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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努力研究出敵人無法預期的新式武器：第二節禁止化學武器的國際努力 [本章字數：1869 最新更新時間：2009-07-10
16:21:51.0]
化學戰的威脅成為現實問題是19世紀後半葉的事情，就禁止化學武器的討論及締結國際公約的動向則出現在這以後。當時，化學武器（毒氣）的概念尚不清楚，只是廣義上理解為“有毒物質”，並曾在多種場合反覆討論其禁用問題。
最早的公約是1868年的《聖彼得堡宣言》，它雖未直接觸及禁用有毒物質的問題，但提出了在戰爭中禁止使用徒然加重不必要痛苦的武器。這一精神一直被後來的宣言所貫徹（日本未與約）。
1874年的《布魯塞爾宣言》（戰爭法規和慣例章程的布魯塞爾會議最後議定書）中包括如下提案：“禁止使用毒物及有毒武器，禁止使用將會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物及其他物質。”15個與會國在議定書上簽了字，但由於英國反對，此協議最終未獲通過（當時規定的原則是必須所有與會國同意才能生效，只要有一國反對則不能生效。日本未與會。）。
因此，這一時期實質上並沒有一個被認可的禁止化學武器的國際法規，僅停留在國際慣例的範圍內。
國際禁止化學武器運動首次名副其實地作為國際法規被認可，那是在1899年荷蘭海牙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和平會議上的事情。
這次會議由俄國倡議發起，自同年5月18日起，英、美、德、法、意、日等26國陸續與會，7月29日簽署了三項公約：（1）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2）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3）1864年8月22日日內瓦公約的原則適用於海戰的公約。
此外，還簽署了三項宣言：一是禁止從氣球上投擲投射物和爆炸物等；二是各自禁止使用專用於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氣體的投射物；三是禁止使用達姆彈。
這一宣言書的意義在於將歷來僅作為國際慣例的“禁止有毒物質”賦予了公法的性質，從而使之名副其實地作為國際法得到認可。日本的全權代表有駐俄公使林董、自耳義，駐意公使本野一郎（出兵西伯利亞時為外相），陸軍專家代表是上原勇作工兵大佐。該公約批准禁止使用化學戰劑在日本於1900年9月3日正式獲准，11月22日敕令公布。
在美國的倡議下，於1907年再度在海牙舉行了第二次國際和平會議。本次會議從同年6月15日起，主要有44個國家參加，10月18日在“陸戰法規與慣例章程”中簽署了“禁止使用毒物和有毒武器，禁止使用產生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物或其他物質”的協議（日本對第44條“禁止強制占領地居民提供敵方情報”提出保留意見）。日本的全權代表有特命全權大使都築馨六、駐荷蘭公使佐藤愛，陸軍代表是騎兵監秋山好古少將。該公約在日本於1911年11月6日獲准，1912年1月13日頒布公約，在日本生效日期為2月12日。
這一公約後來圍繞用語的解釋上產生了種種分歧，即，第23條第1項中的“毒物”被認為指的是一般概念上的有毒物質（如向井中投毒）等，並非指毒氣，如有禁用毒氣之意應另外明確表述。此外，第5項中的“不必要的痛苦”，也被認為判斷必要的標準不明確。因上述這些意見的不同的解釋，致使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出現的化學戰無力予以抗議。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禁用問題又舊事重提，其主要理由是毒氣的定義和範圍不明確。
1919年6月28日的凡爾賽公約是由美國倡議對德國實施的單方限制，其內容有：“禁止生產、出售、進口及使用毒氣。”日本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1919年11月10日批准了這一公約。
（《有關潛艇和有毒氣體的五國公約》）1921年，由美國倡議在華盛頓召開了海軍裁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與會五國（日、英、美、法、意）在主題之外再次討論了有關毒氣的禁用問題，並於1922年2月6日，簽署了內容為“禁止使用窒息性、有毒及其他毒氣以及一切類似的液體、物質或手段”的《有關潛艇和有毒氣體的五國公約》。本條約包括四條潛艇條款和一條毒氣條款，故以此得名。日本全權代表有加藤友三郎海相等三人，陸軍方面隨員是田中國重少將，條約於1922年8月5日批准。
（《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有毒氣體和細菌的議定書》）1925年6月17日，在日內瓦44個與會國簽署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有毒氣體和細菌的議定書》。日本的全權代表是國際聯盟全權公使（相當於現今的聯合國）松田道一，陸軍代表是四天王延孝少將。
日本於1927年5月21日批准（條約第4號），該議定書自法國批准書交存之日起生效。本議定書的特點在於加上了“細菌武器”條款，從而具有了某些新意。其他與1922年華盛頓五國條約相差無幾。
日本正式著手進行化學研究時，正值世界範圍內禁止化學武器敏感期，因此，出於對國際社會的顧慮，“日本的研究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五章努力研究出敵人無法預期的新式武器：第三節秘密設立化學戰劑和化學武器的科研機構 [本章字數：3572 最新更新時間：2009-07-10
16:22:16.0]
