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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向法庭提交的證據達103份，日本方面也有使用過化學武器的老兵等出庭作證。證據和證人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侵華日軍遺棄化學武器傷人的情況，日本政府對此亦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經過漫長歲月的等待，2003年5月15日，日本一地方法院終於作出裁決，裁決中承認“國家沒有採取措施回收遺留武器，也沒有將這些武器的存在告知中國，致使中方中毒受害者達2000多人”，裁決接著話鋒一轉，以“在日本主權力量不能達到的中國國內進行調查和回收存在困難”為由，駁回了中國原告的道歉和賠償要求。與我國受害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對前述日本茨城縣神棲町的飲井水砷中毒受害者，日本政府在未確定毒氣來源與井水關係的情況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立即決定給每人支付70萬日元的“健康管理調查協助金”。此外，因戰時在毒氣工廠勞動而健康受到損害的約4400人的醫療費也由國家支付。同樣是受到舊日軍化學武器毒害的人，而待遇是如此的不同，歷史的天平難道在此時又傾斜了？不，它非但未傾斜，反而更深深度刻下了這一人心、法律之心不公平的瞬間。日本一位教師評論此事時說得好：“我從事40多年教育工作，我在課堂上總是教育我的學生做錯事一定要認錯。可是，我們的國家做錯事卻不認錯，講歪理，甚至不講理，逃避責任。作為一個日本國民，我實在羞愧。”這就是歷史天平所刻記的分量！寫到這裡，不由得想起我國一位捍衛人權和正義的勇士———王選女士。為了維護我國受害者的權益，王選女士不屈不撓，投入巨大的精力為受害者申張正義，而且是屢敗屢訴。她還千方百計追尋到細菌戰骨幹分子石井四郎的墓地，大聲宣讀對他的“判決”。她強烈要求日本司法當局主持正義，要求日本政府不要一味地隱瞞歷史事實。事實表明，歷史的天平存在於每一個人的心中，自身的行為不被自己秤量，就必然被別人秤量。歷史不容抹殺，公道自在人心。
歷史是一把裁度萬物的尺子。它丈量過去、丈量現實，更丈量的是未來。在中日關係的歷史長河中，如果從有記載的漢代起算，雙方已有2000餘年的交往史。其中，絕大多數時間雙方關係相對穩定、平和，只是在“明治維新”後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這段時間內，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屢屢發動對我國的侵略戰爭，殘酷屠殺和掠奪我國人民和資源，給我國造成巨大的損失。戰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及日本和平人士的推動下，中日民間友好交往關係得到穩步發展。1972年9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和外相大平正芳訪問我國，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宣告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戰爭狀態結束，中日邦交實現了正常化。1978年8月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兩國和平友好關係的發展上了一個新台階。那麼，為什麼時至今日，在中日關係的進程中會不時出現不和諧音呢？關鍵在於日本方面未處理好歷史問題，包括靖國神社問題、教科書問題、遺棄化學武器處理問題等。如何處理歷史問題，關係到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只有以史為鑑，才能更好地面向未來。在處理歷史問題方面，中國人民歷來是大度的，我們從不要求日本政要像前西德總理勃蘭特那樣向二戰的受害者下跪，我們只要求還歷史的真實面貌，不再做任何傷害中國人民和曾被侵略過的亞洲其他國家人民感情的事情。這樣做不僅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有利，更對日本有利。因為正確地對待歷史，是日本取得亞洲各國人民信任的前提，而這一點關乎到日本的今天和明天。社會發展規律昭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遵循歷史這把尺子所指示和丈量的道路前進，其未來必然是一片光明。
站在歷史的潮頭，希望滿懷，信心滿懷。
