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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時代進士入仕者一樣，張亢先在地方任職，做過廣安軍（今四川廣安）判官、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推官，屬長官的僚佐一類。在應天府任內，他有過治理河渠、消除水患的惠民政績，直到南宋還被追憶。宋仁宗天聖后期（大約1030年），他調任鎮戎軍（今寧夏固原）通判，地位僅次於長官。宋太宗以來，西夏崛起，從此西北狼煙不斷，直到其酋李繼遷死去，彼此才緩和關係。鎮戎軍是對夏前線重鎮，防務職責甚重。張亢就任後，適逢西夏首領趙德明死，其子元昊繼任。當時形勢看似平穩，但頗懂軍事謀略的張亢，卻通過情報意識到隱藏的殺機，於是上疏皇帝提出預警，並連續十多次向朝廷獻西北攻守之計。宋仁宗有意用其策略，不巧的是，張亢卻因遭逢母亡而停職守喪。按規定，官員為父母守喪名為三年，實際折算為二十七個月，如因朝廷需要，也可隨時對臣子奪情恢復任職。
時隔不久，遼朝在幽州（今北京）一帶聚兵，宋廷獲悉後不得不關注河北防務。張亢因此前的表現，遂立即被奪情，但卻由原正七品的屯田員外郎轉換如京使，即轉任為同樣品級的武職，調往對遼前線的安肅軍（今河北徐水）任長官，時間約在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間。上任前，他除了向皇帝表示願身先士卒外，也分析局勢，認為契丹不過虛張聲勢而已。
上述經歷表明，張亢初出道為地方文官，已非平庸之輩。而後有機會接觸西北邊防時，性豪放、有膽識、喜功名的特性，又促使其積極報效國家，未雨綢繆發出預警，並不厭其煩地陳情“攻守之計”，因此得到朝廷的關注。由此也毅然走上棄文從武之路，起碼從文獻上沒有看到他拒絕或者推卸的任何記錄。
自宋初收兵權大致完成後，“崇文抑武”在朝廷已初露端倪，一些敏感的官員也嗅出個中深意。開寶五年（972）冬，宋太祖因四川動盪不安，鎮守的行伍出身將領無力應對，便相中有武干之才的文官辛仲甫，令他改換武職，以出任兵馬都監一職。辛氏滿腹委屈，推託不過才被迫就任。此後，政壇形成明顯的文尊武卑格局，很少有文臣願轉換武職。歐陽修筆記中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人物陳堯咨，自幼好武，曾在與一賣油翁比試技能後，大受啟發，終於練就超凡射術，博得了“小由基”（春秋時，著名射手名叫養由基）的佳號。宋真宗朝，陳堯咨以狀元入仕，平步青雲，成為天子近臣。後來，宋真宗受不了遼朝使臣炫耀武功，就打算提拔他改任高級武官，以接待遼使。陳堯咨因此遭到母親棒打，只得推掉皇帝的安排。以後，還是由於遭到權貴報復，無奈從武，鬱悶而終。而極個別主動換武的文官，後果似乎都不妙，如宋太宗朝的文壇俊傑柳開，主動換武后，仕途坎坷，長期困頓於地方，最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官位上。不僅如此，他因有從武的經歷，最終在士人筆端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正因為如此，武臣因長期遭受猜忌、歧視，精神狀態和素質水平普遍下降；士人又少有願意投身軍旅者，這都導致宋朝存在將帥乏人的嚴重問題。宋太宗、真宗兩朝邊防常常吃緊，軍隊屢屢敗北，便與此有關。由此看來，張亢慨然投身軍旅，實屬不易。
