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頁
於是，自然工程和社會工程之間的類比，深究起來，不利於整體主義的社會工程師，而有利於漸進的社會工程師。包含這個類比的“社會工程”這個詞已被烏托邦主義者毫無理由地盜用了。
至此，我結束我對烏托邦主義的批評，並將集中抨擊它的同盟——歷史決定論。我相信我已經對歷史決定論者關於社會實驗的論點給出了充分的回答，而只剩下如下的論點：說什麼社會實驗是無用的，因為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進行重複的實驗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就對這個論點加以考察。
25．實驗條件的可變性
歷史決定論者爭辯說，實驗的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因為在社會科學領域裡，我們不能隨意再現完全相同的實驗條件。這使我們稍為接觸到歷史決定論觀點的核心。我承認，這個主張是有點根據的，因為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之間無疑是有些不同的。然而，我還是認為，歷史決定論的主張是基於對物理實驗方法的嚴重誤解。
讓我們先來考察這些方法。任何一位實驗物理學家都知道在看來完全相同的條件下會發生極不相同的情況。兩條電線，乍看起來完全相同，但是如果在一台電器設備中加以互換，就會有極不相同的結果。在更精細的檢查下（例如通過顯微鏡），我們就會發現它們並不象原來所設想的那樣相似。但是要察覺到導致不同結果的兩個實驗的條件之間的差別，確實往往是很困難的。需要進行長期的實驗研究和理論研究才能找到究竟哪種相似性是相關的，以及其間相似到何種程度才是足夠的。我們必須進行這種研究，然後才能確知實驗所要求的相似條件，甚至才能知道在這種情形下“相似條件”是什麼意思。儘管如此，實驗的方法在任何時候仍然被採用。
因此我們可以說，什麼叫做“相似條件”這個問題，取決於實驗的種類，並且只能運用實驗來解答。被觀察到的異同無論怎樣顯著，先驗地判定其相異和相似，判定與再現實驗是否相關，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必須讓實驗方法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嚴格相似的說法是針對排除干擾作用的人工隔離實驗這個議論紛紛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很明顯，我們不能使一個裝置與一切影響相隔離，例如，我們不可能先驗地知道各個行星或月亮的位置對一項物理實驗的影響究竟是值得考慮還是可以忽略。我們只能從實驗的結果或者從經過實驗檢驗的理論中知道究竟哪種人工隔離是必需的。
歷史決定論的論點認為，社會實驗受到社會條件的可變性的致命限制，特別是受到歷史發展所引起的變化的致命限制：鑑於這些考慮，歷史決定論的這一論點缺少說服力。事實上，歷史決定論者十分注重的顯著的區別，即各個歷史時期的一般條件之間的區別，不一定給社會科學造成特殊的困難。可以承認，假如我們突然被轉移到另外一個歷史時期中去，我們可能發現，我們進行的漸進實驗所產生的許許多多社會期望全部落空了。換句話說，實驗可能導致預想不到的結果。然而，正是實驗使我們發現社會條件的變化。實驗會告訴我們，一定的社會條件是隨著歷史時期的改變而改變的；就象實驗告訴物理學家開水的溫度是隨著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一樣。換句話說，關於各個歷史時期之間的區別的學說，不會使社會試驗成為不可能，而僅僅是一種設想的表述，即認為我們如果轉入另一個時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漸進的實驗，只是會達到意料不到的或失望的結果。事實上，如果我們知道對不同的歷史時期要採取不同的看法的話，那麼，這也是來自我們在想像中所進行的實驗。歷史學家在解釋某些記載時碰到困難，或者他們發現一些事實表明他們的前輩曾錯誤地解釋某個歷史證據。這些歷史解釋的困難是歷史決定論者心目中的歷史變化的唯一證據。然而，這些困難只不過是在我們的思想實驗中預期的結果和實際的結果之間的矛盾罷了。正是這些意料不到的、令人失望的結果，藉助反覆試驗法，提高了我們解釋新遇到的社會條件的能力。我們在歷史解釋中通過思考實驗所取得的東西，已經由人類學者在實際領域的努力中取得了。現代的研究工作者們已成功地使他們的期望切合於石器時代那麼遙遠的條件，他們的成功歸功於漸進的實驗。
有些歷史決定論者不相信這種成功調整的可能性；他們甚至為了捍衛社會實驗無用論而反駁說，如果回到遙遠的歷史時期去，那麼落空的社會實驗就會多得多。他們認為，我們不可能使我們的思想習慣，特別是我們分析社會事件的習慣，來適應那些難以理解的條件。我認為這些擔心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決定論者神經過敏——對社會變化的重要性著了迷；但我又必須承認克服這些先驗的擔心是困難的。畢竟，使自己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期望歷史決定論者（他持有這種失敗主義的觀點）能夠成功地使自己的思想切合於社會環境的變化。再者，問題還有賴於新環境的特點。不能排除社會研究者在他還沒有通過反覆試驗成功地使自己適應於人吃人的習慣之前就被人吃悼的可能性，同樣也不能排除在“計劃社會”中他的研究以自己被關入集中營而告終的可能性。然而，類似的說法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也是成立的。在許多情況中，自然條件是主要的，這使自然科學家沒有多少機會通過反覆試驗來使自己適應這些條件。
