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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上台的時間和地點都不巧，正好趕在深入改革前夕分到了這個重工業城市，肩上的擔子簡直都讓他寢食難安了。座談會開了一個又一個，各大廠的一把手也是輪番接見，至今也沒摸到什麼頭緒。這個剛剛回市里不到半年的小傢伙，又能想出什麼管用的辦法呢？
“其實我的辦法，也不能稱之為‘改革’。國有企業是一潭過深的渾水，想要真正治理，只能自上而下，從根本上改變制度和領導模式。但是這可能嗎？”
陳遠鳴唇邊滑過一絲苦笑，“這是個人人都明白的事情，也是個最無解的問題，它不僅需要一批優秀的領導幹部，也需要廠子內部所有員工的萬眾一心，然而這兩點，卻恰恰是大部分國企拿不出的昂貴財富。因此這種自上而下不啻於緣木求魚。那麼反過來想想，如果能夠自下而上呢？”
“自下而上？”楊書記咀嚼著這個詞，心中不乏困惑。任何改革都該是自上而下的，反過來就不叫改革了，往往該叫“革命”。這陳遠鳴難不成還想讓工人們起來造反嗎？
面對楊書記的困惑，陳遠鳴笑了笑，“聽起來有點聳人聽聞了是吧？但是也並非全無可能。如今廠礦最大的問題就在於生產模式落伍，大量冗員讓企業背上了太過沉重的包袱。私企幾千員工就能達成的生產量，放在國企就得上萬人，攤子越大負累越多，平均下來的生產成本也就越高，導致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在這個市場經濟的社會裡就越發缺乏競爭力。這一切的一切，說穿了都是人的問題。”
“既然問題出在人身上，解決掉那些多餘的勞動力才是關鍵所在，也就是減員增效。但是放在市里，任誰也不敢輕易在這上面開刀，減員就意味著有人要下崗、要失業，市里如今有幾十家國有企業，上百萬的在職員工，哪怕只是下崗百分之一，對於社會都是一種難以衡量的壓力。就業崗位不可能一夕間變多，而這些失業人員也不可能一夕間都能給安排到新的工作，這個城市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容納能力。”
“但是，”陳遠鳴話鋒一轉，“這個城市沒有，這個國家也沒有嗎？就算國企的效率再低，它擁有的也是一批經過長時間專業訓練，有著基本工人素質的職業工人，就像豫西煤礦那些下崗和離退休員工，只要稍加培訓，就能轉化為另一個行業稱職的工人。如果在礦業，這種變化可能實現。那麼在其他行業呢？車削、磨、焊、鍛、電、機裝、紡織……他們之中很多很多人都已經具備了基本的職業素養，只要進行一些培訓和職業再教育，分流並不是難事。如今的東南沿海，無數小廠在拔地而起。他們可能需要無數血汗工人，但是這些廉價勞動力依舊無法替代擁有一技之長的職業工人。”
聽到這裡，楊書記也終於明白了過來，“你的意思是，進行職業再教育？對那些下崗工人？”
“不只是下崗，還有那些在崗的。”陳遠鳴的脊背挺得筆直，“最近我準備僱傭一批達到技師，乃至能高職稱的優秀工人，開辦一家技工學校，培養中級職稱以上的專業工人。這可不像幾大廠礦的技校，以國企鐵飯碗為最終目標，而是要教給他們一項誰也奪不走的專業技術，再把他們輸送到需要勞動力的崗位上。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只要這所技校足夠的正規，足夠的專業，足夠的優秀，自然能夠從國企的鐵飯碗裡搶到一批人，把他們打造成新一代的高級技工。”
“你這是……”思索了片刻，楊書記突然皺起了眉，“你這是想挖國企的牆角？！”
直到這時，他才幡然醒悟那個“革命”的真意。培訓下崗職工還無所謂，但是那些肯進行再教育的在職工人，必然都是一些真正有幹勁、有能力的優秀工人，就算是幾大廠，也離不開這些中流砥柱啊。當真正優秀的工人被一步步挖走，輸送到其他省市或私企，那麼只留下一堆啃鐵飯碗的寄生蟲，國企將面臨的又是何等局面呢？
面對楊書記的質問，陳遠鳴洒然一笑，“這樣說，也不算錯。但是任誰都知道，國企已經是爛了根系的參天大樹，如果不在它們崩潰倒塌之前，搶救出一些苗圃，恐怕當企業真正破產倒閉時，帶來的損失將更加驚人。如今市裡的膠鞋廠已經破產，棉紡廠岌岌可危，幾十家國有企業，一大半都在虧損，財政每年為這些國有企業輸送的資金和借款都數不勝數。難道楊書記就指望著他們能夠自行康復，變成良性資產嗎？還是在此時止損，安置一批、培養一批、送走一批。要知道我的技校也確實會對那些下崗工人進行再培訓，這可都是就業崗位，是實打實的為民謀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