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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御史台首腦——御史中丞一職一度空缺不授，天子不知其故。某日，有人向仁宗反映：呂夷簡想用自己的人，聽說已許諾過了。這引起了天子的猜疑。不久，仁宗就質問御史中丞久缺的原因，呂丞相回答說：此職乃言官之首，自宰相而下皆可彈劾，故人選當出自聖意，為臣豈可擅自決定？此事是否真的出自一片真心，值得懷疑，權謀的成分倒可能更大一些，但卻確實令仁宗感到滿意。
在呂夷簡眼裡，皇室金枝玉葉們的利益，必須特別照顧，打破常規也在所不惜。按照以往規矩，宗室沒有升遷官爵之法，只有遇到稀有大禮的機會，才普遍敘遷一次。景祐初年，仁宗因過度沉溺女色而體弱多病，呂夷簡為博得仁宗的高興，提議超遷宗室位秩，為此增加的俸祿超過舊時的十倍。宮廷、王府乃至於各地的宗子宗親們，皆大歡喜。
為了及時了解天子的動向，使自己的舉止符合聖意，呂夷簡對皇帝身邊的家奴——宦官，也廣施恩澤。他在初次拜相之日，便利用獨掌中書的機會，提高了一批宦官的地位。慶曆初，又不顧非議進一步提高宦官的官秩地位。投桃報李，宮廷內管事的宦官自然願意與呂相公保持密切關係，及時通風報信，他因此獲得比其他大臣更多的迴旋餘地。
至於各級下屬、各地的官員們，呂夷簡手中掌握著他們最關切的前程路線，只需動張嘴、說句話，便是榮枯兩重天。因此，絕大多數官僚都唯其馬首是瞻。
呂夷簡費盡心機做了這麼多事，特別是許多超常規的事，得歸得了，失也失了。因為世上總有一些人認死理，講原則，不滿於現狀，他失去的便是這些人的認同。呂丞相在位久了，前後便受到一些指責，甚至強烈的抨擊。且不說那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一批清流官員的批評，就使他幾度陷於難堪的境地。
當年呂夷簡違反常規，率群臣陪著仁宗赴天安殿朝賀太后壽辰的做法，就遭到范仲淹等人的反對，他自知范仲淹有理，只是將其奏疏壓下。以後，他支持天子廢黜郭皇后的事一發生，再度受到范仲淹的批評。這一次，呂夷簡懷著不可告人的私心，絕不允許他人阻撓，於是將范仲淹貶逐出京師，從而引起士林一陣騷動。要說他與范仲淹之間真正的交鋒，還是發生在景祐三年（1036）。
這一年，代理開封知府范仲淹給天子上了一道《百官圖》，排列官員資序，明確標出合理的升遷順序，要求對官員升降、大臣進退的事，不宜僅聽憑宰相專斷。隨即又上疏仁宗皇帝，抨擊時政積弊，並以歷史上權臣亂政之例告誡天子。顯然，這些言辭是針對呂丞相的，表達了對專權者的強烈不滿，將許多官員的心聲吶喊出來。呂夷簡對此極為憤怒，他除了在天子面前為自己辯護外，又運用權勢尋覓羅織罪狀，以打擊報復對手。
范仲淹素來直言敢行，無論是品行學識還是為官做事，都無懈可擊，在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中頗有聲譽。要給這樣的人隨意定罪，並不容易。呂夷簡最終挑中“朋黨”的罪名，指責對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說起來，古代政壇忌諱公開拉黨結派，帝王最擔心臣子們因此形成集團勢力，架空天子，把持政權。
