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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游宏啊。這麼些年來,難道他不是你最最熟悉的男人嗎?」

  游芳盯著我,已經變了臉色。剛才還和自己兒子的朋友親親我我,縱然是她這在紅塵里打滾多年的人精,一時之間也難以接受。

  等胸口的起伏稍微小一些的時候,她重新坐了下來,但和剛才比,離我的距離遠多了。

  「娟娟,你先出去一會兒。」她說。

  娟娟應了一聲,乖巧地快步走出包廂。

  「說吧,什麼事。阿宏總是對別人說我死了,他肯告訴你我的事,還讓你來找我,一定把你當最好的朋友。我知道他沒什麼朋友的。」這時她神情肅然,完全沒了剛才的煙花媚態。

  「阿宏最近去看了很多次心理醫生。」按照設定好的劇本,我這麼說。

  「啊!」

  游芳的反應讓我很滿意。酒精和突然的心理攻擊,已經讓她的心防大大減弱,現在所剩下的,只有一個母親對兒子的擔憂。

  「我想你不知道這件事吧,他的心理問題很嚴重,醫生說他患有抑鬱症。」

  「我,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怎麼會……」游芳突然聽到這個消息,有些手足無措:「需要多少醫藥費,要不,把他送到國外去治?」

  「不是錢的問題。他需要完整的心理治療,醫生甚至建議用藥物控制。可是你知道,這類藥物對人大腦的損害相當大,特別他這麼年輕。所以,想先嘗試用單純的定期心理輔導。其實我是個記者,我幫他找了個很不錯的心理醫師,可是那位醫師昨天告訴我,阿宏有個心結,不解開這個心結,他的治療無法繼續下去。」

  「心結?什麼心結?」游芳急著問。

  「單親家庭的孩子本來就容易出心理問題,而且,你的工作性質也是他患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不好意思,我說得比較坦率。」

  「沒關係,我猜到了。」游芳臉上已經找不到一絲紅暈,蒼白得嚇人,好像一下子老了十歲。這讓我很有負罪感,但為了六耳也顧不得了。

  「不知道你為什麼一直不肯告訴他父親的事,原本孤僻的人就很偏執,現在得了病尤其如此,你越不告訴他,他就越想知道。如今變成了他一塊心病,他抑鬱病的根源就在他的雙親問題,治療的時候不可能把父親繞過去的。」

  我直起腰,望著愣住的游芳,嚴肅地說:「我知道你不肯說他父親的事,一定有不得以的苦衷。阿宏的性格,現在也不可能纏著你問,像他今天下午就打過電話給你,但你還是不願意說。」

  「我……」游芳吶吶著,還沒說什麼就被我打斷。

  「可是站在我的立場,因為一位已經死去的人,而毀了兒子一生的幸福,無論如何都是難以理解的。不要忘記了,你是一位母親!」

  游芳的臉更白了,她閉起了眼睛,然後眼淚就流了出來。

  我沒想到她的反應這麼激烈,頓時不知該再說什麼。

  她用手背拭去眼淚,然後雙手捂著眼睛,好一陣。等她把手放開的時候,眼睛周圍已經一團糟,眼影都亂了。

  她接過我遞過去的紙巾,卻沒有擦眼睛,而是在上面寫了幾個字,然後遞給我。

  「1982·夏天,張金龍」,我念了一遍。

  「他爹叫張金龍。」游芳說,她拿起另一塊紙巾擦著眼睛。

  「那1982年夏天是?」

  「他死的時候。」

  「怎麼死的?」

  游芳看著紙巾上黑黑的痕跡,把嘴唇抿成薄薄的一線,過了一會兒,才說:「如果他真的那麼有決心查他爹的事,總是能知道的。」

  我有點意外,沒想到游芳對此還是有所保留,但她提供了名字,這就是最大的線索,也不必現在逼問,看得出她非常愛她的兒子,她不想說一定是有理由的。

  「那你先生是八二年幾月幾日死的?」

  「他不是我丈夫。」游芳一字一頓地說。

  「啊……」

  「我只記得是那年夏天,具體時間忘記了。」

  「忘記了?那,他是幾歲死的?」

  「二三十歲吧,具體不知道。」

  「不知道?」我可真的愣住了,怎麼會有這樣的事。但現在,游芳似乎也沒有騙我的必要啊。

  這張金龍到底是幹什麼的啊。

  「好了,你也不是來玩的。能說的我都說了,你回去告訴阿宏吧。我這作媽的實在有太多地方對不起他。」

  我想摸出錢來結帳,被游芳推了回去。

  「你這做朋友的為阿宏煞費苦心,這些費用要讓你付,我就真沒臉沒皮了。」

  她這麼說,我就不再堅持清空自己的錢包,互道再見後,離開了這男人們紙醉金迷的所在。

  六耳父親的名字已經得到,不管張金龍身上有多大的秘密,順著這根藤,再深我都要把它挖出來。八、尋找張金龍  找一個二十三年前死的人,說難不難,說易不易。等我開始著手想要查找的時候,才發現忘了向游芳問一個信息,要是游芳不肯說或者不知道,找起來就真的很麻煩了。