日本最早著手化學武器研究的是技術審查部和軍醫學校，後來臨時毒氣委員會也加入研究。始於1918年8月的西伯利亞出兵，與日陸軍化學戰研究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下面簡述一下出兵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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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戰的威脅成為現實問題是19世紀後半葉的事情，就禁止化學武器的討論及締結國際公約的動向則出現在這以後。當時，化學武器（毒氣）的概念尚不清楚，只是廣義上理解為“有毒物質”，並曾在多種場合反覆討論其禁用問題。
最早的公約是1868年的《聖彼得堡宣言》，它雖未直接觸及禁用有毒物質的問題，但提出了在戰爭中禁止使用徒然加重不必要痛苦的武器。這一精神一直被後來的宣言所貫徹（日本未與約）。
1874年的《布魯塞爾宣言》（戰爭法規和慣例章程的布魯塞爾會議最後議定書）中包括如下提案：“禁止使用毒物及有毒武器，禁止使用將會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物及其他物質。”15個與會國在議定書上簽了字，但由於英國反對，此協議最終未獲通過（當時規定的原則是必須所有與會國同意才能生效，只要有一國反對則不能生效。日本未與會。）。
因此，這一時期實質上並沒有一個被認可的禁止化學武器的國際法規，僅停留在國際慣例的範圍內。
國際禁止化學武器運動首次名副其實地作為國際法規被認可，那是在1899年荷蘭海牙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和平會議上的事情。
這次會議由俄國倡議發起，自同年5月18日起，英、美、德、法、意、日等26國陸續與會，7月29日簽署了三項公約：（1）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2）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3）1864年8月22日日內瓦公約的原則適用於海戰的公約。
此外，還簽署了三項宣言：一是禁止從氣球上投擲投射物和爆炸物等；二是各自禁止使用專用於散布窒息性或有毒氣體的投射物；三是禁止使用達姆彈。
這一宣言書的意義在於將歷來僅作為國際慣例的“禁止有毒物質”賦予了公法的性質，從而使之名副其實地作為國際法得到認可。日本的全權代表有駐俄公使林董、自耳義，駐意公使本野一郎（出兵西伯利亞時為外相），陸軍專家代表是上原勇作工兵大佐。該公約批准禁止使用化學戰劑在日本於1900年9月3日正式獲准，11月22日敕令公布。
在美國的倡議下，於1907年再度在海牙舉行了第二次國際和平會議。本次會議從同年6月15日起，主要有44個國家參加，10月18日在“陸戰法規與慣例章程”中簽署了“禁止使用毒物和有毒武器，禁止使用產生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投射物或其他物質”的協議（日本對第44條“禁止強制占領地居民提供敵方情報”提出保留意見）。日本的全權代表有特命全權大使都築馨六、駐荷蘭公使佐藤愛，陸軍代表是騎兵監秋山好古少將。該公約在日本於1911年11月6日獲准，1912年1月13日頒布公約，在日本生效日期為2月12日。
這一公約後來圍繞用語的解釋上產生了種種分歧，即，第23條第1項中的“毒物”被認為指的是一般概念上的有毒物質（如向井中投毒）等，並非指毒氣，如有禁用毒氣之意應另外明確表述。此外，第5項中的“不必要的痛苦”，也被認為判斷必要的標準不明確。因上述這些意見的不同的解釋，致使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出現的化學戰無力予以抗議。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禁用問題又舊事重提，其主要理由是毒氣的定義和範圍不明確。
1919年6月28日的凡爾賽公約是由美國倡議對德國實施的單方限制，其內容有：“禁止生產、出售、進口及使用毒氣。”日本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在1919年11月10日批准了這一公約。
（《有關潛艇和有毒氣體的五國公約》）1921年，由美國倡議在華盛頓召開了海軍裁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與會五國（日、英、美、法、意）在主題之外再次討論了有關毒氣的禁用問題，並於1922年2月6日，簽署了內容為“禁止使用窒息性、有毒及其他毒氣以及一切類似的液體、物質或手段”的《有關潛艇和有毒氣體的五國公約》。本條約包括四條潛艇條款和一條毒氣條款，故以此得名。日本全權代表有加藤友三郎海相等三人，陸軍方面隨員是田中國重少將，條約於1922年8月5日批准。
（《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有毒氣體和細菌的議定書》）1925年6月17日，在日內瓦44個與會國簽署了《禁止在戰爭中使用有毒氣體和細菌的議定書》。日本的全權代表是國際聯盟全權公使（相當於現今的聯合國）松田道一，陸軍代表是四天王延孝少將。
日本於1927年5月21日批准（條約第4號），該議定書自法國批准書交存之日起生效。本議定書的特點在於加上了“細菌武器”條款，從而具有了某些新意。其他與1922年華盛頓五國條約相差無幾。
日本正式著手進行化學研究時，正值世界範圍內禁止化學武器敏感期，因此，出於對國際社會的顧慮，“日本的研究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五章努力研究出敵人無法預期的新式武器：第三節秘密設立化學戰劑和化學武器的科研機構 [本章字數：3572 最新更新時間：2009-07-10
16:22:16.0]
日本最早著手化學武器研究的是技術審查部和軍醫學校，後來臨時毒氣委員會也加入研究。始於1918年8月的西伯利亞出兵，與日陸軍化學戰研究和發展有著密切的關係。下面簡述一下出兵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