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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了一次，只帶弟弟全家四口去海邊，車上人滿了，心裡也快活，可是同樣的，跟山水的親近，怎麼便消失了，那條寂美的路，也不再是同樣的平和、簡單又清朗。陽光很好，初生的嬰兒怕風，車窗緊閉，只有冷氣吹著不自然的風，而我，正跟親愛的手足在做一次郊遊。
不喜歡一大群人去海邊，回來的車程上，這種排斥的心情，又使自己十分歉然和自責。
在海邊，連家人都要捨棄，難道對海的愛勝於手足之情嗎？原因是，大家一直在車內講話，又不能強迫他人——不許開口，面向窗外。那才叫奇怪了。
有的時候，我又想，別人已經安然滿足的生活，何苦以自己主觀的看法去改變他們呢，這便跟母親強迫人吃飯又有什麼不同？雖然出發點都是好的。
昨天，又去了同樣的地方，這一回，海邊大雨如傾。
對我來說，也無風雨也無晴並不十分困難，可是有風有雨的心境，卻是更會自然些。
常常跟自己說，一定要去海邊，那怕是去一會兒也好。這十分奢侈，就如看紅樓夢一樣的奢侈。孤獨是必要的，它也奢侈，在現今的社會形態里。
晚上和朋友吃飯，他們抱怨老是找不到我，我說，大半是去了海邊吧！
“你帶我們出——”
“不——要。”
“為什麼？”
“不為什麼，天下的事，哪有凡事都為什麼的？”
話說出來舉桌譁然。為了所謂的不夠朋友，喝下了一大杯酒，照了照杯子，笑笑。
去海邊，會一直去下去，這終於是一個人的事情了。
他
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陽明山竹子湖一帶走路，同行的人隨口問了一句：“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誰？”還在沉吟，又說：“不許想的，憑直覺說，快講——”講了，是父親母親姐姐小弟還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難道他不算？”當然問他羅，他們是好同學。
我拿了根干樹枝拍拍的打過一排又一排蘆花，一面跑一面口裡嗚嗚的學風叫，並不回答。
他當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人。
打過他，用刷頭髮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鋼釘在面頰上釘成小洞洞，過了好幾秒鐘，才慢慢滲出數十個血珠子來。那一回，他沒有哭，我還要再打，是夾在中間死命拉扯的母親發著抖流淚。那一年，我十九歲，他十七。
後來，沒有幾天，又在街上看見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麵館外邊。他低頭在踩摩托車，口裡叼著一支煙，身後跟著一個穿迷你裙的女孩。還記得，他們上車而去的時候，那套西裝在夜風裡飄出來的是一塊大紅的襯裡，女孩的手，環在腰上，那麼意氣飛揚的招搖過市。他沒有看見我，那個手裡拎著一袋書，看到他就站住了腳的人。
我回家後並沒有對母親說什麼，那幾年，母親稍一緊張就會極輕微的搖擺她的脖子，那種不自覺的反應，看了使人心酸。我深信，她的這種毛病，是因為女兒長年的不肯上學和陰沉的個性造成的。在家裡，我總是攻擊人，傷害性的那種打法。尤其看不慣只上學而不真讀書的人。當年的他，就是那個死相，他假上學真蹺課，只對自己花錢，對人不友愛，而且自高自大語氣輕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見他的那副樣子，把一本自己批註的《水滸傳》送到小弟的房間裡去。那時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當年批註這本書的年紀，我們一同看書，小弟也開始批寫，批上一段，上學校去的時候，我就拿起來看。跟小弟，也沒有說他什麼。