二
宋代官制下，掛名武官頭銜的人，並不見得都參與軍務，許多執掌倉庫、監管稅務、效力案牘、廁身宮闈，甚至服務醫界的人，都歸屬武職系列。如宦官就全是依照武官資序升遷。但張亢不僅像前輩柳開、陳堯咨那樣赴河北前線就任地方官，更長期在西北對夏戰場出任帶兵軍職，或鎮守一方，或指揮作戰。可以說，他是真正經歷了戰火血光的戎馬將軍。
寶元元年（1038），元昊稱帝，宋夏關係破裂。大致在此不久，張亢被調往西北，出任涇原路兵馬鈐轄，兼任渭州（今甘肅平涼）知州。渭州乃西部重鎮，涇原路則為陝西前線四路防區之一，正北方面對西夏的中心地帶，如當時人所指出：地勢開闊，易攻難守，直接關係關中安危，“關中震驚，則天下之憂也”。當戰爭尚未爆發之際，當政者顯然是看中張亢的才略和膽識，才賦予如此重任。
正是英雄須得用武之地。謀勇兼備的張亢適得其所，便大展拳腳。在對夏開戰後，張亢多次針對宋軍戰場失利的原因，提出解決之道，如建議集中兵力和指揮權、減少主將與部隊的調換、加強通訊保障、提高訓練質量以及避免盲目出擊等等，部分建議得到了採納。從傳世的宋代文獻中，可以讀到張亢的許多論兵奏議，其見解可謂有識、務實，多切中要害，確非一般武夫悍將或未經戰陣的文臣所能慮及。但集中兵力和指揮權的良策，因關乎宋代分權御將的傳統禁區，故被束之高閣。
張亢並非僅善於紙上談兵，難得的是還勇於和善於用兵。慶曆元年（1041），西夏軍攻陷宋邊陲要地豐州（今陝西府谷縣西北至內蒙古准格爾旗之間），致使麟州（今陝西神木縣城以北）與府州（今陝西府谷）之間聯繫中斷，彼此軍民只能困守孤城。當年，這一帶都歸屬河東路，而非陝西路。當地原本缺水，圍城以後，飲水更緊缺到“黃金一兩，易水一杯”的地步。消息傳到京師，執政大臣憂心忡忡，朝堂上討論的結果，是考慮放棄兩城，退守黃河東岸的保德軍（今山西保德），以免受到拖累。就在如此危急的形勢下，張亢受命出任並代鈐轄，火速被派往前線了解實情。他以超人膽魄單騎抵達府州城下，由於周邊不時有西夏遊騎出沒，守城軍人不敢相信來者何人，經出示符牌後，才被放入城門。張亢考察一番後，毅然承擔起防守職責。他一改前任被動防禦的做法，抓住敵軍鬆懈的有利時機，派人出城採伐薪木、收集澗水，修築外圍堡寨，控制水源，加強練兵並調動士氣。又乘夜出奇兵收復了要塞琉璃堡，從而鞏固了府州的城防。
時隔不久，遼朝在幽州（今北京）一帶聚兵，宋廷獲悉後不得不關注河北防務。張亢因此前的表現，遂立即被奪情，但卻由原正七品的屯田員外郎轉換如京使，即轉任為同樣品級的武職，調往對遼前線的安肅軍（今河北徐水）任長官，時間約在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間。上任前，他除了向皇帝表示願身先士卒外，也分析局勢，認為契丹不過虛張聲勢而已。
上述經歷表明，張亢初出道為地方文官，已非平庸之輩。而後有機會接觸西北邊防時，性豪放、有膽識、喜功名的特性，又促使其積極報效國家，未雨綢繆發出預警，並不厭其煩地陳情“攻守之計”，因此得到朝廷的關注。由此也毅然走上棄文從武之路，起碼從文獻上沒有看到他拒絕或者推卸的任何記錄。