至此，我結束我對烏托邦主義的批評，並將集中抨擊它的同盟——歷史決定論。我相信我已經對歷史決定論者關於社會實驗的論點給出了充分的回答，而只剩下如下的論點：說什麼社會實驗是無用的，因為在完全相同的條件下進行重複的實驗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就對這個論點加以考察。
25．實驗條件的可變性
歷史決定論者爭辯說，實驗的方法不能應用於社會科學，因為在社會科學領域裡，我們不能隨意再現完全相同的實驗條件。這使我們稍為接觸到歷史決定論觀點的核心。我承認，這個主張是有點根據的，因為在社會科學方法與自然科學方法之間無疑是有些不同的。然而，我還是認為，歷史決定論的主張是基於對物理實驗方法的嚴重誤解。
讓我們先來考察這些方法。任何一位實驗物理學家都知道在看來完全相同的條件下會發生極不相同的情況。兩條電線，乍看起來完全相同，但是如果在一台電器設備中加以互換，就會有極不相同的結果。在更精細的檢查下（例如通過顯微鏡），我們就會發現它們並不象原來所設想的那樣相似。但是要察覺到導致不同結果的兩個實驗的條件之間的差別，確實往往是很困難的。需要進行長期的實驗研究和理論研究才能找到究竟哪種相似性是相關的，以及其間相似到何種程度才是足夠的。我們必須進行這種研究，然後才能確知實驗所要求的相似條件，甚至才能知道在這種情形下“相似條件”是什麼意思。儘管如此，實驗的方法在任何時候仍然被採用。
因此我們可以說，什麼叫做“相似條件”這個問題，取決於實驗的種類，並且只能運用實驗來解答。被觀察到的異同無論怎樣顯著，先驗地判定其相異和相似，判定與再現實驗是否相關，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必須讓實驗方法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嚴格相似的說法是針對排除干擾作用的人工隔離實驗這個議論紛紛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很明顯，我們不能使一個裝置與一切影響相隔離，例如，我們不可能先驗地知道各個行星或月亮的位置對一項物理實驗的影響究竟是值得考慮還是可以忽略。我們只能從實驗的結果或者從經過實驗檢驗的理論中知道究竟哪種人工隔離是必需的。
歷史決定論的論點認為，社會實驗受到社會條件的可變性的致命限制，特別是受到歷史發展所引起的變化的致命限制：鑑於這些考慮，歷史決定論的這一論點缺少說服力。事實上，歷史決定論者十分注重的顯著的區別，即各個歷史時期的一般條件之間的區別，不一定給社會科學造成特殊的困難。可以承認，假如我們突然被轉移到另外一個歷史時期中去，我們可能發現，我們進行的漸進實驗所產生的許許多多社會期望全部落空了。換句話說，實驗可能導致預想不到的結果。然而，正是實驗使我們發現社會條件的變化。實驗會告訴我們，一定的社會條件是隨著歷史時期的改變而改變的；就象實驗告訴物理學家開水的溫度是隨著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一樣。換句話說，關於各個歷史時期之間的區別的學說，不會使社會試驗成為不可能，而僅僅是一種設想的表述，即認為我們如果轉入另一個時期，我們還會繼續進行漸進的實驗，只是會達到意料不到的或失望的結果。事實上，如果我們知道對不同的歷史時期要採取不同的看法的話，那麼，這也是來自我們在想像中所進行的實驗。歷史學家在解釋某些記載時碰到困難，或者他們發現一些事實表明他們的前輩曾錯誤地解釋某個歷史證據。這些歷史解釋的困難是歷史決定論者心目中的歷史變化的唯一證據。然而，這些困難只不過是在我們的思想實驗中預期的結果和實際的結果之間的矛盾罷了。正是這些意料不到的、令人失望的結果，藉助反覆試驗法，提高了我們解釋新遇到的社會條件的能力。我們在歷史解釋中通過思考實驗所取得的東西，已經由人類學者在實際領域的努力中取得了。現代的研究工作者們已成功地使他們的期望切合於石器時代那麼遙遠的條件，他們的成功歸功於漸進的實驗。
有些歷史決定論者不相信這種成功調整的可能性；他們甚至為了捍衛社會實驗無用論而反駁說，如果回到遙遠的歷史時期去，那麼落空的社會實驗就會多得多。他們認為，我們不可能使我們的思想習慣，特別是我們分析社會事件的習慣，來適應那些難以理解的條件。我認為這些擔心在某種程度上是歷史決定論者神經過敏——對社會變化的重要性著了迷；但我又必須承認克服這些先驗的擔心是困難的。畢竟，使自己適應新環境的能力，是因人而異的；我們似乎沒有理由期望歷史決定論者（他持有這種失敗主義的觀點）能夠成功地使自己的思想切合於社會環境的變化。再者，問題還有賴於新環境的特點。不能排除社會研究者在他還沒有通過反覆試驗成功地使自己適應於人吃人的習慣之前就被人吃悼的可能性，同樣也不能排除在“計劃社會”中他的研究以自己被關入集中營而告終的可能性。然而，類似的說法在自然科學領域中也是成立的。在許多情況中，自然條件是主要的，這使自然科學家沒有多少機會通過反覆試驗來使自己適應這些條件。