又過了好多天，長春市場的路邊邊有人賣藥玩蛇，算是夜市吧。圍觀的人怕蛇，圈圈圍成很大，賣藥的人費力的連說帶表演，一直讓蛇咬他的手肘——真咬，卻沒有一個人上去買藥。那個弄蛇人又表演了吞蛇，緊緊握住長蛇的尾巴，讓蛇身蛇頭滑到口裡去，這一招惹得許多人退了一步。就在人群擴散開去的那一剎，我又看見了他，有一絲驚懼，又有一絲哀憐，透過他的表情默默的投射到那個在一支光禿燈泡下討生活的賣藥人身上去。人群里的那個他，陌生、柔軟，有一點孤零，透著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他沒有在摩托車上。
再從窗口望他的那一年。小弟已經讀大學了，我初次回國。巷子裡的他，蹲著在鎖車子，知道必然會進來，我等著跟這個一別四年，沒有通過一封信寫過一個字的人見面。
進門的時候微笑著喊了我一聲，自己先就臉紅了。看見他的手上拎著一個帆布袋子，裡面裝著想來是到處推銷的油墨樣品，沒有穿什麼怪裡怪氣的紅襯西裝，一件夾克十分暗淡，頭髮被風吹得很毛，看上去好似很累，脫鞋子的時候半彎著身體，那個灰撲撲的帆布袋也忘了可以擱在地上——那一年，他進入了社會。也是那個夜晚，想到他的口袋和脫鞋子時的神情，我伏在床上，在黑暗中流了一夜的眼淚。過不久，我又走了。
我們依然沒有什麼話講，也不通信，有一天，母親寫信來，說他有了兩個女兒，做了父親。又不久，說他離開了油墨行，跟一個好同學拼湊了一點點小資金，合開了一家小公司。
很多年過去了，我結婚，他也沒有片紙隻字來。後來我便以為自己是忘了這個人，直到有一天的夢裡，看見一大面猙獰的鐵絲網，他在那邊，我在另一邊，清楚看見是他，臉上還有鐵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洞。我很緊張，喚他，叫他跳鐵絲網，他向四周張望了一下，退了幾步，然後向我跑過來，上網了，接著看見電光強閃，他無助的被掛在鐵絲上成了一個十字形，然後，我在夢中的的確確聞到了生肉燒焦的氣味——我被搖醒的時候還在慘叫，知道經歷的是夢，只是一場夢，仍然不能停止的叫了又叫。夢的第二日，收到一封電報，是大伯父打來的，沒看清楚內容先撲到地上去便痛哭，赤著腳沒有帶錢，奔過荒野，走進簡陋的電信局，一定要他們掛長途電話回台灣。等到丈夫大步走進電信局的時候，我已經等了六個多小時。丈夫來，電話通了，接電話的是父親，我喊了父親一聲抱住電話筒失聲大慟，好不容易雙方弄懂了，說他沒事——那個以為已經忘掉了的人沒事，這才再細看那封捏成一團的電報；那封會錯了意的電報。
那事以後的幾日，當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總是恍惚，夜間，睜著眼睛向著黑暗，想起他，那個一生沒有交談過什麼話的他，才發覺這個人對我，原來也有什麼意義。
又是一年，我回國，父母一同回來的，下飛機，他不知道要跟我說什麼，那時候，我心情不好，一路上很沉默。他將我放在前座，開到家的巷子裡，他掏出來一把鑰匙來給我看，臉上是逼出來的笑，他跟我說：“來，來看你的汽車，買給你的，二手貨，可是裡面要什麼有什麼，不信你問我，音響、冷氣、香水瓶、錄音帶……你高不高興？你看，買給你的車，來看嘛！看一眼……”我快步跑上樓，沒有碰鑰匙，他跟上來，我說：“以後精神好了才去看——”那輛車，在巷子裡風吹雨打了三個月，我沒有看它一眼，後來，他沒有說什麼，賠了三萬塊，轉手賣掉了。
爸爸貼了他錢，他頭一低，接下了。那一剎，我眼眶有些濕，他根本沒有什麼錢，卻貼出了財產的大半，標會標來的，給了我。
再見他當然又是回國，窗外的大個子從一輛漆成紫綠兩色的破汽車上下來，鎖好車門，一手夾著一個小女娃兒上樓，那時候我叫了他，從窗口送下一句話：“胖子！好醜的車。”“實用就好，丑不醜什麼相干？”還是談不來的，可是這句話已經慢慢中聽了。當年那件西裝並不實用，卻悄悄去做了會女朋友。那時候，也只是打架，我們不談的。
有一回我問他，他家裡為什麼不訂大華晚報，偏偏每天要來一次看看這份報才走。他說，怕忘了看有一個“愛心基金會”的消息，問他看了做什麼，他不響，向母親和我討錢，討到手便走。第二天，他匯了錢去基金會，然後才說了一句：“這種開銷每個月很多，看報不大好，看了會有心理負擔，不寄錢又不安。”我沒有什麼話跟他講，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負擔，是他傳給我的。
