自由派那樣，他們不受限制，不需要遲遲不做道德判斷，不需要考慮不同的文化價值和敏感的事物。
對於施特勞斯主義者來說，羅納德?里根總統譴責蘇聯是一個“邪惡帝國”，這是一座偉大的政治里程碑。在《走向封閉的美國精神》一書中，艾倫?布魯姆特別提到了里根的這番話，並且指出，很多自由派人士對里根的話感到反感。“里根總統使用‘邪惡’一詞使同時代人聽起來反感，其原因在於這個詞在文化上的傲慢，在於假定他和美國知道什麼是善；在於它否定了其他生活方式的尊嚴；在於它對那些與我們意見分歧的人的含蓄的蔑視，”他解釋道。然而，里根對文化相對論的抨擊，正是施特勞斯主義者所喝彩的；這是問題的關鍵。
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相信，這位哲學家的思想包含了對聯合國以及其他國際組織的價值的深深懷疑。“這些機構要麼是通向人類普遍平等的階梯，要麼是我們對自己的公正和實力喪失了信心的愚蠢的實例，”施特勞斯的一位門徒在一篇論述他的哲學的政治意義的論文中這樣寫道。施特勞斯的著作中並不包含這些思想，但是，它們顯示了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他的思想對美國的外交政策的意義。
最後，包括沃爾福威茨的密友艾布拉姆?舒爾斯基在內的其他一些施特勞斯主義者，將施氏理論的含義延伸到了情報搜集領域。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由哈佛大學歷史學教授謝爾曼?坎特創立的中央情報局的分析風格，與學術界的自由主義傳統有內在的聯繫。情報官員往往假定，所有的官員都遵循相同的基本行為過程和模式(比如，企圖繼續掌權，維護國家利益，維持獲得經濟資源的手段等)。因此，中情局預測另一個政府未來將如何行事的最佳方法，是研究經濟產出等客觀標準；安插特務和竊取情報沒有那麼重要。但是，施特勞斯學派對情報搜集的不同觀點是，最重要的是一個政權的本質是什麼；暴政國家的表現從根本上會與民主國家不同。因此，施特勞斯主義者認為，美國情報部門更需要重視虛假現象。極權政權可以把國內發生的真實情況掩蓋起來不讓世人了解；要想搞清獨裁者掩蓋的現實，特務便是重要的。
到達芝加哥大學後，沃爾福威茨與施特勞斯的關係並不特別密切。這位教授在芝大的執教生涯已近尾聲，沃爾福威茨還沒念完研究生，他便離開了。沃爾福威茨修了施特勞斯的兩門政治理論課，一門是關於柏拉圖的，另一門是關於孟德斯鳩的。他曾一度考慮跟另一位教授、正在將施特勞斯的思想用於美國政治的赫伯特?斯托林寫論文。不過，按照沃爾福威茨那時結識的朋友彼得?威爾遜的說法，沃爾福威茨當時並不怎麼談論施特勞斯；此外，沃爾福威茨在政治上並不活躍，甚至沒有自認為是保守派。當時在威爾遜眼裡，沃爾福威茨似乎是一位中間派，一個很能適應溫和派共和黨人的傳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