從總體上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的關係是穩定的、發展的，出現的問題和干擾還不至於逆轉其前進方向。珍惜中日友好大局早已是兩國的共識。對於中日間存在的問題，也不可以掉以輕心，應本著區別對待、友好協商、求同存異、著眼未來的精神，加以解決，不使小癬釀成大患，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區別對待，就是對雙方現存的問題進行必要的梳理，區分輕重緩急，排出解決的先後順序。例如，歷史問題，有些屬於認識問題，有些像遺棄化學武器傷人的問題，就屬於必須儘快處理的問題，應從速決斷並解決。友好協商，就是雙方從大局著眼，互相尊重，互諒互讓，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平心靜氣地進行對話，理清事實，厘准責任，該誰負責的，誰就主動承擔起責任，並主動做出令雙方都能滿意的解決。求同存異，就是從大局出發，尋求並擴大雙方戰略和利益的共同點，以此為基礎，對那些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如領土問題，在不違反雙方事先約定原則的前提下，先行擱置，條件成熟時再加以解決。著眼未來，就是通過歷史車輪的巨大前進動力，去排除中日關係中現有及可能出現的新的干擾，在中日兩國社會進步的新平台上，去認識和解決矛盾和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近60年。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記述了侵華日軍細菌戰、化學戰及其要員結局的實際情況。
歷史是一把裁度萬物的尺子。它丈量過去、丈量現實，更丈量的是未來。在中日關係的歷史長河中，如果從有記載的漢代起算，雙方已有2000餘年的交往史。其中，絕大多數時間雙方關係相對穩定、平和，只是在“明治維新”後至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這段時間內，日本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屢屢發動對我國的侵略戰爭，殘酷屠殺和掠奪我國人民和資源，給我國造成巨大的損失。戰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在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輩領導人及日本和平人士的推動下，中日民間友好交往關係得到穩步發展。1972年9月，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和外相大平正芳訪問我國，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宣告兩國間的不正常狀態、戰爭狀態結束，中日邦交實現了正常化。1978年8月雙方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國和平友好條約》，兩國和平友好關係的發展上了一個新台階。那麼，為什麼時至今日，在中日關係的進程中會不時出現不和諧音呢？關鍵在於日本方面未處理好歷史問題，包括靖國神社問題、教科書問題、遺棄化學武器處理問題等。如何處理歷史問題，關係到中日關係的政治基礎。只有以史為鑑，才能更好地面向未來。在處理歷史問題方面，中國人民歷來是大度的，我們從不要求日本政要像前西德總理勃蘭特那樣向二戰的受害者下跪，我們只要求還歷史的真實面貌，不再做任何傷害中國人民和曾被侵略過的亞洲其他國家人民感情的事情。這樣做不僅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有利，更對日本有利。因為正確地對待歷史，是日本取得亞洲各國人民信任的前提，而這一點關乎到日本的今天和明天。社會發展規律昭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遵循歷史這把尺子所指示和丈量的道路前進，其未來必然是一片光明。
站在歷史的潮頭，希望滿懷，信心滿懷。
從總體上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雙方的關係是穩定的、發展的，出現的問題和干擾還不至於逆轉其前進方向。珍惜中日友好大局早已是兩國的共識。對於中日間存在的問題，也不可以掉以輕心，應本著區別對待、友好協商、求同存異、著眼未來的精神，加以解決，不使小癬釀成大患，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局。區別對待，就是對雙方現存的問題進行必要的梳理，區分輕重緩急，排出解決的先後順序。例如，歷史問題，有些屬於認識問題，有些像遺棄化學武器傷人的問題，就屬於必須儘快處理的問題，應從速決斷並解決。友好協商，就是雙方從大局著眼，互相尊重，互諒互讓，在堅持原則的前提下，平心靜氣地進行對話，理清事實，厘准責任，該誰負責的，誰就主動承擔起責任，並主動做出令雙方都能滿意的解決。求同存異，就是從大局出發，尋求並擴大雙方戰略和利益的共同點，以此為基礎，對那些一時不能解決的問題，如領土問題，在不違反雙方事先約定原則的前提下，先行擱置，條件成熟時再加以解決。著眼未來，就是通過歷史車輪的巨大前進動力，去排除中日關係中現有及可能出現的新的干擾，在中日兩國社會進步的新平台上，去認識和解決矛盾和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已近60年。在這本小冊子中，我們記述了侵華日軍細菌戰、化學戰及其要員結局的實際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