很多年後，才發覺他早已通信認養了一個新竹地區的苦孩子。那時候，他的頭髮開始一絲一絲白出來了，我去香港，替他買簡便的治白髮藥水，而我，早也染髮了。
有一次在他家裡，我賴他偷我當年的書，他很生氣，說我的那種枯燥書籍他是一定不會看的，我不肯信，他打開書櫃叫我搜，看見那些寶貝書，我呆了好一會兒，也確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書。那一天他很慷慨，說可以借我三本書帶回去看，借了，當天晚上，翻了三頁，便睡著了。我還是有些討厭他，沒有什麼話跟他講。
有一天他來，已經深夜了，我正在因為劇烈的肩痛而苦惱，母親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死也不肯。他問我為什麼不去做指壓，我說夜深了，不好去煩固定做指壓的朋友春香，他拿起電話便撥，聽見在跟太太說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壓，做到流汗。
我沒有說什麼，他很晚才走，走的時候，說了一聲：“那我走了！”我說：“好”。想起當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來，說肩痛可能是在歐洲常年習慣喝葡萄酒，在台灣不喝酒的緣故。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隻奧國的瓶子，說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給我。說完兩人又沒有什麼話講，他便走了，看看德文標籤，發覺那是一瓶葡萄果汁。我們還是不通的，那麼多年了。他的車子換了許多次，辦公室搬了自己的，不再租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見一個人騎著一輛摩托車，覺得眼熟，一看是他，嚇了一跳，才發覺，在白天跑工作的時候，他仍然騎車而不駕車。不太認識他，使自己有些臉紅，我們已經認真夠久了。
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郵箱中一張明信片，寫的人是他美麗賢慧的妻子，夫婦兩個人在東北亞旅途中寄的。他只在上面簽了一個名字，出國十八年來第一次看見他寫的字——兩個字。
這個人喜歡看電影、聽歌、跳舞、吃小館子，原先也喜歡旅行，那次東北亞回來的飛機上遭了一次火警，便發誓不坐飛機了。以後的錢，捐了好多給基金會，那個基金會騙錢不見了，他仍然不坐飛機，也沒有多餘的錢。
我們談不來，只有一次，他跟我悄悄的講了好久的話，說他大女兒如果坐在我的車子裡，千萬不要一面開車一面放音樂，因為女兒睡不夠神經衰弱，一聽音樂便說頭昏，要煩的。我答應了，他又叮嚀一次，叫我千萬不能忘了，我說不會忘，他還不放心，又講又講。那一回，是他一生里跟我講最多話的一回。我發覺他有些老了。
不喜歡一大群人去海邊，回來的車程上，這種排斥的心情，又使自己十分歉然和自責。
在海邊，連家人都要捨棄，難道對海的愛勝於手足之情嗎？原因是，大家一直在車內講話，又不能強迫他人——不許開口，面向窗外。那才叫奇怪了。
有的時候，我又想，別人已經安然滿足的生活，何苦以自己主觀的看法去改變他們呢，這便跟母親強迫人吃飯又有什麼不同？雖然出發點都是好的。
昨天，又去了同樣的地方，這一回，海邊大雨如傾。
對我來說，也無風雨也無晴並不十分困難，可是有風有雨的心境，卻是更會自然些。
常常跟自己說，一定要去海邊，那怕是去一會兒也好。這十分奢侈，就如看紅樓夢一樣的奢侈。孤獨是必要的，它也奢侈，在現今的社會形態里。
晚上和朋友吃飯，他們抱怨老是找不到我，我說，大半是去了海邊吧！
“你帶我們出——”
“不——要。”
“為什麼？”
“不為什麼，天下的事，哪有凡事都為什麼的？”
話說出來舉桌譁然。為了所謂的不夠朋友，喝下了一大杯酒，照了照杯子，笑笑。
