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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門時，母親沒有追出來強遞她的花傘，這使我有一絲出軌的快感，趕快跑下公寓的三樓，等到站在巷子裡時，自自然然的等了一秒鐘，母親沒有在窗口叫傘，我舉步走了。右肩背的小豬用左手橫過去托著，因為這一次沒有爭執淋雨的事，又有些不習慣，將小豬抱得緊了些。
只要行李在肩上，那一絲絲離家的悲涼，總又輕輕的撥了一下心弦，雖然，這只是去一次外縣。每一個周末必然坐車去外縣講演的節目，只是目的地不同而已。
可是，今天母親在接電話，她沒有站在窗口望我。
車子開過環亞百貨公司，開過芝麻百貨公司，開過遠東百貨公司，也慢慢的經過一家又一家路邊掛滿衣服的女裝店。雨絲隔著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末能夠逛逛時裝店，想來會是一種女人的幸福吧！那怕不買，看看試試也是很快樂的，那麼遙遠的回憶了，想起來覺得很奢侈。
小豬的衣服，都舊了，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買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舊衣服也就依著我，相依為命。這一份生命的妥貼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候車室里買了一份《傳記文學》和《天下雜誌》，看見中文的《漢聲》，雖然家中已經有了，再見那些米飯，又忍不住買了一本。這本雜誌和我有著共同的英文名字，總又對它多了一份愛悅。
“你的頭髮短了兩寸。”賣雜誌的小姐對我說。
我笑了笑，很驚心，頭髮都不能剪，還能做什麼？賣雜誌的小姐，沒有見過。
剪票的先生順口說：“又走啦！”
我點點頭，大步走向月台，回頭去看，剪票的人還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後的莒光號由台北開出時很空，鄰位沒有人來坐，我將手提包和雜誌放在旁邊，小豬請它擱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塊枕頭布翻到後面來，上面印著賣電鑽工具的GG，位子前，一塊踩腳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幾個送別的人微笑著向已經坐定了的旅客揮手，不很生離死別。
月台上一個女孩子，很年輕的，拎著傘和皮包定定的望著車內，走道另一邊一個大男孩子，穿灰藍夾克的，連人帶包包撲到我的玻璃上來，喊著：“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聽到了沒有，不回去也不搖頭，她沒有特別的動作，只是抿著嘴苦苦的笑了一下。“寫信！我說，寫信！”這邊的人還做了一個誇張的揮筆的樣子。這時候火車慢慢的開了，女孩的身影漸漸變淡，鮮明的，是那一把滴著雨珠的花傘。
車廂內稀稀落落的乘客，一個女學生模樣的孩子坐得極端正，雙手沒有擱在扶手上，低著頭，短髮一半蓋在臉上，緊並著膝蓋，兩腳整整齊齊的平放在踏板上，手裡的書，用來讀，也用來蓋住臉——那本書成了她的臉，上面寫著《音樂之旅》。身邊又靠了一本，是《觀人術》。
她的兩本新書，我都有，這個景象使我又有些高興，順便又觀察了她一眼。這個孩子是一枝含羞糙，將自己拘得很緊張，顯然的孤單，身體語言裡說了個明明白白。火車，對她來說，是陌生的。
告別那個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裡一直把玩著一個卡式小錄音機，開開關關的，心思卻不在那上面，茫茫然的注視著窗上的雨簾。
出發，總是好的，它象徵著一種出離，更是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開始。火車緩慢的帶動，窗外流著過去的風景，在生命的情調上來說是極浪漫的。火車絕對不同於飛機，只因它的風景仍在人間。
車到了桃園，上來了另一批擠擠嚷嚷的人，一個近六十歲的男子擠到我的空位上來，還沒來得及將皮包和雜誌移開，他就坐了下去，很緊張的人，不知道坐在別人的東西上。那把濕淋淋的黑傘，就靠在我的裙子邊。
我沒有動，等那個鄰位的人自己處理這個情況。他一直往車廂的走道伸著頸子張望，遠遠來了一個衣著樸素而鄉氣的中年女人，這邊就用台語大喊了起來：“阿環哪！我在這裡——這裡——”那個女人顯然被他喊紅了臉，快步走過來，低聲說：“叫那麼大聲，又不是沒看見你！”說著說著向我客氣的欠了欠身，馬上把那把濕傘移開，口裡說著：“失禮失禮！”那個做丈夫的，站了起來，把位子讓給太太，這才發覺位子上被他壓著的雜誌。