  好在我電話打過去,游芳很痛快地告訴我,張金龍死的時候在上海。

  他是死在上海的,而上海市民政局,該對歷年死亡者有統計匯總才對。

  普通人去找民政局查死者材料,是一定被吃閉門羹的。這種東西算不算機密不清楚,但民政局肯定沒有向市民提供這項服務的義務。記者就不同了。

  跑民政的記者陸青書剛參加完民政局組織的記者旅遊團回來,拍著胸脯說沒問題,政府機關和對口的記者是一種互利互惠關係,雖然常有記者不小心惹某位領導生氣,但總的來說,這種無關緊要的小事,還是能辦成的。

  可是過了一天陸青書很不好意思地來找我,說民政局1982年的死亡信息沒輸進電腦,查起來太費人工,說要查行,得自己過去。陸青書說可以幫我打個招呼,如果我高興跑過去查的話。

  我當然說願意。

  回去和六耳一說,他高興之餘,表示要和我一起去查。

  「雖然沒你和我媽說得那麼誇張,但了解我父親的情況,的確是一直以來我的一大心愿。所以,我不能讓你代我完成這個心愿。現在我已經可以出門了,兩三小時裡別人不會發現太大的異狀。再說,我一發現毛長得長了,隨便找個廁所躲進去刮乾淨就行。」

  上次我問出了他父親的名字,六耳奇怪的很,逼問我是怎麼在他媽嘴裡把話套出來的。我把實情招供後,他大叫大嚷,說我太能扯蛋,和我鬧了好一陣。我一邊和他折騰,心裡卻挺高興,這說明他已經漸漸從陰影里走出來了。

  所以我稍微叮囑了六耳幾句,就答應了他。

  周二的上午我起了個大早(當然是針對我而言的大早),和六耳一起,到了上海市民政局。

  宣傳處的小呂昨天已經在電話里和陸青書說好,見了我們說了幾句客套話,就領我們到檔案室。

  這個檔案室原本的空間相當大,可現在被一排排的鐵製檔案櫃占滿了地方,只留下幾條狹窄的小路。

  每個鐵櫃的門上都貼著年份標籤,小呂把我們領到貼著「1982」標籤的兩個鐵櫃前,說:「你們自己找吧,太多了。看完放回去,別弄亂了。」

  他打開門,只見兩個柜子里塞足了鼓鼓的牛皮檔案袋。

  「這麼多啊。」我驚嘆。

  小呂苦笑:「是啊,要是少的話,不用你來我就幫你們找了。那時候上海的年死亡率大概在千分之七左右,算下來每個月的死亡人數都快上萬,嘿,你們慢慢找吧。」

  游芳告訴我的死亡時間是夏天,為了保險起見,我把標著五、六、七、八、九月的檔案袋都找了出來,有二十多個。

  我和六耳穿的都是牛仔褲,不怕髒,就這樣直接坐在地上,一人一個牛皮袋開始看。

  一個牛皮袋裝了一百張紙,每張紙上是二十個人的簡單死亡記錄。也就是說,一個檔案袋裡是兩千人的死亡檔案。

  雖說一張紙一眼就掃了過去,可看到後來眼力明顯不行,有時得停一停再看,免得錯過。

  眼花不算,頭也慢慢暈起來,然後是腰。還真是件苦活。

  第三個檔案袋看到一半,我撐不住停了下來,站起身子松松肩挺挺腰。往六耳那邊一看,居然見他已經看好了六個口袋。怪怪,怎麼會比我快一倍,我已經看得很努力了啊。

  再看六耳換紙的速度,果然迅疾的很,基本拿起來停留一兩秒鐘就換另一張。這種速度只看一張兩張拼一拼還可能行,這麼一大堆看下來還保持這樣的速率,真是太牛了。

  「六耳,你怎麼看得這麼快,有練過嗎?」我忍不住問他。

  「有嗎?」他停下來看看我。

  「怎麼沒有。」我指了指自己看好的兩包:「你比我快一倍多呢。」

  六耳瞧瞧我的戰績,又看看他自己的,也有些意外:「真是這樣嘛,可我也沒覺得自己有多快,讀大學念書的時候也沒覺得自己比別人看書快啊。」

  我心裡暗自琢磨,我看東西絕不能算是慢的,如果這是六耳的正常速度,早該在讀書的時候體現出來了,沒道理自己不知道啊。

  「或許他體內又有了什麼新變化,但是表面看不出罷了。」忽然之間,我想起梁應物對我說的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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