去海邊，會一直去下去，這終於是一個人的事情了。
他
去年那天，也是冬天，我在陽明山竹子湖一帶走路，同行的人隨口問了一句：“你一生里最好的朋友是誰？”還在沉吟，又說：“不許想的，憑直覺說，快講——”講了，是父親母親姐姐小弟還有我的丈夫。
“那他呢？難道他不算？”當然問他羅，他們是好同學。
我拿了根干樹枝拍拍的打過一排又一排蘆花，一面跑一面口裡嗚嗚的學風叫，並不回答。
他當然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人。
打過他，用刷頭髮的梳子，重重一掌下去，小鋼釘在面頰上釘成小洞洞，過了好幾秒鐘，才慢慢滲出數十個血珠子來。那一回，他沒有哭，我還要再打，是夾在中間死命拉扯的母親發著抖流淚。那一年，我十九歲，他十七。
後來，沒有幾天，又在街上看見他，台北桃源街的牛肉麵館外邊。他低頭在踩摩托車，口裡叼著一支煙，身後跟著一個穿迷你裙的女孩。還記得，他們上車而去的時候，那套西裝在夜風裡飄出來的是一塊大紅的襯裡，女孩的手，環在腰上，那麼意氣飛揚的招搖過市。他沒有看見我，那個手裡拎著一袋書，看到他就站住了腳的人。
我回家後並沒有對母親說什麼，那幾年，母親稍一緊張就會極輕微的搖擺她的脖子，那種不自覺的反應，看了使人心酸。我深信，她的這種毛病，是因為女兒長年的不肯上學和陰沉的個性造成的。在家裡，我總是攻擊人，傷害性的那種打法。尤其看不慣只上學而不真讀書的人。當年的他，就是那個死相，他假上學真蹺課，只對自己花錢，對人不友愛，而且自高自大語氣輕浮。
想了一下在街上看見他的那副樣子，把一本自己批註的《水滸傳》送到小弟的房間裡去。那時候，小弟初二了，正是我當年批註這本書的年紀，我們一同看書，小弟也開始批寫，批上一段，上學校去的時候，我就拿起來看。跟小弟，也沒有說他什麼。
又過了好多天，長春市場的路邊邊有人賣藥玩蛇，算是夜市吧。圍觀的人怕蛇，圈圈圍成很大，賣藥的人費力的連說帶表演，一直讓蛇咬他的手肘——真咬，卻沒有一個人上去買藥。那個弄蛇人又表演了吞蛇，緊緊握住長蛇的尾巴，讓蛇身蛇頭滑到口裡去，這一招惹得許多人退了一步。就在人群擴散開去的那一剎，我又看見了他，有一絲驚懼，又有一絲哀憐，透過他的表情默默的投射到那個在一支光禿燈泡下討生活的賣藥人身上去。人群里的那個他，陌生、柔軟，有一點孤零，透著些青少年特有的迷茫。他沒有在摩托車上。
再從窗口望他的那一年。小弟已經讀大學了，我初次回國。巷子裡的他，蹲著在鎖車子，知道必然會進來，我等著跟這個一別四年，沒有通過一封信寫過一個字的人見面。
進門的時候微笑著喊了我一聲，自己先就臉紅了。看見他的手上拎著一個帆布袋子，裡面裝著想來是到處推銷的油墨樣品，沒有穿什麼怪裡怪氣的紅襯西裝，一件夾克十分暗淡，頭髮被風吹得很毛，看上去好似很累，脫鞋子的時候半彎著身體，那個灰撲撲的帆布袋也忘了可以擱在地上——那一年，他進入了社會。也是那個夜晚，想到他的口袋和脫鞋子時的神情，我伏在床上，在黑暗中流了一夜的眼淚。過不久，我又走了。
我們依然沒有什麼話講，也不通信，有一天，母親寫信來，說他有了兩個女兒，做了父親。又不久，說他離開了油墨行，跟一個好同學拼湊了一點點小資金，合開了一家小公司。
很多年過去了，我結婚，他也沒有片紙隻字來。後來我便以為自己是忘了這個人，直到有一天的夢裡，看見一大面猙獰的鐵絲網，他在那邊，我在另一邊，清楚看見是他，臉上還有鐵刷子打上去的那些小血洞。我很緊張，喚他，叫他跳鐵絲網，他向四周張望了一下，退了幾步，然後向我跑過來，上網了，接著看見電光強閃，他無助的被掛在鐵絲上成了一個十字形，然後，我在夢中的的確確聞到了生肉燒焦的氣味——我被搖醒的時候還在慘叫，知道經歷的是夢，只是一場夢，仍然不能停止的叫了又叫。夢的第二日，收到一封電報，是大伯父打來的，沒看清楚內容先撲到地上去便痛哭，赤著腳沒有帶錢，奔過荒野，走進簡陋的電信局，一定要他們掛長途電話回台灣。等到丈夫大步走進電信局的時候，我已經等了六個多小時。丈夫來，電話通了，接電話的是父親，我喊了父親一聲抱住電話筒失聲大慟，好不容易雙方弄懂了，說他沒事——那個以為已經忘掉了的人沒事，這才再細看那封捏成一團的電報；那封會錯了意的電報。