上車才補票的，急著搶空位子，只為了給他的妻。我轉開頭去看窗外，心裡什麼東西被震動了一下。那邊，做丈夫的彎腰給妻子將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脫下了西裝上衣，蓋在她的膝蓋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的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語：“沒位給你坐，要累的，沒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後有空的，打算換過去，叫這對夫婦可以坐在一起，這樣他們安然。
沒有空位了，實在沒有，中年的丈夫斜靠著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說：“你睡，沒要緊，你睡，嗯！”
我摸摸濕了一塊的紅裙，將它鋪鋪好，用手撫過棉布的料子，舊舊軟軟的感覺，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適。那個相依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車，窗外，是自己故鄉的風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紅磚房，看成了母親的臉。
擴音機里請沒有吃飯的旅客用便當，許多人賣了。前面過道邊的婦人，打開便當，第一口就是去餵她臉向后座望著的孩子；做母親的一件單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飯，母親打了他一下，開始強餵。
那個《音樂之旅》的女孩子姿勢沒有變，書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賣便當的隨車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樣，大概不慣於一個人吃飯，更不能在公共場所吃便當，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親一定在打長途電話，告訴舉辦講演的單位，說：“三毛一個人不會吃飯，請在她抵達的時候叫她要吃東西。”
這是一個周末的遊戲，母親跟每一個人說：“那個來講話的女兒不會吃飯。忍不住那份牽掛，卻嚇得主辦人以為請來的是個呆子。
隨車小姐推來了飲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熱量不夠，買了一盒桔子水。鄰座的那個好丈夫搖搖晃晃的捧來兩杯熱茶，急著說：“緊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卻雙手先捧給了我，輕輕對先生說：“再去拿一杯，伊沒有茶……”
我道謝了，接過來，手上一陣溫暖傳到心裡，開始用台語跟這位婦人話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來，也試著用日語。婦人更近了，開始講起她的一個一個孩子的歸宿和前程來。
然後，她打開皮包，很小心的拿出一疊用塑膠小口袋裝著的彩色照片，將她生命里的人，一個一個指出來請我欣賞。
當我年輕的時候，最不耐煩飛機上的老太婆嚕嚕嗦嗦的將一長條照相皮夾拿出來對我東指西指，恨死這些一天到晚兒女孫子的老人。現在，那麼津津有味的聽著一個婦人講她的親人和懷念，講的時候，婦人的臉上發光，美麗非凡。她自己並不曉得，在講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許她還以為，這些遠走高飛的兒女，已經只是照片上和書信上的事了。“你有沒有照片？你親人的？”
“沒有隨身帶，他們在我心肝里，沒法度給您看，真失禮！”我笑著說。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說完，那疊照片又被仔細的放回了皮包，很溫柔的動作。然後，將皮包關上，放在雙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對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說：“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個拉丈夫袖口的小動作，十分愛嬌又自然。突然覺得，她——那個婦人，仍是一個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邊，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裡？”隨車的一位小姐靠過來笑問我。“彰化市。”我說。
