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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過中國共產黨不懈的努力，中國已經完成了由一個弱大國向次強國的轉變。中國人為此夢想百年，孤獨了何止百年。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便可佐證這一點。現在不是中國想不想與美國為敵的問題，而是美國從自身利益出發必須與中國為敵的問題。
2) 中國是個比任何國家都更能把舉國之力集中起來運用的國家。她的無形影響力比那些有形的國力指標所能顯示的要大得多。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長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短處。運用得好，其興也速；運用得糟，其敗也速。蘇聯就是前車。
3) 今天中國是一個擁有非洲般貧困和歐洲般富足的國家，而這恰恰是西方“中國威脅論”興起的根源。他們在中國發達的東部看到的是驚人的發展，感到的是中國的威脅；他們在中國落後的西部看到的是驚人的貧瘠，感到的還是中國的威脅。因為你無論要維護東部的繁榮或改變西部的貧窮，都需要更多的資金、能源和市場。資源之爭是新世紀的根本之爭。這種爭鬥是你死我活的。這裡有一個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麼大，想切的不止你一個。你多切一塊，別人自然就少切一塊。這就是威脅。“中國威脅論”不能簡單看作是西方反華勢力製造的一個陰謀。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希望；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挑戰。感情使一些國家接近中國，理智卻使它們離開中國。利益，特別是國家利益這個詞，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中出現得特別晚。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義輕利的準則。其實，即使在兩個最友好的鄰國間，也必然存在利益衝突。甚至越是鄰國利益衝突的可能性越大。
當中國的形象已經在別人心目中改變後，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與別人打交道。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氣度。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稱雄，是一門高超藝術。中國現在有點像領導者。領導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於時刻被人注視。把眾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種功夫。把眾人的目光從自己身上分散掉，則是一種更大的功夫。世界有兩種規律：一、人家只尊重強者，對弱者決不手軟。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強者，多不得好死。歷史上中國人愛犯這樣的毛病：居於優勢時，往往用作賤別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居於劣勢時，又往往用作賤自己的方法，以取悅對方。今天我們應反其道而行之。 我們對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認知。
1) 中國歷來是一個戰略內向的國家。這是中華文明的內核。中華文明和別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場，就不再退場了。一位美國學者認為，中華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這個文明從未發動過一場遠征。他認為，任何軍事遠征都是文化自殺。歷史上對外用兵，中國人都極謹慎。但對內統一，這個民族卻從未優柔寡斷過。最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是發生在抵禦外侮中，而發生在統一戰爭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個核國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唯中國除外，俱是中華文明的解讀。
2) 今天中國的“大”，很大程度上還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單項指標方面，我們不要說難望西方發達國家之項背，就是新加坡這等蕞爾小國，也比我們強許多。我們的勝利有相當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勝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讓人痛苦。美國認為：“中國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只體現在它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弱小，並未強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國對美國安全的挑戰，在美國看來，“中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將核武器瞄準美國的國家。”
3) 為了不被別人看成威脅索性不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又不想被別人敵視更不可能。這需要我們選擇一種更精明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應當是我發展，就要讓別人也因此發展；我得利，也要讓別人從中得利。這一點要學習曾國藩。曾國藩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僅此一點，就足以做我們的老師。
