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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可以再分的新世界既帶來了新的災難，也帶來了新的知識層面。美國製造並由美國人首先使用的原子彈的摧毀力，使美國對人類社會有了一種新的認識。但是許多美國人卻害怕，在籠罩廣島的蘑菇雲中，他們召來了第五種災難。難道除了《啟示錄》中的瘟疫、戰爭、饑饉和死亡外，現在科學也變成了災難嗎？整個世界將要滅亡的感覺超過了對新力量巨大威力的茫然心態。美國人能夠製造原子彈，這意味著別人也能製造。鈾彈是毀滅性的，那麼氫彈或將來其它什麼彈的威力必將更大。
以前的任何發展，甚至歷次大移民和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使美國人感到如此嚴重地捲入世界事務之中。四十年代末，陷入第五種災難的恐怖也把那些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帶上了政治舞台。他們成立廠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後來擴大為美國科學家聯合會），試圖把人類從他們成功的惡果中拯救出來。在美國，他們促成了由文職人員控制原子能，並且組織了一個國際管制原子能的運動。
奇怪的是，這些證明美國人無所不能的新手段和新論據，卻使美國人對前途產生一種無能為力之感。命運、天意和定數已被一種日益增強的趨勢感所取代，或者至少說是被趨勢所壓倒。人們越來越相信，事態將不可避免地沿著它已經走上的道路走下去。“趨勢”一詞從多方面說明了這種新的感覺。與上帝的意志、自然規律、進展或命運不同，它是中性的。它表示對這種力量的承認，表示面臨這種力量時人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表示對這種力量是善或惡無從把握。在現代史中，人類可能從未對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產品所具有的威脅力如此感到恐懼、疑慮和不知所措。人類對事物發展的方向仍然很清楚，也許甚至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但是他們對改變這個方向的自由感，對判斷方向的權力和義務感卻已萎縮了。
安妮·莫羅·林德伯格的《未來的浪潮》（一九四○年）一書得到了廣泛的宣揚，該書的主題就是暗示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的出現。“未來的浪潮正在湧來，勢不可當。”未來是由人們可以預見、但卻無法予以左右或扭轉的力量所控制的。當美國人喪失了奇蹟感，看到組織起來的人的力量越來越無法駕馭，而又突然面對龐大技術所產生的不可估量的爆炸力後，這種觀點就開始形成了。
原子武器的發展史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艾伯特·愛因斯坦、利奧·西拉德等人在一九三九年就曾敦促羅斯福總統加緊製造原子彈，當時他們所以這樣做是害怕納粹德國已經開始製造這種炸彈了。一九四二年八月以前，有些物理學家（據與這些人有私人交往的艾麗斯·金布爾·史密斯後來回憶）就“希望某些不可逾越的障礙能夠證明製造原子武器是不可能的，他們從這種希望中尋找慰籍。”但是到一九四三年為這項工程聘用大批科學家時，這種武器不可能製造之說看來已不能成立了。於是，“人們反而說，如能製造出一顆原子彈，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在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一個科學家擔心他們的工作會產生什麼惡果。羅伯特·奧本海默在一九五四年回憶說，“幾乎所有的人部認為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一項使基礎知識和科學藝術為他的國家服務的無與倫比的機會。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這項工作如果成功，一定會載入史冊。這種興奮感、獻身感和愛國主義熱情終於占了上風。”或者象參加這項工作的另一位科學家所回憶的那樣，“我之所以為製造原子彈工作，是因為我認識的所有人都在幹這項工作。”
到一九四五年暮春，某些物理學泰斗已經深信，他們有組織的努力業已大功告成，一顆能用的原子彈即將問世。其中一些人，包括幾位六年前最熱衷於倡導這一項目的人都被嚇住了。面對自己工作的成果，最初倡導和推動製造原子彈的人中，有一些現在竭盡全力想防止它實際用於戰爭之中。才華超群的利奧·西拉德擬寫了備忘錄和多份請願書，在自己的同事中散發。他還不顧一切地試圖把自己的不安直接傳給羅斯福總統和夫人，後來又試圖傳給杜魯門總統。例如（就象某些物理學家最初預想的那樣），他建議在一個無人居住的地方使用原子彈，目的僅僅是為了顯示它的威力，爆炸顯示出來的巨大摧毀力一定會使敵人折服及投降。有一次，他甚至提議，為避免戰後與俄國的核武器進行競賽，美國根本不應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而應該極力使俄國人相信，美國製造原子彈的努力失敗了。但是西拉德這些充滿豐富想像力的建議，只使他獲得了反覆無常的名聲。他提出的建議越多，就越沒有說服力。當西拉德和另外兩位原子科學家呼籲詹姆斯·貝爾納斯（杜魯門總統的私人顧問，後任國務卿），敦促約束使用原子彈時，貝爾納斯卻認為原子彈可以使俄國人感到美國的威力，他擔心的只是怎樣向國會證明已經用於原子彈的二十億美元是合理的。