“晚車回台北？”
我搖搖頭，笑說：“明天在員林，我的故鄉。”“你是員林人呀？”她叫了起來。
“總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們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員林人。”
“真會騙人，又為什麼特別是員林呢？”
“又為什麼不是呢？水果鮮花和蜜餞，當然，還有工業。”“去講演？”
“我不會做別的。”
我們笑看了一眼，隨車小姐去忙了。
為什麼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話：“我在彰化生命線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兩個號碼。”
生命線，我從來不是那個值班的工作人員。可是，這一生，兩次在深夜裡找過生命線，兩次，分隔了十年的兩個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樣的一句話，對著那個沒有生命的話筒，那條接不上的線，那個悶熱黑暗的深淵，爬不出來啊的深淵。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對方的勸語那麼的弱，弱到被自己心裡的吶喊淹沒；沒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條生命線，接不上源頭，我掛斷了電話，因為在那裡沒有需要的東西。
就為了這個回憶，向郭教授講了，他想了幾分鐘，慢慢的說了一句：“可不可以來彰化講講話？”
那一天，只有兩小時的空檔和來台北的郭教授碰一個面，吃一頓晚飯。記事簿上，是快滿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講演？”我艱難的問。
只要行李在肩上，那一絲絲離家的悲涼，總又輕輕的撥了一下心弦，雖然，這只是去一次外縣。每一個周末必然坐車去外縣講演的節目，只是目的地不同而已。
可是，今天母親在接電話，她沒有站在窗口望我。
車子開過環亞百貨公司，開過芝麻百貨公司，開過遠東百貨公司，也慢慢的經過一家又一家路邊掛滿衣服的女裝店。雨絲隔著的街景里，一直在想：如果周末能夠逛逛時裝店，想來會是一種女人的幸福吧！那怕不買，看看試試也是很快樂的，那麼遙遠的回憶了，想起來覺得很奢侈。
小豬的衣服，都舊了，沒有太多的時間去買新的。在台北，一切都很流行，跟不上流行，舊衣服也就依著我，相依為命。這一份生命的妥貼和安然，也是好的，很舒服。候車室里買了一份《傳記文學》和《天下雜誌》，看見中文的《漢聲》，雖然家中已經有了，再見那些米飯，又忍不住買了一本。這本雜誌和我有著共同的英文名字，總又對它多了一份愛悅。
“你的頭髮短了兩寸。”賣雜誌的小姐對我說。
我笑了笑，很驚心，頭髮都不能剪，還能做什麼？賣雜誌的小姐，沒有見過。
剪票的先生順口說：“又走啦！”
我點點頭，大步走向月台，回頭去看，剪票的人還在看我的背影，我又向他笑了笑。
那一班午後的莒光號由台北開出時很空，鄰位沒有人來坐，我將手提包和雜誌放在旁邊，小豬請它擱在行李架上。
前座位子的一小塊枕頭布翻到後面來，上面印著賣電鑽工具的GG，位子前，一塊踩腳板。大玻璃窗的外面，幾個送別的人微笑著向已經坐定了的旅客揮手，不很生離死別。
月台上一個女孩子，很年輕的，拎著傘和皮包定定的望著車內，走道另一邊一個大男孩子，穿灰藍夾克的，連人帶包包撲到我的玻璃上來，喊著：“回去啦！回去嘛！”
女孩也不知是聽到了沒有，不回去也不搖頭，她沒有特別的動作，只是抿著嘴苦苦的笑了一下。“寫信！我說，寫信！”這邊的人還做了一個誇張的揮筆的樣子。這時候火車慢慢的開了，女孩的身影漸漸變淡，鮮明的，是那一把滴著雨珠的花傘。
車廂內稀稀落落的乘客，一個女學生模樣的孩子坐得極端正，雙手沒有擱在扶手上，低著頭，短髮一半蓋在臉上，緊並著膝蓋，兩腳整整齊齊的平放在踏板上，手裡的書，用來讀，也用來蓋住臉——那本書成了她的臉，上面寫著《音樂之旅》。身邊又靠了一本，是《觀人術》。
她的兩本新書，我都有，這個景象使我又有些高興，順便又觀察了她一眼。這個孩子是一枝含羞糙，將自己拘得很緊張，顯然的孤單，身體語言裡說了個明明白白。火車，對她來說，是陌生的。
告別那個月台女孩的男孩，放斜了位子，手裡一直把玩著一個卡式小錄音機，開開關關的，心思卻不在那上面，茫茫然的注視著窗上的雨簾。
出發，總是好的，它象徵著一種出離，更是必須面對的另一個開始。火車緩慢的帶動，窗外流著過去的風景，在生命的情調上來說是極浪漫的。火車絕對不同於飛機，只因它的風景仍在人間。