“守雌”，就是在與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選擇合作而非對抗，進行經濟競爭而非軍事競爭。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採取了搭西方經濟快車的戰略。今天，中國日漸豐肥，已對這輛車造成明顯壓力。美國和日本同時在經濟上調整對華戰略，就是西方對此壓力做出的初步反應。目下雖不至於攆我們下車，但車票必然愈加昂貴。中國加入WTO步履維艱，就是此理。我們應爭取主動。喬良有句話說得好：“上了車還要有下車的勇氣。”搭車有搭車的好處，該下車時就要果斷下車。日本經濟居世界第二，卻始終未能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除了戰敗國身份，它採取的全面依附美國的搭車式戰略，極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國目標的邁進，使其動輒受制於美國，僅一步之遙終不能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下車就是要降低對美、日的經濟依賴。用通俗的話講：“不能把全部家當放進一個籃子裡。”遲早要下車，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動。開發西部，走內源式發展道路，把目光轉向歐洲和周邊，多幾個支點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設想是：在中國邊境地帶，再營造幾個類似深圳的特區城市，通過其強大的經濟輻射力，牽引與周邊國家的分區合作。我們獲利，周邊國家亦獲利。我們坐過別人的車，現在我們也得給車讓別人坐。
2) 中國是個比任何國家都更能把舉國之力集中起來運用的國家。她的無形影響力比那些有形的國力指標所能顯示的要大得多。這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長處，也是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短處。運用得好，其興也速；運用得糟，其敗也速。蘇聯就是前車。
3) 今天中國是一個擁有非洲般貧困和歐洲般富足的國家，而這恰恰是西方“中國威脅論”興起的根源。他們在中國發達的東部看到的是驚人的發展，感到的是中國的威脅；他們在中國落後的西部看到的是驚人的貧瘠，感到的還是中國的威脅。因為你無論要維護東部的繁榮或改變西部的貧窮，都需要更多的資金、能源和市場。資源之爭是新世紀的根本之爭。這種爭鬥是你死我活的。這裡有一個切蛋糕的原理：蛋糕就那麼大，想切的不止你一個。你多切一塊，別人自然就少切一塊。這就是威脅。“中國威脅論”不能簡單看作是西方反華勢力製造的一個陰謀。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希望；對有的國家來說，中國是挑戰。感情使一些國家接近中國，理智卻使它們離開中國。利益，特別是國家利益這個詞，在中國的政治術語中出現得特別晚。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奉行的是重義輕利的準則。其實，即使在兩個最友好的鄰國間，也必然存在利益衝突。甚至越是鄰國利益衝突的可能性越大。
當中國的形象已經在別人心目中改變後，就不能再用以往的方式與別人打交道。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氣度。大國必須有大國的手段。
知雄守雌
知雄而不稱雄，是一門高超藝術。中國現在有點像領導者。領導者的自豪和悲哀都在於時刻被人注視。把眾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是一種功夫。把眾人的目光從自己身上分散掉，則是一種更大的功夫。世界有兩種規律：一、人家只尊重強者，對弱者決不手軟。二、做弱者，多不得好活；做強者，多不得好死。歷史上中國人愛犯這樣的毛病：居於優勢時，往往用作賤別人的手段，以抬高自己的身價；居於劣勢時，又往往用作賤自己的方法，以取悅對方。今天我們應反其道而行之。 我們對待自己要有最清醒的認知。
1) 中國歷來是一個戰略內向的國家。這是中華文明的內核。中華文明和別的文明不同，它一登場，就不再退場了。一位美國學者認為，中華文明不衰落的第一原因是這個文明從未發動過一場遠征。他認為，任何軍事遠征都是文化自殺。歷史上對外用兵，中國人都極謹慎。但對內統一，這個民族卻從未優柔寡斷過。最大規模的戰爭都不是發生在抵禦外侮中，而發生在統一戰爭中。再如，世界上任何一個核國家都未做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唯中國除外，俱是中華文明的解讀。
2) 今天中國的“大”，很大程度上還是地理和人口上的。在單項指標方面，我們不要說難望西方發達國家之項背，就是新加坡這等蕞爾小國，也比我們強許多。我們的勝利有相當一部分是表面上的。表面上的勝利比真正的失利更讓人痛苦。美國認為：“中國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也只體現在它已經不像過去那樣弱小，並未強大到不能遏制的程度。”中國對美國安全的挑戰，在美國看來，“中國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現在世界上唯一將核武器瞄準美國的國家。”
3) 為了不被別人看成威脅索性不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又不想被別人敵視更不可能。這需要我們選擇一種更精明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應當是我發展，就要讓別人也因此發展；我得利，也要讓別人從中得利。這一點要學習曾國藩。曾國藩自己成功，也讓別人成功；自己發達，也讓別人發達。僅此一點，就足以做我們的老師。
“守雌”，就是在與西方的交往中更多地選擇合作而非對抗，進行經濟競爭而非軍事競爭。改革開放二十年來，中國採取了搭西方經濟快車的戰略。今天，中國日漸豐肥，已對這輛車造成明顯壓力。美國和日本同時在經濟上調整對華戰略，就是西方對此壓力做出的初步反應。目下雖不至於攆我們下車，但車票必然愈加昂貴。中國加入WTO步履維艱，就是此理。我們應爭取主動。喬良有句話說得好：“上了車還要有下車的勇氣。”搭車有搭車的好處，該下車時就要果斷下車。日本經濟居世界第二，卻始終未能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除了戰敗國身份，它採取的全面依附美國的搭車式戰略，極大地限制了它向大國目標的邁進，使其動輒受制於美國，僅一步之遙終不能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下車就是要降低對美、日的經濟依賴。用通俗的話講：“不能把全部家當放進一個籃子裡。”遲早要下車，晚下不如早下，早下早主動。開發西部，走內源式發展道路，把目光轉向歐洲和周邊，多幾個支點才好左右逢源。我的設想是：在中國邊境地帶，再營造幾個類似深圳的特區城市，通過其強大的經濟輻射力，牽引與周邊國家的分區合作。我們獲利，周邊國家亦獲利。我們坐過別人的車，現在我們也得給車讓別人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