那事以後的幾日，當我一個人在家的時候，總是恍惚，夜間，睜著眼睛向著黑暗，想起他，那個一生沒有交談過什麼話的他，才發覺這個人對我，原來也有什麼意義。
又是一年，我回國，父母一同回來的，下飛機，他不知道要跟我說什麼，那時候，我心情不好，一路上很沉默。他將我放在前座，開到家的巷子裡，他掏出來一把鑰匙來給我看，臉上是逼出來的笑，他跟我說：“來，來看你的汽車，買給你的，二手貨，可是裡面要什麼有什麼，不信你問我，音響、冷氣、香水瓶、錄音帶……你高不高興？你看，買給你的車，來看嘛！看一眼……”我快步跑上樓，沒有碰鑰匙，他跟上來，我說：“以後精神好了才去看——”那輛車，在巷子裡風吹雨打了三個月，我沒有看它一眼，後來，他沒有說什麼，賠了三萬塊，轉手賣掉了。
爸爸貼了他錢，他頭一低，接下了。那一剎，我眼眶有些濕，他根本沒有什麼錢，卻貼出了財產的大半，標會標來的，給了我。
再見他當然又是回國，窗外的大個子從一輛漆成紫綠兩色的破汽車上下來，鎖好車門，一手夾著一個小女娃兒上樓，那時候我叫了他，從窗口送下一句話：“胖子！好醜的車。”“實用就好，丑不醜什麼相干？”還是談不來的，可是這句話已經慢慢中聽了。當年那件西裝並不實用，卻悄悄去做了會女朋友。那時候，也只是打架，我們不談的。
有一回我問他，他家裡為什麼不訂大華晚報，偏偏每天要來一次看看這份報才走。他說，怕忘了看有一個“愛心基金會”的消息，問他看了做什麼，他不響，向母親和我討錢，討到手便走。第二天，他匯了錢去基金會，然後才說了一句：“這種開銷每個月很多，看報不大好，看了會有心理負擔，不寄錢又不安。”我沒有什麼話跟他講，可是也有了自己的負擔，是他傳給我的。
很多年後，才發覺他早已通信認養了一個新竹地區的苦孩子。那時候，他的頭髮開始一絲一絲白出來了，我去香港，替他買簡便的治白髮藥水，而我，早也染髮了。
有一次在他家裡，我賴他偷我當年的書，他很生氣，說我的那種枯燥書籍他是一定不會看的，我不肯信，他打開書櫃叫我搜，看見那些寶貝書，我呆了好一會兒，也確定了他不可能偷我的書。那一天他很慷慨，說可以借我三本書帶回去看，借了，當天晚上，翻了三頁，便睡著了。我還是有些討厭他，沒有什麼話跟他講。
有一天他來，已經深夜了，我正在因為劇烈的肩痛而苦惱，母親一定要替我按摩，而我死也不肯。他問我為什麼不去做指壓，我說夜深了，不好去煩固定做指壓的朋友春香，他拿起電話便撥，聽見在跟太太說要晚些回去。那一次，他替我做指壓，做到流汗。
我沒有說什麼，他很晚才走，走的時候，說了一聲：“那我走了！”我說：“好”。想起當年打他的事情，呆呆的。
又有一天晚上，他又來，說肩痛可能是在歐洲常年習慣喝葡萄酒，在台灣不喝酒的緣故。他很急的在我桌上放下了一隻奧國的瓶子，說是藏了很多年的葡萄酒，要給我。說完兩人又沒有什麼話講，他便走了，看看德文標籤，發覺那是一瓶葡萄果汁。我們還是不通的，那麼多年了。他的車子換了許多次，辦公室搬了自己的，不再租房子。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見一個人騎著一輛摩托車，覺得眼熟，一看是他，嚇了一跳，才發覺，在白天跑工作的時候，他仍然騎車而不駕車。不太認識他，使自己有些臉紅，我們已經認真夠久了。
去年夏天，我在西班牙，郵箱中一張明信片，寫的人是他美麗賢慧的妻子，夫婦兩個人在東北亞旅途中寄的。他只在上面簽了一個名字，出國十八年來第一次看見他寫的字——兩個字。
這個人喜歡看電影、聽歌、跳舞、吃小館子，原先也喜歡旅行，那次東北亞回來的飛機上遭了一次火警，便發誓不坐飛機了。以後的錢，捐了好多給基金會，那個基金會騙錢不見了，他仍然不坐飛機，也沒有多餘的錢。
我們談不來，只有一次，他跟我悄悄的講了好久的話，說他大女兒如果坐在我的車子裡，千萬不要一面開車一面放音樂，因為女兒睡不夠神經衰弱，一聽音樂便說頭昏，要煩的。我答應了，他又叮嚀一次，叫我千萬不能忘了，我說不會忘，他還不放心，又講又講。那一回，是他一生里跟我講最多話的一回。我發覺他有些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