車到了桃園，上來了另一批擠擠嚷嚷的人，一個近六十歲的男子擠到我的空位上來，還沒來得及將皮包和雜誌移開，他就坐了下去，很緊張的人，不知道坐在別人的東西上。那把濕淋淋的黑傘，就靠在我的裙子邊。
我沒有動，等那個鄰位的人自己處理這個情況。他一直往車廂的走道伸著頸子張望，遠遠來了一個衣著樸素而鄉氣的中年女人，這邊就用台語大喊了起來：“阿環哪！我在這裡——這裡——”那個女人顯然被他喊紅了臉，快步走過來，低聲說：“叫那麼大聲，又不是沒看見你！”說著說著向我客氣的欠了欠身，馬上把那把濕傘移開，口裡說著：“失禮失禮！”那個做丈夫的，站了起來，把位子讓給太太，這才發覺位子上被他壓著的雜誌。
上車才補票的，急著搶空位子，只為了給他的妻。我轉開頭去看窗外，心裡什麼東西被震動了一下。那邊，做丈夫的彎腰給妻子將椅子放斜，叫她躺下，再脫下了西裝上衣，蓋在她的膝蓋上，做太太的，不肯放心的靠，眼光一直在搜索，自言自語：“沒位給你坐，要累的，沒位了呀！”
我也在找空位，如果前後有空的，打算換過去，叫這對夫婦可以坐在一起，這樣他們安然。
沒有空位了，實在沒有，中年的丈夫斜靠著坐在妻子座位的扶手上，說：“你睡，沒要緊，你睡，嗯！”
我摸摸濕了一塊的紅裙，將它鋪鋪好，用手撫過棉布的料子，舊舊軟軟的感覺，十分熟悉的平安和舒適。那個相依為命——就是它。
又是一趟旅行，又是一次火車，窗外，是自己故鄉的風景，那一片水稻田和紅磚房，看成了母親的臉。
擴音機里請沒有吃飯的旅客用便當，許多人賣了。前面過道邊的婦人，打開便當，第一口就是去餵她臉向后座望著的孩子；做母親的一件單衣，孩子被包得密密的，孩子不肯吃飯，母親打了他一下，開始強餵。
那個《音樂之旅》的女孩子姿勢沒有變，書翻掉了四分之一，看也不看賣便當的隨車工作先生。她，和我一樣，大概不慣於一個人吃飯，更不能在公共場所吃便當，那要羞死的。
我猜，我的母親一定在打長途電話，告訴舉辦講演的單位，說：“三毛一個人不會吃飯，請在她抵達的時候叫她要吃東西。”
這是一個周末的遊戲，母親跟每一個人說：“那個來講話的女兒不會吃飯。忍不住那份牽掛，卻嚇得主辦人以為請來的是個呆子。
隨車小姐推來了飲料和零食，知道自己熱量不夠，買了一盒桔子水。鄰座的那個好丈夫搖搖晃晃的捧來兩杯熱茶，急著說：“緊呷！免冷去！”做太太的卻雙手先捧給了我，輕輕對先生說：“再去拿一杯，伊沒有茶……”
我道謝了，接過來，手上一陣溫暖傳到心裡，開始用台語跟這位婦人話起她和丈夫去日本的旅行來，也試著用日語。婦人更近了，開始講起她的一個一個孩子的歸宿和前程來。
然後，她打開皮包，很小心的拿出一疊用塑膠小口袋裝著的彩色照片，將她生命里的人，一個一個指出來請我欣賞。
當我年輕的時候，最不耐煩飛機上的老太婆嚕嚕嗦嗦的將一長條照相皮夾拿出來對我東指西指，恨死這些一天到晚兒女孫子的老人。現在，那麼津津有味的聽著一個婦人講她的親人和懷念，講的時候，婦人的臉上發光，美麗非凡。她自己並不曉得，在講的、指的，是生命里的根，也許她還以為，這些遠走高飛的兒女，已經只是照片上和書信上的事了。“你有沒有照片？你親人的？”
“沒有隨身帶，他們在我心肝里，沒法度給您看，真失禮！”我笑著說。
“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說完，那疊照片又被仔細的放回了皮包，很溫柔的動作。然後，將皮包關上，放在雙手的下面，靠了下去，對我笑一笑，拉拉丈夫的袖口，說：“我困一下，你也休息。”那個拉丈夫袖口的小動作，十分愛嬌又自然。突然覺得，她——那個婦人，仍是一個小女孩。在信任的人身邊，她沉沉睡去了。
“今天去哪裡？”隨車的一位小姐靠過來笑問我。“彰化市。”我說。
“晚車回台北？”
我搖搖頭，笑說：“明天在員林，我的故鄉。”“你是員林人呀？”她叫了起來。
“總得有一片土地吧！在台北，我們住公寓，踩不到泥土，所以去做員林人。”
“真會騙人，又為什麼特別是員林呢？”
“又為什麼不是呢？水果鮮花和蜜餞，當然，還有工業。”“去講演？”
“我不會做別的。”
我們笑看了一眼，隨車小姐去忙了。
為什麼又去了彰化？第三次了。只為了郭惠二教授一句話：“我在彰化生命線接大夜班，晚上找我，打那兩個號碼。”
生命線，我從來不是那個值班的工作人員。可是，這一生，兩次在深夜裡找過生命線，兩次，分隔了十年的兩個深夜。
“活不下去了……”同樣的一句話，對著那個沒有生命的話筒，那條接不上的線，那個悶熱黑暗的深淵，爬不出來啊的深淵。
“救我救我救我救我啊——”
對方的勸語那麼的弱，弱到被自己心裡的吶喊淹沒；沒有人能救我，一切都是黑的，黑的黑的黑的……那條生命線，接不上源頭，我掛斷了電話，因為在那裡沒有需要的東西。
就為了這個回憶，向郭教授講了，他想了幾分鐘，慢慢的說了一句：“可不可以來彰化講講話？”
那一天，只有兩小時的空檔和來台北的郭教授碰一個面，吃一頓晚飯。記事簿上，是快滿到六月底的工作。“要講演？”我艱難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