結果，范仲淹被貶謫為饒州（今江西波陽縣）知州，為他鳴不平和關係密切的余靖、尹洙、歐陽修等多位官員被打為朋黨，也先後遭貶。侍御史韓瀆還在當權者的指使下，奏請仁宗批准，將有關范仲淹朋黨之事張榜朝堂，禁止百官越職上疏議論，使反對派遭到很大的壓制。這便是北宋中葉所謂“朋黨”之爭的發端。
但與丁謂之流殘酷迫害政敵的做法有別，呂夷簡給對手總留有餘地，不置人於死地，通常是驅逐到地方任職即可，時過境遷後，還允許回朝，因而也沒有結下死敵。對於范仲淹，他以後還在特殊情況下適當加以關照。事情是這樣的：
康定元年（1040），呂夷簡第三度復相後，同僚都畏懼其權勢，遇事不敢表示異議，只有參知政事宋庠自恃仁宗的“厚遇”，多次與他發生爭論。他雖然厭煩宋庠，但忌諱得罪天子，未敢輕易動手。
來年五月間，身處戰火前線的延州（今陝西延安市）知州范仲淹，從策略上考慮一度與西夏首領元昊互通書信，又燒過對方夾雜狂妄不遜言辭的來函。此事傳到朝廷後，君臣都感到有必要追究。呂夷簡略加思索，便想出一個巧妙的主意。他在中書故意對宋參政說：“人臣無外交”，范仲淹怎敢如此行事？宋庠以為呂相公要嚴懲范某，於是在上朝時請天子斬殺范仲淹。這還了得，本朝祖宗早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遺訓，誰敢輕易破壞規矩，自當引起眾怒，成為眾矢之的。因此，樞密副使杜衍一聽就堅決表示反對。宋參政以為呂夷簡必定支持自己，然而呂相公卻不發一言。當仁宗詢問呂夷簡態度時，他答道：杜衍所言是也，只可輕責而已。處理意見就這樣敲定。事情傳出後，輿論譁然，都指責宋參政殘忍無道。宋庠倉皇失措，有口難辯，終於在一片非議聲中黯然離朝。隨之，呂夷簡又以“朋黨”為名，將與宋庠有同年之誼的樞密副使鄭戩貶出京城。這可真叫絕，呂夷簡既緩和了與范仲淹的矛盾，又打擊了政敵，可謂一箭雙鵰。
晚年的呂夷簡，享盡了榮華富貴，也看慣了世間百態，心態逐漸平和了許多。有條野史即反映他的豁達大度：一位叫張球的儒生，大約家境困難，就給呂丞相獻了首詩：“近日廚間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他讀罷該詩，即饋贈儒生百貫銅錢。
在呂夷簡眼裡，皇室金枝玉葉們的利益，必須特別照顧，打破常規也在所不惜。按照以往規矩，宗室沒有升遷官爵之法，只有遇到稀有大禮的機會，才普遍敘遷一次。景祐初年，仁宗因過度沉溺女色而體弱多病，呂夷簡為博得仁宗的高興，提議超遷宗室位秩，為此增加的俸祿超過舊時的十倍。宮廷、王府乃至於各地的宗子宗親們，皆大歡喜。
為了及時了解天子的動向，使自己的舉止符合聖意，呂夷簡對皇帝身邊的家奴——宦官，也廣施恩澤。他在初次拜相之日，便利用獨掌中書的機會，提高了一批宦官的地位。慶曆初，又不顧非議進一步提高宦官的官秩地位。投桃報李，宮廷內管事的宦官自然願意與呂相公保持密切關係，及時通風報信，他因此獲得比其他大臣更多的迴旋餘地。
至於各級下屬、各地的官員們，呂夷簡手中掌握著他們最關切的前程路線，只需動張嘴、說句話，便是榮枯兩重天。因此，絕大多數官僚都唯其馬首是瞻。
呂夷簡費盡心機做了這麼多事，特別是許多超常規的事，得歸得了，失也失了。因為世上總有一些人認死理，講原則，不滿於現狀，他失去的便是這些人的認同。呂丞相在位久了，前後便受到一些指責，甚至強烈的抨擊。且不說那些別有用心的政客，以范仲淹為代表的一批清流官員的批評，就使他幾度陷於難堪的境地。