自宋初收兵權大致完成後，“崇文抑武”在朝廷已初露端倪，一些敏感的官員也嗅出個中深意。開寶五年（972）冬，宋太祖因四川動盪不安，鎮守的行伍出身將領無力應對，便相中有武干之才的文官辛仲甫，令他改換武職，以出任兵馬都監一職。辛氏滿腹委屈，推託不過才被迫就任。此後，政壇形成明顯的文尊武卑格局，很少有文臣願轉換武職。歐陽修筆記中有一個著名的故事人物陳堯咨，自幼好武，曾在與一賣油翁比試技能後，大受啟發，終於練就超凡射術，博得了“小由基”（春秋時，著名射手名叫養由基）的佳號。宋真宗朝，陳堯咨以狀元入仕，平步青雲，成為天子近臣。後來，宋真宗受不了遼朝使臣炫耀武功，就打算提拔他改任高級武官，以接待遼使。陳堯咨因此遭到母親棒打，只得推掉皇帝的安排。以後，還是由於遭到權貴報復，無奈從武，鬱悶而終。而極個別主動換武的文官，後果似乎都不妙，如宋太宗朝的文壇俊傑柳開，主動換武后，仕途坎坷，長期困頓於地方，最終死於七品如京使的武官位上。不僅如此，他因有從武的經歷，最終在士人筆端留下了嗜殺，甚至喜食人肝的傳聞。正因為如此，武臣因長期遭受猜忌、歧視，精神狀態和素質水平普遍下降；士人又少有願意投身軍旅者，這都導致宋朝存在將帥乏人的嚴重問題。宋太宗、真宗兩朝邊防常常吃緊，軍隊屢屢敗北，便與此有關。由此看來，張亢慨然投身軍旅，實屬不易。
二
宋代官制下，掛名武官頭銜的人，並不見得都參與軍務，許多執掌倉庫、監管稅務、效力案牘、廁身宮闈，甚至服務醫界的人，都歸屬武職系列。如宦官就全是依照武官資序升遷。但張亢不僅像前輩柳開、陳堯咨那樣赴河北前線就任地方官，更長期在西北對夏戰場出任帶兵軍職，或鎮守一方，或指揮作戰。可以說，他是真正經歷了戰火血光的戎馬將軍。
寶元元年（1038），元昊稱帝，宋夏關係破裂。大致在此不久，張亢被調往西北，出任涇原路兵馬鈐轄，兼任渭州（今甘肅平涼）知州。渭州乃西部重鎮，涇原路則為陝西前線四路防區之一，正北方面對西夏的中心地帶，如當時人所指出：地勢開闊，易攻難守，直接關係關中安危，“關中震驚，則天下之憂也”。當戰爭尚未爆發之際，當政者顯然是看中張亢的才略和膽識，才賦予如此重任。
正是英雄須得用武之地。謀勇兼備的張亢適得其所，便大展拳腳。在對夏開戰後，張亢多次針對宋軍戰場失利的原因，提出解決之道，如建議集中兵力和指揮權、減少主將與部隊的調換、加強通訊保障、提高訓練質量以及避免盲目出擊等等，部分建議得到了採納。從傳世的宋代文獻中，可以讀到張亢的許多論兵奏議，其見解可謂有識、務實，多切中要害，確非一般武夫悍將或未經戰陣的文臣所能慮及。但集中兵力和指揮權的良策，因關乎宋代分權御將的傳統禁區，故被束之高閣。
張亢並非僅善於紙上談兵，難得的是還勇於和善於用兵。慶曆元年（1041），西夏軍攻陷宋邊陲要地豐州（今陝西府谷縣西北至內蒙古准格爾旗之間），致使麟州（今陝西神木縣城以北）與府州（今陝西府谷）之間聯繫中斷，彼此軍民只能困守孤城。當年，這一帶都歸屬河東路，而非陝西路。當地原本缺水，圍城以後，飲水更緊缺到“黃金一兩，易水一杯”的地步。消息傳到京師，執政大臣憂心忡忡，朝堂上討論的結果，是考慮放棄兩城，退守黃河東岸的保德軍（今山西保德），以免受到拖累。就在如此危急的形勢下，張亢受命出任並代鈐轄，火速被派往前線了解實情。他以超人膽魄單騎抵達府州城下，由於周邊不時有西夏遊騎出沒，守城軍人不敢相信來者何人，經出示符牌後，才被放入城門。張亢考察一番後，毅然承擔起防守職責。他一改前任被動防禦的做法，抓住敵軍鬆懈的有利時機，派人出城採伐薪木、收集澗水，修築外圍堡寨，控制水源，加強練兵並調動士氣。又乘夜出奇兵收復了要塞琉璃堡，從而鞏固了府州的城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