詹姆斯·弗蘭克是最著名的德國流亡物理學家之一。他在一九四二年參加這項工程時是有明確前提的，即如果美國首先製成原子彈，他能有機會就其使用問題向美國最高領導層提出他的看法。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弗蘭克向總統委員會呈遞了一份報告。在這個報告上簽名的還有他的六位著名的同事，其中包括西拉德。
以前的任何發展，甚至歷次大移民和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使美國人感到如此嚴重地捲入世界事務之中。四十年代末，陷入第五種災難的恐怖也把那些製造原子彈的科學家帶上了政治舞台。他們成立廠原子科學家聯合會（後來擴大為美國科學家聯合會），試圖把人類從他們成功的惡果中拯救出來。在美國，他們促成了由文職人員控制原子能，並且組織了一個國際管制原子能的運動。
奇怪的是，這些證明美國人無所不能的新手段和新論據，卻使美國人對前途產生一種無能為力之感。命運、天意和定數已被一種日益增強的趨勢感所取代，或者至少說是被趨勢所壓倒。人們越來越相信，事態將不可避免地沿著它已經走上的道路走下去。“趨勢”一詞從多方面說明了這種新的感覺。與上帝的意志、自然規律、進展或命運不同，它是中性的。它表示對這種力量的承認，表示面臨這種力量時人們感到自己無能為力，表示對這種力量是善或惡無從把握。在現代史中，人類可能從未對自己一手製造出來的產品所具有的威脅力如此感到恐懼、疑慮和不知所措。人類對事物發展的方向仍然很清楚，也許甚至看得比以往更清楚，但是他們對改變這個方向的自由感，對判斷方向的權力和義務感卻已萎縮了。
安妮·莫羅·林德伯格的《未來的浪潮》（一九四○年）一書得到了廣泛的宣揚，該書的主題就是暗示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的出現。“未來的浪潮正在湧來，勢不可當。”未來是由人們可以預見、但卻無法予以左右或扭轉的力量所控制的。當美國人喪失了奇蹟感，看到組織起來的人的力量越來越無法駕馭，而又突然面對龐大技術所產生的不可估量的爆炸力後，這種觀點就開始形成了。
原子武器的發展史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艾伯特·愛因斯坦、利奧·西拉德等人在一九三九年就曾敦促羅斯福總統加緊製造原子彈，當時他們所以這樣做是害怕納粹德國已經開始製造這種炸彈了。一九四二年八月以前，有些物理學家（據與這些人有私人交往的艾麗斯·金布爾·史密斯後來回憶）就“希望某些不可逾越的障礙能夠證明製造原子武器是不可能的，他們從這種希望中尋找慰籍。”但是到一九四三年為這項工程聘用大批科學家時，這種武器不可能製造之說看來已不能成立了。於是，“人們反而說，如能製造出一顆原子彈，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在這一時期，幾乎沒有一個科學家擔心他們的工作會產生什麼惡果。羅伯特·奧本海默在一九五四年回憶說，“幾乎所有的人部認為這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一項使基礎知識和科學藝術為他的國家服務的無與倫比的機會。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這項工作如果成功，一定會載入史冊。這種興奮感、獻身感和愛國主義熱情終於占了上風。”或者象參加這項工作的另一位科學家所回憶的那樣，“我之所以為製造原子彈工作，是因為我認識的所有人都在幹這項工作。”
到一九四五年暮春，某些物理學泰斗已經深信，他們有組織的努力業已大功告成，一顆能用的原子彈即將問世。其中一些人，包括幾位六年前最熱衷於倡導這一項目的人都被嚇住了。面對自己工作的成果，最初倡導和推動製造原子彈的人中，有一些現在竭盡全力想防止它實際用於戰爭之中。才華超群的利奧·西拉德擬寫了備忘錄和多份請願書，在自己的同事中散發。他還不顧一切地試圖把自己的不安直接傳給羅斯福總統和夫人，後來又試圖傳給杜魯門總統。例如（就象某些物理學家最初預想的那樣），他建議在一個無人居住的地方使用原子彈，目的僅僅是為了顯示它的威力，爆炸顯示出來的巨大摧毀力一定會使敵人折服及投降。有一次，他甚至提議，為避免戰後與俄國的核武器進行競賽，美國根本不應對日本使用原子彈，而應該極力使俄國人相信，美國製造原子彈的努力失敗了。但是西拉德這些充滿豐富想像力的建議，只使他獲得了反覆無常的名聲。他提出的建議越多，就越沒有說服力。當西拉德和另外兩位原子科學家呼籲詹姆斯·貝爾納斯（杜魯門總統的私人顧問，後任國務卿），敦促約束使用原子彈時，貝爾納斯卻認為原子彈可以使俄國人感到美國的威力，他擔心的只是怎樣向國會證明已經用於原子彈的二十億美元是合理的。
詹姆斯·弗蘭克是最著名的德國流亡物理學家之一。他在一九四二年參加這項工程時是有明確前提的，即如果美國首先製成原子彈，他能有機會就其使用問題向美國最高領導層提出他的看法。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弗蘭克向總統委員會呈遞了一份報告。在這個報告上簽名的還有他的六位著名的同事，其中包括西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