當年呂夷簡違反常規，率群臣陪著仁宗赴天安殿朝賀太后壽辰的做法，就遭到范仲淹等人的反對，他自知范仲淹有理，只是將其奏疏壓下。以後，他支持天子廢黜郭皇后的事一發生，再度受到范仲淹的批評。這一次，呂夷簡懷著不可告人的私心，絕不允許他人阻撓，於是將范仲淹貶逐出京師，從而引起士林一陣騷動。要說他與范仲淹之間真正的交鋒，還是發生在景祐三年（1036）。
這一年，代理開封知府范仲淹給天子上了一道《百官圖》，排列官員資序，明確標出合理的升遷順序，要求對官員升降、大臣進退的事，不宜僅聽憑宰相專斷。隨即又上疏仁宗皇帝，抨擊時政積弊，並以歷史上權臣亂政之例告誡天子。顯然，這些言辭是針對呂丞相的，表達了對專權者的強烈不滿，將許多官員的心聲吶喊出來。呂夷簡對此極為憤怒，他除了在天子面前為自己辯護外，又運用權勢尋覓羅織罪狀，以打擊報復對手。
范仲淹素來直言敢行，無論是品行學識還是為官做事，都無懈可擊，在當時的文人士大夫中頗有聲譽。要給這樣的人隨意定罪，並不容易。呂夷簡最終挑中“朋黨”的罪名，指責對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說起來，古代政壇忌諱公開拉黨結派，帝王最擔心臣子們因此形成集團勢力，架空天子，把持政權。
結果，范仲淹被貶謫為饒州（今江西波陽縣）知州，為他鳴不平和關係密切的余靖、尹洙、歐陽修等多位官員被打為朋黨，也先後遭貶。侍御史韓瀆還在當權者的指使下，奏請仁宗批准，將有關范仲淹朋黨之事張榜朝堂，禁止百官越職上疏議論，使反對派遭到很大的壓制。這便是北宋中葉所謂“朋黨”之爭的發端。
但與丁謂之流殘酷迫害政敵的做法有別，呂夷簡給對手總留有餘地，不置人於死地，通常是驅逐到地方任職即可，時過境遷後，還允許回朝，因而也沒有結下死敵。對於范仲淹，他以後還在特殊情況下適當加以關照。事情是這樣的：
康定元年（1040），呂夷簡第三度復相後，同僚都畏懼其權勢，遇事不敢表示異議，只有參知政事宋庠自恃仁宗的“厚遇”，多次與他發生爭論。他雖然厭煩宋庠，但忌諱得罪天子，未敢輕易動手。
來年五月間，身處戰火前線的延州（今陝西延安市）知州范仲淹，從策略上考慮一度與西夏首領元昊互通書信，又燒過對方夾雜狂妄不遜言辭的來函。此事傳到朝廷後，君臣都感到有必要追究。呂夷簡略加思索，便想出一個巧妙的主意。他在中書故意對宋參政說：“人臣無外交”，范仲淹怎敢如此行事？宋庠以為呂相公要嚴懲范某，於是在上朝時請天子斬殺范仲淹。這還了得，本朝祖宗早定下了不殺士大夫的遺訓，誰敢輕易破壞規矩，自當引起眾怒，成為眾矢之的。因此，樞密副使杜衍一聽就堅決表示反對。宋參政以為呂夷簡必定支持自己，然而呂相公卻不發一言。當仁宗詢問呂夷簡態度時，他答道：杜衍所言是也，只可輕責而已。處理意見就這樣敲定。事情傳出後，輿論譁然，都指責宋參政殘忍無道。宋庠倉皇失措，有口難辯，終於在一片非議聲中黯然離朝。隨之，呂夷簡又以“朋黨”為名，將與宋庠有同年之誼的樞密副使鄭戩貶出京城。這可真叫絕，呂夷簡既緩和了與范仲淹的矛盾，又打擊了政敵，可謂一箭雙鵰。
晚年的呂夷簡，享盡了榮華富貴，也看慣了世間百態，心態逐漸平和了許多。有條野史即反映他的豁達大度：一位叫張球的儒生，大約家境困難，就給呂丞相獻了首詩：“近日廚間乏所供，孩兒啼哭飯籮空。母因低語告兒道，爺有新詩上相公。”他讀罷該詩，即饋贈儒生百貫銅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